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作為國民黨內部的幾大地方軍閥之一，其黨內資歷和地位都非常的高，如果當年閻錫山能夠早早投誠的話，相信他會在新中國得到一個比較高的職務，但有兩點可以確信，第一點就是他一定不會被授予相應的軍銜，甚至不會被安排在軍中任職；第二點就是他一定不會被委任一個有實權的官職，大概率會被安排一個有名無實的高官，例如某協副職或者委員。
為何這麼說呢？
我們都知道，閻錫山的地盤是山西，而在抗日戰爭時期，山西也是我軍活動的主要區域，所以抗日戰爭爆發後，我黨接受蔣介石的改編，先是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又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但不管是第八路軍還是第十八集團軍，我軍名義上都成了國軍的序列，而且還被劃到了第二戰區，名義上接受第二戰區司令部的指揮，而當時第二戰區最高司令長官是誰呢？就是閻錫山。
所以說，抗日戰爭時期，我軍名義上是歸閻錫山指揮的，而像第十八集團軍的朱總指揮和彭副總指揮那在名義上也都是閻錫山的部下。
因此這麼來看的話，假如閻錫山投誠了，作為朱總指揮和彭副總指揮昔日的上司，我黨又該如何去安排他呢？給低了不好看，給高了不合適，思來想去，唯一比較滿意的安排就是筆者在開頭所說的那樣，不授銜而給予一個有名無實的高官。
但是，如果閻錫山投誠時間較晚的話，那麼情況又不一樣了，假如他在太原戰役結束後投誠的話，作為敗軍之將，他是沒有任何籌碼去與我黨談判以此來換取更多利益的，這是自古以來從未改變過的事實。
當然了，我黨也不會太過虧待那些主動投誠而來的國軍將領，畢竟當時我軍還是非常注重抓取輿論和民心的。
可能很多人會拿其他一些投誠的國軍將領來作比較。
像55年被授予上將的陳明仁，他在投誠之前也曾跟我軍交過手，後來幡然醒悟，與程潛一起通電起義，這是投誠的國軍將領中被授予的最高軍銜。
除此之外，像當時的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也曾與我軍交過手，通電起義後做到了水利部部長、某協副主席的位子。
而相比於陳明仁和傅作義，閻錫山在國軍的地位和職位顯然更高，所以即便閻錫山在太原戰役結束後投誠，也會像傅作義、陳明仁那般受到我黨高度認真的歡迎和安排。
但事實真是如此嗎？在筆者看來，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很顯然是忽略了閻錫山身上一個與傅作義、陳明仁不同的情況。
這個情況就是閻錫山早年與我黨的一些不太友好的過往。
雖然抗日戰爭時期，閻錫山名義上是我軍的直屬上司，但實際上閻錫山對我軍是充滿防備甚至是敵意的，也因為此兩軍曾發生過很多不友好的事情。
抗日之初，我軍曾與閻錫山共同合作成立了「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棲盟會，並在閻錫山的同意和支持下組建了有別於閻錫山山西舊軍的「山西新軍」。
雖然新軍名義上還是歸屬閻錫山指揮，但實際上這是一支我軍的武裝。
可以說在抗戰之初，尤其是太原失守之前，閻錫山對棲盟會和新軍的態度還是比較緩和的，因為在日軍進入山西後，閻錫山的舊軍戰鬥力被日軍完全碾壓，閻錫山意識到組建新軍的重要性，他當時的想法是希望能夠利用我黨的優勢去組建一支完全屬於自己的武裝力量，本質上來講，他是想利用我黨為他所用，然而他還是忽略了我黨的另一大優勢，那就是對新軍將士們在思想方面的鼓舞。
所以，當太原失守，新軍又不聽自己指揮的情況下，閻錫山意識到了這一「大患」，此後他開始敵視我黨，棲盟會及新軍，直至發動了旨在消滅棲盟會和新軍的「晉西事變」。
晉西事變的發生標誌著閻錫山正式走到了我黨的對立面，甚至為了消除這一「心頭大患」，閻錫山寧願被俘「漢奸」的罵名而企圖投靠日本人。
假如當時閻錫山真的投靠了日本人，那麼他將是國軍抗日戰爭時期投敵的最高將領，可以想像到閻錫山投敵後對整個國內抗日局勢會產生多大的影響。
所以，正是因為這兩件事的發生，使得閻錫山與我黨之間的關係已經非常的對立了，而閻錫山本人也非常清楚，因此日後他竭盡全力與我軍決戰太原，即便敗局已定也從未想過要與我軍談判。
最後筆者想要說的是，閻錫山作為一個資歷頗老的軍閥，他能夠主政山西幾十年而不倒也自有他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閻錫山將「趨利避害」做到了極致，其本身也具備了非常敏銳的嗅覺，他可以犧牲任何可犧牲的東西，包括名譽來換取對山西的控制，即便是投靠日本人也是可以考慮的，所以這樣一個嗅覺靈敏，狡猾如狐的老軍閥，他難道猜不到自己投誠我黨後的下場嗎？
所以他寧願放棄之前的隔閡跟著老蔣到對岸穿一條褲子，也不願留在大陸，若再參考黃紹竑等一幹原國軍高級將領的下場，不得不說，閻錫山的選擇從他自身情況出發是完全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