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我糾錯中前行
每一次的糾正與突破，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反思過去的道路、結合現實需要而作出的自我調整
任何一個歷久彌新的政黨，都是一個懂得總結經驗教訓、善於自我糾錯的政黨。中共90年，也是一部不斷自我完善的歷史。在這90年中，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兩次大規模的反思、自我的糾錯甚至否定，而每一次的反思和糾錯都帶來了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大發展：一是中共七大之前的延安整風，最終形成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另一個是十二大前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最終形成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每一次的糾正與突破，都體現了中共在反思過去的道路、結合現實需要而作出的自我調整，這一思路在對瞿秋白的評價問題上，表現得尤其突出。
《多餘的話》
瞿秋白，1927年八七會議後接替陳獨秀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並主持中央工作，成為繼陳獨秀之後，中國共產黨第二任最高領導人。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解除了瞿秋白中央領導職務。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達瑞金，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委員、人民教育委員會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等職。紅軍決定長徵後，瞿秋白雖然幾經要求隨軍長徵，但還是被留在即將淪陷的瑞金。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轉移途中，在福建省長汀縣被地方反動武裝保安十四團的部隊俘獲，關入上杭監獄。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國民黨軍殺害於福建長汀。當年目睹瞿秋白就義的悲壯場面的人這樣描述說：他從容鎮定地走出長汀的中山公園，邊走邊與同行者談話。「信步至亭前，已見小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獨坐其上，自酌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高唱國際歌，酒畢徐步刑場。」他指著一處草坪，微笑著說：「此地很好！」然後盤膝而坐……
大義凜然的壯舉，瞿秋白理應雕刻在歷史的英雄碑上。但是，歷史的詭秘卻讓他很長時間背著「叛徒」的罪名。何以如此？是因為他在就義前夕寫下的《多餘的話》。
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把曾經擁有過的浪漫、熱情、執著、苦悶、困惑、堅定等等，都以本來的面目留在兩萬多字的自白中。這一自白，後人讀來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揚向上鬥志，而是內心的痛苦、憂鬱、厭倦。按照中共建黨以來對黨員純而又純的要求——在敵人面前，要麼大義凜然地成為英雄，要麼苟且偷生地成為叛徒，刑場上的瞿秋白與《多餘的話》的瞿秋白，就難以重疊在一起。因而，當《多餘的話》的部分內容於1935年由國民黨「中統」主辦的《社會新聞》首先發表，1937年《逸經》半月刊全文刊載之後，中共方面對此的態度是，不相信。抗戰初期，有人曾問中共有關人士買不買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原稿，中共方面認為是偽造的，沒有買。
因為不相信，在瞿秋白就義10年後，1945年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他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在紀念瞿秋白就義2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決定將他的遺體從福建長汀遷到北京。陸定一在瞿秋白遺骨遷葬儀式上代表黨中央所作的報告中說：「瞿秋白同志是中國無產階級的無限忠誠的戰土。他獻身革命直到最後一息。他的高貴品質和畢生功績將活在人民的心裡，永垂不朽！」
但是，因為心存疑慮，在給予瞿秋白上述評價的同時，也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建國初年，瞿秋白生前的戰友馮雪峰主持編輯《瞿秋白文集》。按理說，既然是文集，而瞿秋白又是黨的領導人，他關於政治理論方面的論述也應收入書中，但是，中央卻有指示：只出版文學方面的論著。理由是他的政治理論方面的論著，聯繫中國革命實際很不夠。而在動議編輯《瞿秋白文集》時，1950年12月31日，毛澤東曾為《瞿秋白文集》寫了一篇序言。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裡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認為「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但耐人尋味的是，這篇短短的序言後來並沒有收入書中，而是30年後人們重新編輯《瞿秋白文集》時在檔案館裡找到的。雖然檔案材料並沒有揭示出不收入這篇序言的原因，但對《多餘的話》心存疑慮恐怕是最合理的解釋。
到了1960年代，伴隨著「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政治形勢，對《多餘的話》也由心存疑慮而承認有其事實了。據陸定一回憶：60年代初有一天，李克農來找他，說《多餘的話》的真跡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後人手中，已流出國外。他表示要賣，問陸買不買。陸仍認為是國民黨偽造的，不買。可是不久，陸到人民大會堂開會時，「毛主席、周總理都在座，我向他們報告了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總理說，我看過《多餘的話》的原稿，確是秋白的筆跡。總理的話當然是可信的。」
稍後，歷史學界發生了對於《李秀成自述》的爭論，戚本禹的一篇「大文」斷言，李秀成儘管在被捕後被殺，但他寫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狀。毛澤東以李秀成「晚節不忠，不足為訓」的批語支持了戚本禹的觀點。於是，有人就想到了瞿秋白《多餘的話》，認為其與李秀成一樣，「晚節不忠」。瞿秋白就逐漸不被人提起了。而到了是非顛倒的「文化大革命」，《多餘的話》就被污衊為瞿秋白「叛徒」的鐵證了。瞿秋白的墓也被瘋狂的紅衛兵砸毀。
還原歷史真相
「文革」結束後，在撥亂反正的歷史進程中，人們沒有忘記瞿秋白。1979年，《歷史研究》刊出學者陳鐵健的《重評〈多餘的話〉》一文，是第一次對瞿秋白從學術上進行公開公正評價的文章。
曾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的陸定一，在黨內首先倡議為瞿秋白平反。這年2月1日，他專門給「陳雲、黃克誠同志並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寫下一封信。信中說：「說秋白是叛徒，我很懷疑，現向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提出，請求複查此事，理由如下：(一)瞿在被捕之後，寫了《多餘的話》情緒消沉，這篇東西，因周總理曾見過，確是秋白所寫。但以此為根據，判定秋白是叛徒，則證據不足。因為它究竟不是自首書或反共宣言。(二)定秋白為叛徒的，是以謝富治為部長的中央公安部，時間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謝富治人品很壞，當林彪、『四人幫』走狗，誣陷了很多好人，對瞿秋白的叛變也拿不出可靠的證據，值得重新檢查，不能輕率相信。(三)秋白被槍決，國民黨曾發過消息，登過報。如果秋白叛變了，國民黨必須大肆宣傳。但這種宣傳並未發生。」
同時，陸定一對前來看望他的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說，你趕快給黨中央寫信，請求給你父親平反。瞿獨伊立即給中央寫信，要求為瞿秋白平反。中紀委調集五人，成立瞿秋白複查組，對外稱八組。
這年4月，瞿氏胞妹、已79歲的瞿軼群從居住地杭州寫信給任中紀委第一書記的陳雲，再次要求為瞿秋白恢復名譽，並要求修復「文革」中被砸的瞿母金太夫人之墓。陳雲於1979年5月20日對此信批示：「耀邦同志：此信請你閱批。」5月22日，胡耀邦在此信上批示：「瞿秋白同志要在明年給他一個公正的評價，請現在就搞材料。此信中的要求合理解決。請陳野蘋同志辦」。中組部副部長陳野蘋5月29日對該件批示：「請鶴壽同志閱後再轉中紀委第八組。」
經過大量調查研究，「瞿秋白問題複查組」在1979年底起草了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準備提交給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討論。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中紀委第三書記胡耀邦主持會議。會議修改和充實了即將提交中共中央通過的包括《關於劉少奇、瞿秋白同志的複查平反報告》等一系列文件。但遺憾的是，十一屆五中全會只通過了為劉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而對瞿秋白的平反文件未予通過。儘管如此，鄧小平仍明確指出：「歷史遺留的問題要繼續解決。比如這次會議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講他是叛徒就講不過去，非改正不可。」
1980年6月17日，紀念瞿秋白就義45周年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舉行，會議由中國作協副主席賀敬之主持，中國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文聯副主席周揚在會上講話，高度讚揚瞿的一生。第二天，中共中央組織部老幹部局負責人、社科院研究生院負責人、中紀委八組負責人等，在八寶山瞿秋白被砸的墓碑殘基前，敬獻了中組部送的花圈和親友獻的鮮花。
四個月後的10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了轉發中紀委《關於瞿秋白同志被捕就義情況的調查報告》的通知，明確宣布：「《多餘的話》文中一沒有出賣黨和同志；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四沒有向敵人乞求不死的意圖。」「它決不是叛變投降的自白書。」
1982年9月， 中紀委在對中共十二大進行工作報告中說：「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經過對他的被捕前後的事實調查，證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後堅持不屈不撓的鬥爭，因而遭受敵人殺害。」重新肯定了他光輝的一生，推翻了以往《多餘的話》是其「叛徒鐵證」的不實之詞。
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第七卷《政治理論編》中，收入了《多餘的話》一文。來源：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