7月7日晚上，理想國舉辦了一場名為「我和我的同時代人——我們都曾經從高考作文開始」的線上直播，梁文道及第三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評委作家蘇童、孫甘露、楊照，詩人西川及音樂人張亞東就他們時代的高考作文怎樣寫和寫什麼，以及各自青年時代的創作進行了對談。
7月7日，是高考考語文的日子。大部分人這一生和文學創作最有關係的恐怕就是高考作文了，寫作文會影響到後來的創作嗎？還是僅僅作為一個應試教育中不得已而為之的任務？而在很多年前的八九十年代，如今已經是文壇大家的作家們是怎樣理解作文的呢？對話中，各位嘉賓各自談了自己與作文的緣分。
線上對話
當年我們怎樣寫作文？
西川：
我完全不記得高考作文寫的什麼了。我以前寫作文，老師會拿出來當範文，我自己就覺得很得意。但是我們那個時候要寫的不光是作文，我小的時候寫過兒歌，而且在全校的大會上朗誦著，我自己就覺得，我每學期必須寫一首兒歌，在全校的大會上朗誦。
我有一次寫了一個作文，我是學的蘇東坡。蘇東坡有一篇小文章就一句話，我也自己逞能寫了一篇作文，就一句話。老師把我臭批一頓，給我特別低的分。但是我自己拿著蘇東坡的《承天寺夜遊》，我說你看蘇東坡都可以這麼寫，我怎麼不能這麼寫？結果老師沒話說了。所以蘇東坡後來就成了我的大靠山。
孫甘露：
我沒有參加高考，所以沒有高考作文。但是我記得以前在課堂上，老師也是會把我的作文拿出來作為範文來讀。但是有一個情況，做課堂分析的時候，我的分析通常在老師看來是錯誤的，通常人們說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我歸納提煉出來的好像跟標準答案不一樣，這是令人非常沮喪的。
蘇童：
我參加高考是1980年，那年高考作文題目叫材料作文，給一段材料，關於達·文西年輕時候畫素描老是畫一隻蛋，讓你發揮寫一篇作文。我認為我的作文是強項，我認為我會得很高的分，但是事實上我的語文才拿了70多分，我後來是靠數學、地理拿高分考上的北師大。
今天談高考作文，我突然在梳理，我在四十年前有一個什麼冤假錯案？四十年前這個血案我今天梳理清楚了——我審題審錯了！我今天可以根據這篇作文得出兩個出題人希望你走的方向，有兩個方向我只走了一個，一個方向就是勤學苦練，但是另外一個方向，也就是一切都要從基礎做起，這個我提都沒提。當年我沒有從那個題目當中領會出這層意思來，所以我相信我的分是丟在這個方面了。四十年以後，我審題審清楚了，可惜這篇高考作文已經遠去了。
楊照：
我在高中的時候開始進入校刊社，後來又當了主編，但是我們一群人每次寫作文的時候就會設定非常清楚的目標：如果你在作文課得到很高的分數，我們就會嘲笑他，因為作文就是讓我們寫八股文。那時候作文評語，說一定要有結構，一定要有中心思想，那都是套裝的，你如果套裝套得很好才能得到很高的分數。那時候我們喜歡文學，喜歡讀詩，所以就很看不起這種東西。可是如果你拿到很低的分數也不會得到敬重，你就有一種特別追求的目標，我們希望寫完作文之後，發回來的時候上面是老師用紅字寫的「到辦公室來找我」，老師不知道怎麼打分數，我們用這樣一種方式挑戰老師。
我印象最深刻的，最過癮的一次，老師要求我們寫《梅臺思親》讀後感，那是蔣經國當時懷念他的父親蔣介石的，那是很重要的官方文件，所以要求學生必恭必敬講出你如何讀的。我們就在這上面大做文章，我記得我的一個同學說，這個《梅臺思親》太重要了，我一整天都在讀，早上起來也讀，最重要的重點是，我有一個時間讀不下去，因為我把這個書拿進到廁所裡，我在上大號的時候，因為太臭了，所以我沒辦法繼續讀這個書，我覺得我不應該讀這個書。寫這種作文，老師到底怎麼批改？對老師來講，給你高分也不行，不給你高分也不行，因為表示說你這麼敬重這本書。我們就用這種方式一直挑戰老師的耐心。
我要考高考的時候，必須收掉所有這些當時挑戰他的東西，乖乖地寫一篇文章。但是的的確確我當時的信心是文道剛剛所說的，我希望寫完這個不要再寫，再也不需要寫這種作文了。所以我自己印象最深的倒不是作文，是考完高考之後。我不是鼓勵今天考高考的學生朋友們做這件事，而是真的這是我的體會，我考完高考的那一天，還沒有回家之前，我就把所有的課本拿到校刊室門口，我們點了一把火把課本給燒掉了。
張亞東：
我上學的時候，每到課間的時候，很多同學都會把我圍起來講故事，他們知道我在編，但是聽得都非常當真。我想也許小的時候有編故事的能力，只是因為選擇音樂，沒有那麼多嘗試。但是或多或少跟文字的關係一直是有的，比如我要寫一封信，和朋友交流，或者是閱讀，這就是一種習慣，我覺得是以另外一種非專業的方式一直參與文字。如果你可以在文字或是音樂裡找到那個感覺，大概你就再也不會丟掉，不一定成為職業，對我來說你永遠都會跟它發生一個關係。
活動海報
談談青年時期的創作
「有才智的人可以鄙視他的時代，但他同時也知道，他不可改變地屬於這個時代，他不能逃離自己的時代」。青年寫作者必須面對這一切，不是憤世嫉俗，不是顧影自憐，不是抄襲現實，不是炮製性別、宗教的新類型文學，而是去做一個真正的現實主義者，爭取不可能之事，爭取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理解與重新聯結，爭取身份與地域之外的更廣袤、更真實的世界。高考作文或許只是很多人寫作生涯中非常微不足道的一瞥，而他們更多的文字都在處理各自和時代的關係，在7月7日的直播中，大家也談到各自的青年時期的創作：
張亞東：
七十年代的時候，獲得知識的途徑非常少。小的時候，比如我看一本書，或者我聽一個音樂，我只是渴望成為那個人，成為它的文字、成為它的音樂，所謂創作的衝動就是，我大概想要變成那樣。有的時候回看，只是覺得年輕時候真有勁，特別有那個衝動。現在覺得收斂很多。
西川：
我中學就開始寫點詩，寫古體詩。到大學我一開始也不想當個詩人，我自己的夢想是當個畫家。學校搞朗誦會，我有機會登臺，結果讀完以後掌聲雷動，那個掌聲我一輩子都沒聽過這麼長時間的熱烈的掌聲，所以我就有點下不來了。
年輕人幹事，是一幫人一幫人的，你寫的時候邊上一定也有人在寫，那些人還表揚你，有時候擠兌你，但是氣氛特別好，熱鬧。你又出風頭，你就覺得身上充滿了創造力。
孫甘露：
寫作首先是從閱讀來的，你讀了很多書，受這些作品的影響，漸漸的有一種想要表達的願望。實際上，我好像直到今天都沒有覺得自己是一個職業的寫作者。寫作這個事情跟你的感情、跟你的感受這些東西維繫在一起，我很難把它看成是上班。反過來講，可能在青少年時期你的創作還是很初級的，或者說很不成熟的時期，你的心理覺得自己是一個作家，當然我也寫過一點詩，覺得自己是一個詩人，這個感受並不是和你的寫作的成熟度、完成度來衡量的，而是你心裡對這個事情的態度來衡量的。
蘇童：
青少年時期，認識到文字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功能，好像它是可以變魔術的，因為文字的組合，因為造句的功能，讓文字可以變成詩，可以變成散文，可以變成小說。我記得有一次，我初中時期的一個班主任有一天寫了一首散文詩，散文詩對於一個孩子來說特別新鮮，特別刺激，我就坐在黑板面前研究他的詩。首先我認定詩寫得很臭，什麼課堂桌椅明亮之類的，但是這個變魔術的光彩我看到了，文字可以變成一個魔術。
楊照：
年輕時候寫作文，兩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個是同伴，另外一個是成就感，因為有這樣的同伴，所以我到了高中的時候開始編校刊。我們這群朋友當中，彼此有各種不同的訊息，彼此互相幫助，慢慢形成了一個標準。我從初中三年級開始寫詩，那時候會有一個自信心，那三年當中大概寫了將近兩百首詩，花費很大的是郵票錢，寄給各式各樣的詩刊，發現因為沒有人知道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寫的，大部分都被刊出來了，所以這時候就會感覺到，在這件事情上我可以被證明，我是能夠寫詩的人。
我剛開始的時候寫詩，本來是有一點信心的，可是後來為什麼改成以小說為主？一個比較早的原因，是到了高一認識班上的一個同學，其實就覺得很悲哀，我遇到的這個同學是我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因為我清楚知道他寫得比我好太多了，我覺得我寫詩一點前途都沒有。所以這讓我覺得我繼續寫詩有意義嗎？連在自己的班上都不是最好的，那你寫什麼呢。所以我後來相當程度上把比較多的力氣放在小說上，因為當時臺灣的那個氣氛對於我在成長過程當中跟文學的接近是很重要的。
我認為詩，尤其現代詩，年輕人可以寫得好，但是不見得只有年輕人可以寫好，例如說相對於小說，詩可以靠直覺，你甚至不必要有很多的文法，你可以靠非常豐沛的感情跟直覺寫出很好的詩。在臺灣這樣的例子太多了，像瘂弦，32歲之前把所有的詩寫完了。鄭愁予最好的詩基本都是20幾歲寫的。臺灣的很多詩人年輕時候爆發式地把詩寫完了，也寫出很好的詩。
但是小說裡面很多東西，包括從敘事的聲音，包括到結構，包括到思想，包括小說前後的關係等等，有很多需要通過時間進行練習，不太可能單純只是天才，天才也許可以寫到一篇、兩篇好的小說，像蘇童那麼早開始寫小說。一路寫下來你會知道小說需要很多的歷練跟琢磨，這是我覺得這兩個不太一樣的地方。
孫甘露：
青年寫作在今天，就像我們以前一直講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代言人，都有他的感情來表達。但是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人，還是在一個比較傳統的文學史的脈絡裡來看作品，來看年輕人的寫作。包括網絡寫作或者其他的一些寫作，我覺得可能是指的一種青年文化，並不是在一個傳統的文學意義上談論，可能裡面有很多人混合在一起，所以每個人、每個作品要單獨地來甄別、來討論，很難籠統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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