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黔王家大院
—————— 探討王氏歷史，傳承祖先榮光—————
提要:《國語》《逸周書》中的太子晉是周靈王太子，明辨聰穎，惜乎早亡；王子喬為上古時期的仙人，以長壽出名。到西漢時期，因方術盛行以及宗族崇拜的需要，發生了符號轉移，二人變為一人。東漢中期至東漢末年，處於二人是否為一人的辯爭時期；魏晉時期，因託名劉向的《列仙傳》的出現以及魏晉士人精神寄託的需求，這種轉變為社會廣泛接受。東漢中期，太子晉已被部分地區的王姓尊為始祖，但尚未形成統一的觀點;受政治的影響，只有琅琊王氏皆尊太子晉為始祖。至初唐，同樣因政治的影響最終形成「天下王氏出太原」的觀念。關鍵詞:太子晉；王子喬;融合；宗族崇拜；天下王氏出太原作者簡介：魏代富（1985――），男，山東莒縣人。2013年畢業於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先秦兩漢文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在《甘肅社會科學》、《周易研究》等中文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二十餘篇。先後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文》編纂整理與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託項目「《子海》編纂與研究」等的編寫工作，目前已完成《尸子疏證》、《殷芸小說補正》、《荀子匯校匯注》的編寫。據太原王氏族譜，王姓得名於王子喬，而王子喬為周靈王的太子姬晉遊於伊、洛後所用名。據《國語》《逸周書》的記載，太子晉是周靈王太子，自幼聰慧而富於言辭，曾以言語折服師曠。而見於《楚辭》《戰國策》等典籍的王子喬屬於傳說中的神話人物，其生平行歷缺乏詳細記載。毫無關係卻在後世成為一人，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兩人的融合始於何時?是什麼原因導致了融合的發生?為何會被社會廣泛地接受?王姓為什麼會將王子喬認作始祖?這一觀點形成於什麼時期?還有今天人們常說的「天下王氏出太原」，但在早期典籍中王姓之祖非止一家，為什麼後來會皆歸於太原王氏?這些問題關係到對傳說演變的正確理解和對傳世文獻與出土碑刻等的正確解讀，關係到科學的姓氏學的建立和對古代氏族遷徙、分支的正確認識，也關係到對民族的宗族情結的正確認識，而目前學術界缺乏統一的認識和系統的論證。因此筆者不揣淺陋，通過典籍記載以及出土文獻方面的材料，嘗試對這些問題進行解答。先秦典籍中，太子晉之事分別見於《國語·周語下》與《逸周書·太子晉》。關於《太子晉》的成篇時間，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三墳補逸下》雲:「太子晉事甚詭誕，蓋戰國人以晉早慧而夭，為此說以神之。」譚家健先生認為:「(《太子晉》)對話中有大量韻語，這種現象在春秋文章中少見，到戰國中期才大量出現。」［1］羅家湘教授認為:「太子晉雖有十個回合的論辯，但雙方詩樂唱和，不矜不燥，表現得溫文爾雅，與戰國諸子的縱橫捭闔、放言無憚決然不同，因此，該篇應是諸子相互論爭的戰國中期前的作品。」［2］分別從文風、用韻、辭氣出發，斷定此篇為戰國時所作，則最早記載太子晉之書當為《國語》。《國語》所載太子晉事，節引如下:靈王二十二年，谷、洛鬥，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著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這篇文章主要說周靈王之時，周王城附近谷水與洛水合流，水勢洶湧，將要毀壞王宮，周靈王欲阻塞之，太子晉進行勸諫，但周靈王沒有聽從。關於這段文字的真實性問題，馬振方分析道:「當時對於言語記錄的真實狀況和局限性，數百言甚或數千言的長篇大論根本無法計入簡冊。今之所見先秦史書的此等長話(指《論語·季氏將伐顓臾》)，應是私人著述的個人發揮和虛擬產物。」並進而引申道:「《國語》中偌多由人物長話構成的洋洋大觀之文也應屬於這種情況。」［3］此說與章學誠「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史通義·詩教》)相悖，而且竹簡編綴相連，一文可數卷載之，何來數百言、數千言無法計入簡冊之說。這段文字或有瞽史口傳中的增飾，但人物、事件、時間、地點等基本要素是可靠的，結構框架也應是大體相近的。關於此段文字的產生時間，文中言及周定王(此指周貞定王)，然《國語》一書，多有驗辭，與《戰國策》相較，《戰國策》雖逞文辭之變，考之史實，未必皆合。蓋《戰國策》說辭與結果之間時間相續，故多有當時聽其說辭而後卒背之者;《國語》說辭與結果之間時間相隔較遠，故其說辭多能徵驗。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即是《國語》的說辭與驗辭不是作於同一時間，驗辭為流傳過程中後人補入。而且文中說:「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時晉為太子，應十五之數，焉有自雲「不濟」之理。此「十五其不濟」與「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相合，蓋為此文者必經歷景王之亂，則此文至少作於景王亂始生之後。又「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對「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而「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未有相對之句，厲王以下第十八王為周元王，元王之時，周王室更加衰卑。若作者睹此，文中當有相對應之句，故不能因「定王」二__字而否定此篇說辭成於春秋時期。李炳海先生說:「太子晉勸諫靈王，相繼援引《大雅·桑柔》《大雅·蕩》的詩句，而且對《大雅·桑柔》的詩句連續引用兩次，先是取自第一章，後來又取自第三章。一次援引兩首詩的三段句子，反映的是魯襄公期間的引詩風氣。」［4］亦不屬之於貞定王之後。綜上，這段文字是後人據史家講誦增飾而成，說辭成文時間約在周景王至周元王期間，驗辭成文時間在周貞定王之後。從文中惟能得知太子晉具有深厚的學識和敏銳的洞察力，這即是早期太子晉的形象。文中也頗有些虛幻神秘的色彩，如「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帶有宗教解釋的性質;「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用預設而使自身陷入神秘主義。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逡巡而退，其不遂。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為誅。」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瞑臣往與之言，若能幪予，反而復之。」……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於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師曠對曰:「……王子，汝將為天下宗乎?」王子曰:「太師，何汝賤我乎?自太皞以下至於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大當時而不伐，天何可得?且吾問汝之人年長短，告吾。」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於帝所，汝慎無言，殃將及汝。」關於此篇文體性質，呂思勉《經子解題》雲此篇「頗類小說家言」，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同，胡念貽《〈逸周書〉中的三篇小說》則徑將其歸為小說，一說類於賦，持此說者有程毅中《敦煌俗賦的淵源》、劉光明《〈逸周書〉的一篇戰國古賦》、趙逵夫師《歷代賦評註》、伏俊璉師《俗賦研究》等①。在先秦之時，賦及現代意義上的小說的文體概念並沒有正式形成，文體與文體之間缺少明確有效的界限。從這段文字的敘述結構、方式來看，兼具有後世賦、小說的特徵。前面已經論說，此篇成於戰國時期，且歷來斥其荒誕，前引王應麟說已可知，清人謝墉雲:「若《太子晉》一篇尤為荒誕，體格亦卑弱不振。」又雲:「此篇誕而陋，與諸篇絕不類。」「荒誕」就其敘述言之，表明了其含有大量虛構的成分;「卑弱不振」就其語言、辭氣鄙陋言之，表明了其應該來源於民間。近人張錦池《志人小說論綱》認為:「《逸周書》文字粗鄙而淡乎寡味;可《太子晉》寫師曠和太子的對話，卻問答委婉，口角親切，思想精睿，層次清晰而餘味曲包，仿佛有一個早熟的兒童躍然紙上。」［5］這裡要注意的是，「層次清晰而餘味曲包」與「卑弱不振」並不矛盾，而是視角不同的關係。王應麟、謝墉就敘述主體的文學素養言之，張錦池則就敘述客體的情節魅力言之。在《國語》中，太子晉的形象為「具有深厚的學識和敏銳的洞察力」，《太子晉》中太子晉的形象和《國語》相類，都是說其聰明早慧，可惜的是其人短壽早夭。再看王喬的早期身份，《戰國策·秦策三·蔡澤見逐於趙》：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②，孰與以禍終哉?王子喬父問彭祖曰:「人氣何是為精乎?」彭祖答曰:「……慎守勿失，長生累世。累世安樂長壽，長壽生於蓄積。……」［6］今夫王喬、赤松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從以上的文獻中可以看出王喬是通過吞吐天地之氣而長壽的真人，生活時代和流傳特徵均與彭祖相近。這和太子晉十八而亡有著天壤之別，所以說王子喬和太子晉是兩個人。首將兩人聯繫在一起的是署名劉向的《列仙傳》，其文云：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日:「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但是《列仙傳》有古本、續本和今本，今本產生時期較晚，是託名劉向的，未必可據。劉向早於王充，而王充尚不以王子喬為太子晉，何以劉向獨志之?比王充略早的桓譚作有《仙賦》：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為「存仙」。……夫王喬赤松，呼則出故，翕則納新。夭矯經引，積氣關元。精神周洽，鬲塞流通。乘凌虛無，洞達幽明。諸物皆見，玉女在旁。……(《藝文類聚》卷七十八)費振剛等《全漢賦校注》注王喬曰「指周靈王太子」［7］，但賦中稱「呼則出故，翕則納新。夭矯經引，積氣關元。精神周洽，鬲塞流通」，和《淮南子》中相同，顯然也指靠養生而成仙的王子喬，而非「不壽」的太子晉。雖然《列仙傳》所載之事未必是，但將太子晉與王子喬視為一人的說法產生得很早，王符《潛夫論·志氏姓》載：周靈王之太子晉，幼有成德，聰明博達，溫恭敦敏。谷洛水鬥……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其後三年而太子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豫自知去期，故傳稱王子喬仙。仙之後，其嗣避周難於晉，家於平陽，因氏王氏，其後子孫世喜養性神仙之術。這裡有三點需要注意:第一，太子晉所以被稱作仙人，是因為「豫自知其期」，和王子喬靠養生成仙不同。第二，王符是對太子晉與王子喬為一人持否定的態度。第三，此段論姓氏來源，表明王姓與太子晉至少在此時已聯繫在一起。這種聯繫的出現和符號轉移有關，太子晉又稱「王子」，與王子喬之「王子」發生轉移，此其一。《國語》中的「王子歌《嶠》」，亦與「王子喬」易相混淆，此其二。轉移完成後需要一個被接受的過程，這個過程與祖先崇拜有關。祖先崇拜是密切宗族成員關係的強韌紐帶，「這個宗族的人崇拜與祭祀祖先神靈的目的之一，就在於強化本宗族的內部團結」［8］。實現「內部團結」要求其祖先以偉大、光輝的形象出現，但具有這種形象的祖先未必存在，於是就出現了虛構祖先的現象。「在宗族文化中，人們共同的代表就是一個共同的文化祖先，這是一個文化符號，找到了這個文化符號也就找到了人們信仰的原始驅動力」［9］，「找到」說明文化符號的虛構性。從《潛夫論·志氏姓》的記載來看，應是王姓為了虛構家族的文化符號，將王子喬和太子晉捏合在一起。應劭《風俗通義》卷二也載錄了《潛夫論》的內容，和葉縣令王喬並載，也並沒有肯定太子晉即王子喬。王逸注《楚辭》，《遠遊》「吾將從王喬以娛戲」注云「上從真人與戲娛也」，《惜誓》「赤松王喬皆在旁言」注云「遂至眾仙所居而見赤松子與王喬也」，皆未言及太子晉。蔡邕《王子喬碑》:「王孫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也，聞其仙舊矣，不知興於何代……」，雲「不知興於何代」，則非太子晉明矣。高誘注《齊俗訓》雲:「王喬，蜀武陽人，為柏人令，得道而仙」，亦不用太子晉事。《史記·封禪書》司馬貞《索隱》引裴秀《冀州記》雲:「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犍為武陽人，為栢人令，於此得仙，非王子喬也。」與高誘注《齊俗訓》同，「非王子喬」是對太子晉即王子喬的說法進行反駁。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知道，在當時柏人令王喬才是傳說中的靠養生得道的王子喬，但是此時太子晉即王子喬的說法已經廣為流傳，裴秀認為不正確，故特為之說明。可見太子晉即王子喬的說法並未成為主流。誠如上所說，太子晉即王子喬的說法早在王符之前就已經提出，到了裴秀時期已廣為流傳，《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曹操《秋胡行》其二:「赤松王喬，亦云得道。得之未聞，庶以壽考」;曹丕《芙蓉池作》:「受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嵇康《養生論》:「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李善皆以《列仙傳》證之，就「等期」、「受命」、「爭年」來看，其原型仍為長壽之王子喬。但此時的詩中已有將二人混為一人者，如阮籍《詠懷》六十五：王子十五年，遊衍伊洛濱。朱顏茂春華，辯慧懷清真。焉見浮丘公，舉手謝時人。輕蕩易恍惚，飄颻棄其身。飛飛鳴且翔，揮翼且酸辛。其四雲「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王子晉」也就是太子晉，可知在阮籍之時，今本《列仙傳》已經成書，而且流行開了，阮籍受《列仙傳》影響而取其說。只是不能推知在曹丕、嵇康的意識中，是否已經和太子晉混淆在一起。從上面引文中的「發伊洛」、「御飛鶴」、「控鶴」等來看，皆用《列仙傳》故事，所以可以肯定的是，自公元4世紀以後，太子晉與王子喬完全融合。之所以在魏晉時期被廣泛接受，除了託名劉向的《列仙傳》影響廣泛外，還與當時的社會狀況有關。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戰爭頻仍，士人們對現實充滿失望，有種朝不保夕的無奈感，從而不得不轉向追求精神的解脫。太子晉早逝正是對生命無常的詮釋，其少年成仙又為生命提供了完美的歸宿，加上吹笙控鶴的浪漫主義思想，無疑恰恰迎合了當時的需要。王，周靈王太子晉。八世孫錯為魏將軍，……生翦，秦大將軍。生賁，字典，武陵侯。賁生離，字明，武城侯，二子元、威。元避秦亂，遷於琅琊，後徙臨沂，四世孫吉字子陽漢諫議大夫始家皋虞，後徙臨沂都鄉南仁裡。與上引《潛夫論·志氏姓》相比較，《志氏姓》以太子晉為平陽王氏始祖，《古今姓氏書辯證》卻以為太原、琅琊王氏始祖，我們來看其間的變化過程。琅琊王氏最初虛構的文化始祖是王子成父，乃周桓王第二子，原任東周都城洛邑之城父，避「子克之亂」奔齊，其後世仍被尊稱為「成父」。第三世「成父」曾屢次敗狄，功業甚著，在齊影響很大，齊之王氏便多將其始祖定為王子成父(按指第三世的王子成父)。齊王氏文化符號的構建也比較早，或與平陽王氏構建時間相同。《冀州刺史王純碑》載：君諱純，字伯敦，魏郡太守之子，其先出自□□□□□後也。……頌曰:奐矣王君，有虞之胄，封陳興齊，枝葉繁茂。［10］603從《頌》中「封陳興齊」來看，應是指王子成父。又有《王基斷碑》：……子有成父者，出仕於齊，獲狄，榮如孫湫，違難為萊大夫，……［10］34「孫湫」即叔孫僑如，與王子成父同時，以獲狄聞名。碑中提到「萊大夫」，似萊地(今山東黃縣東南)王氏亦以王子成父為始祖。從上面來看，平陽王氏將其祖先追認為太子晉，其實並未在很大範圍內得到認同。此時太子晉也尚未突出出來，所以其他王氏並未將其追認為先祖。蔡邕《王子喬碑》還有一段記載：紹胤不繼，荒而不嗣，歷載彌年，莫之能紀。暨於永和之元年(136)……春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杖竹策，立冢前，呼樵孺子尹永昌曰:「我王子喬也，爾勿復取吾墓前樹也。」須臾，忽然不見。《王子喬碑》成篇於延熹八年，《潛夫論·志氏姓》成篇早於《王子喬碑》③，文中說「紹胤不繼，荒而不嗣」，說明在蔡邕的意識__中，王子喬是沒有後嗣的，只是好道之人前來拜祭。可見平陽王氏以太子晉為先祖的影響範圍有限。隨著太子晉地位的提升，逐漸取代王子成父成為山東一帶王氏的始祖。山東王氏中，又以琅琊王氏為最著，受琅琊王氏政治地位的影響，其始祖為太子晉的說法逐漸統一。《文選》卷四十六任彥生《王文憲集序》云：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諜詳焉。可以肯定的是，琅琊王氏以其始祖為太子晉的觀點至少在劉宋之時基本確立並成為一致的看法，見於碑刻者如建義元年的《王誦墓誌》：公諱誦，字國章，徐州琅琊臨沂人。導遙源於神跡，啟盛胄於仙信。［11］167君諱紹，字安宗，徐州琅琊郡臨沂縣都鄉南仁裡人也。姬文以大聖感源，子晉資儲仙命氏。［11］130君諱袞，字公衣，琅琊臨沂人。……御鶴賓帝，修名肇自伊川……［11］328就我們目前見到的資料，劉宋之後，琅琊王氏皆以太子晉為始祖，未有異例，且琅琊王氏自成體系，與太原王氏不相干連。太原王氏的情況比較複雜。太原王氏非大族，所以在唐以前未能形成統一的文化符號。就出土碑刻來看，或雲王子晉，或雲王子成父，或雲王翦。熙平元年《王昌墓誌》：公諱通，其先太原人也。粵乃仙嶽含靈，毓禎圖而賜爵……［10］296君諱偃，字盤虎，太原晉陽人也。其先蓋隆周之遐裔，當春秋時王子城父自周適齊，有敗狄之勳，遂賜王氏焉。［11］190君諱弘，字世道，太原介休人也。三世名將(按指王翦、王賁、王離)，播茂績於秦朝;一代偉人，飛翰聲於魏室。［11］333除了琅琊王氏、部分太原王氏將太子晉列為始祖，其他地方的王氏也有如此者。如大業十二年《王世琛墓誌》：君諱世琛，字閏德，馮翊郡馮翊縣人也。若乃仙儲啟胄，王家命氏……［11］344君諱成，字胡仁，周成康之苗裔，王子晉之後也。［11］353王成卒於隋時，其墓誌發現於今洛陽，則洛陽有王氏以太子晉為始祖。這種天下雜亂的情形在初唐發生改變，形成「天下王氏出太原」的說法，即:太原王氏為太子晉之後，其他各地的王氏均由太原遷出。君諱智本，字之曰子元，太原人也。祖因官於河南，其先周王子晉之苗裔，漢相國陵之胤緒也。［12］103君諱建，字師，并州太原郡人也。通三命氏，自南河之揖讓虞賓(按指伊川成仙事);法五封侯，暨西漢之盛稱元舅。［12］181公諱□，字遊藝，太原祁人也。其先周王子晉之後。［12］140公諱冷然，字仲清，太原人也。昔周靈王太子晉御六龍之駕，遊九天之上，世人旌其道化，以王子之後，因為氏焉，公則其後裔也。［12］3再來看其他各地王氏稱其由太原遷出的例子，陳子昂《申州司馬王府君墓誌》：君諱某字某，先太原人也。……太子晉得鳳凰之瑞，恭揖群後，上為帝賓。……今為雍州人，君即敏侯之元子。長壽原在今陝西渭南，總亦歸之於太原王氏。又景龍三年《王齊丘墓誌》：君諱齊丘，字尚一，本太原人。八代祖遵業為魏黃門侍郎，生安喜。安喜為河東太守，子孫家焉，故今為郡人也。［12］92隋河東郡在今山西運城一帶。又先天元年《王傑墓誌》：君諱傑，字韜光，河南人也。淮水靈宗，符景純之遠筮;緱山真派，觀子晉之上遷。［12］3此明言為河南人。以上三例，皆非太原王氏，但都說是太原王氏之後。前面說過，琅琊王氏本自成一支，與太原王氏毫不相干，然初唐之後，亦云出自太原王氏。如開元十七年《王同人墓誌》：公諱同人，周太子晉之後，因號命族，家於河東(此處指太原)，洪瀾派分，邁德惟永。漢昌邑王中尉諷諫宏遠，謝歸皋虞，因為琅耶著姓。［12］8上引自《王智本墓誌》《王建墓誌》《王遊藝墓誌》《王齊丘墓誌》《王傑墓誌》《王同人墓誌》，多集中於公元8世紀初，可見在此之前，「天下王氏出太原」的說法基本形成。這種現象的形成與唐王朝的政治活動密切相關。李淵、李世民本非世家大族，門第不高，通過撰修家譜來提高聲望。據《舊唐書·高士廉》傳，唐太宗命高士廉修譜牒，編名《氏族志》，「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也就是說按照官爵的高低來決定姓氏的排名。這就會導致很多姓氏來源是按照在朝中最高官員的族譜來定。王氏在當時的最高官員是王珪，他與房玄齡、杜如晦、魏徵齊名，為初唐四大名相之一。《新唐書》列傳二十:「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也。」上引熙平元年《王昌墓誌》:「君諱昌字，天興太原祁縣高貴鄉吉千裡人也。……王根肇於子晉，金枚光於太原。」開元十五年《王遊藝墓誌》:「公諱□，字遊藝，太原祁人也。其先周王子晉之後。」皆是太原祁人，皆雲太子晉之後，是太原祁縣王氏以太子晉為始祖。高宗時重修《氏族志》，改名《姓氏錄》，通過等級劃分提高新貴的地位。一旦官修族譜將太原王氏始祖定為太子晉，其他地方的王氏為了榮耀家族的來源，往往也會將始祖附會為太子晉。同時各地王姓定宗族出於太原，與唐王朝源於同地，可以提高家族在世俗中的地位。還有一次著名的事件，即武則天封禪嵩山。武則天為并州人，而太原屬并州。《隋故王香仁墓誌之銘》：君諱德，字香仁，其先并州太原人也。周王至德，設明堂以配天;副主登仙，乘白鶴而輕舉。是并州亦以太子晉為王氏始祖，武則天心目中當有太原王氏出於太子晉的概念。據《舊唐書·禮儀志》：則天證聖元年，將有事於嵩山，……粵三日丁亥，禪於少室山。……(封)王子晉為升仙太子，別為立廟。又《通鑑》載其聖歷二年「幸嵩山，過緱氏，謁升太子廟」。武則天重視太子晉，有自己的政治目的［13］，但無意中也推動了「天下王氏出太原」說的發展。研究太子晉傳說的發展演變過程具有重大的意義。首先，解決這一問題，對於正確地解讀古文獻具有重要意義。從李善《文選注》到現在的許多文學注本提及「王子喬」，多將其注成太子晉的別名。通過上面的分析可知，這種注釋是不妥當的，魏晉以前著作中出現的「王子喬」只能注為「古仙人」，魏晉時期的作品則要根據具體文意來注，魏晉以後注為太子晉則基本無誤。其次，中華民族有著很深的宗族情懷，研究太子晉作為始祖的形成及發展過程，有利於正確地把握民族的宗族情結。再次，理清太子晉傳說的發展演變以及「天下王氏出太原」的形成過程，有助於推動姓氏學、宗譜學的進一步研究。①以上轉引自趙逵夫:《歷代賦評註·序》，成都:巴蜀書社，2010年，第39—40頁。②日本學者大行徹認為將「喬松」解作「高大的松樹」，「喬松之壽」也就成了以松樹壽命長來比喻人壽命長(大行徹:《松喬考———關於赤松子和王子喬的傳說》，《復旦學報》，1996年第4期，第104頁)。但在《戰國策》中，「松喬」與「伯夷」相對，「松喬」也當以解作人名為長。而且王喬見於《楚辭》《淮南子》、馬王堆帛書，這些足以說明王喬在戰國時已經廣為流傳。再者，《易林》之《臨之剝》卦、《觀之剝》卦、《大壯之解》卦皆有「壽如松喬」之句，而《訟之家人》稱「松喬彭祖」，則「松喬」為人物可知。最後，當時喻長壽者，若「眉壽」、「黃耇」、「鮐背」，未有聞以「松」喻壽者，不當以後起認識來詮釋前人思維。③《志氏姓》成於121年之後，而《潛夫論》成書時間約在107年至140年之間，所以《志氏姓》成篇不會早於140年。參:張覺:《王符〈潛夫論〉考》，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8年第4、5期合刊，第2—3頁。［1］譚家健．《逸周書》與先秦文學［J］．文史哲，1991，(3):75．［2］羅家湘．《逸周書》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4．［3］馬振方．《國語》《左傳》的虛擬成分與文類辨析［J］．中國典籍與文化，2011，(2):17．［4］李炳海．春秋後期引詩、賦詩、說詩的樣態及走向［J］．社會科學戰線，2011，(1):143．［5］張錦池．志人小說論綱［J］．北方論叢，1994，(5):81．［6］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M］．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923—930．［7］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5:342．［8］晁福林．試論春秋時期的祖先崇拜［J］．陝西師大學報，1995，(2):90．［9］李冬梅．宗族崇拜———一個民族的文化信仰［N］．邯鄲日報，2009—04—18．［10］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石刻文獻全編(二)［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11］趙萬裡．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12］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十八冊)［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3］王靜．節愍太子墓《升仙太子圖》考———兼論薛稷畫鶴的時代背景［J］．北京大學學報，2007，(4):110—118．作者簡介:魏代富(1985—)，男，山東莒縣人，西北師範大學2010級博士生，主修中國古代文學先秦兩漢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