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卓別林：卓眼視界」展覽正在上海餘德耀美術館進行，這是一個講述喜劇大師卓別林一生的展覽。如果把他的人生劃分為鏡頭內和鏡頭外兩個部分，那麼一邊是那個戴著圓禮帽的流浪漢，一邊則是遭受政治打壓、情感生活混亂的大明星，這兩個形象合在一起，才是一個完整的卓別林。藉由展覽的機會，卓別林之子尤金·卓別林來到上海，並接受了專訪。
在位於瑞士洛桑的愛麗舍攝影博物館（Musee de l』Elysee pour la Photographie），收藏有2萬多張有關查理·卓別林的照片檔案資料，包括底片、印刷品以及原始影集。這些照片大多未公開過，從出生到去世，從英國到美國，再到瑞士，涵蓋了卓別林的一生。
在達成與愛麗舍攝影博物館的合作後，上海餘德耀美術館將這其中300餘張照片、文獻搬到上海，開啟了「查理·卓別林：卓眼視界」展，從6月持續到10月。愛麗舍博物館館長塔蒂揚娜·弗蘭克（Tatyana Franck）認為，這個展覽「試圖重估藝術家革命性的藝術遺產」。
事實上，卓別林的藝術價值是公認的，我們能在展覽中看到的，是一個更完整的查理·卓別林。其中既有那些光鮮亮麗、為人熟知的熒幕形象，又有那個鏡頭之外的他，或是溫柔，或是自我，或是落寞。卓別林的每一個細節點滴都在這些影像資料中，定義出一個更真實的他。
美國成就了這個英國人的一切。1889年4月6日，查理·卓別林出生於英國倫敦，家庭生活很拮据，母親是一個舞臺劇演員，小查理不到10歲就走上了舞臺。他對幽默的敏感度大概是天生的，第一次通過表演讓人發笑是演一隻貓，完全依靠肢體動作和表情。
就這樣童年時在舞臺上跌跌撞撞，直到1910年，開始跟隨英國當時最出色的默片劇團經理弗雷德·卡爾諾（Fred Karno）的劇團去美國巡演。展覽中，有一幅查理第一次扮作流浪漢的照片，大約是1914年3月，他身材瘦小，溜肩，黑色圓禮帽歪扣在一頭捲髮上，黑色的領帶系得很緊，勒著脖子，眼神裡充滿挑釁。
後來，另一位默片大師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談起卓別林時說：「查理的流浪漢是一個遊手好閒的人，有一套遊手好閒的邏輯。他很可愛，但一有機會就會偷東西。」這一年的《威尼斯兒童賽車記》讓流浪漢角色進入了人們的視野，很快他就開始自編自導自演，還擔任製片和剪輯，1918年創建了自己的電影公司。
「如今看來，卓別林之於20世紀電影的影響，渾然天成的喜劇表演是一方面，另一個重要方面在於成為推動電影產業的一員。他不僅僅是個演員，而是真正意義上的電影人。」塔蒂揚娜·弗蘭克告訴我。
在影片《尋子遇仙記》讓他名利雙收後，他買下4畝柑橘園創建自己的影視基地，這時的卓別林開始完全掌控自己電影的走向，在鏡頭內外讓自己與角色之間完成對話。在展覽的「無聲之聲」部分，策展人著力展示了卓別林在音樂上的成就。
卓別林對默片的堅持，形成與有聲電影的抗衡，這在電影史上是經典的一個篇章。他最著名的無聲電影《城市之光》和《摩登時代》，實際是在有聲電影被發明後才拍攝的。《摩登時代》一直被認作是無聲電影，但其實是有電視聲和收音機聲的。
不過最為驚喜的是，影片結束時卓別林自己哼唱的那首歌，這是第一部可以聽見卓別林本人聲音的電影。但正因為默片的突出，作為觀眾的我們往往忽略了卓別林對電影音樂的貢獻，雖然不識譜，他卻經常自己譜寫電影配樂，他自學了鋼琴、小提琴和大提琴。
無論是對底層小人物的細膩刻畫，還是對機械化工業生產的控訴，卓別林的重點都在人本身，他關注人性與愛。法國新浪潮時期著名電影理論家巴贊（André Bazin）曾寫道：「對於電影來說，熱愛人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我們不首先探索卓別林的影片所反映的特有的愛心、溫柔和感傷情緒，那就不可能透徹理解他們的藝術。」
在卓別林的電影中，總是一人出場，一人落幕，這種悲與喜、孤獨與狂歡的反差，似乎成了喜劇演員的宿命，卓別林也不例外。在1991年根據《卓別林自傳》改編的由小羅伯特·唐尼（Robert Downey Jr.）主演的電影《卓別林傳》中，最後查理老得無能無力時拿了奧斯卡終身成就獎。
上臺前他跟妻子烏娜說：「你知道人老了最糟糕的是什麼嗎？是不能保護自己。我年輕時有權有勢，可以拍電影，想讓他們笑就讓他們笑，想讓他們哭就讓他們哭。現在，我只能靠他們的憐憫。」然而，他應該知道，臺下的掌聲並非是一種憐憫，而是永恆的致敬。
1952年，63歲的查理·卓別林帶著第四任妻子、美國著名劇作家尤金·奧尼爾的女兒烏娜離開美國，定居瑞士，直至1977年去世。尤金·卓別林（Eugene Chalin）是他們在瑞士迎來的第一個孩子。尤金今年65歲，早年做過錄音師，曾與滾石樂隊、皇后樂隊和大衛·鮑伊等音樂人合作過。
後來，在執導過紀錄片和音樂劇之後，他將事業中心轉移到馬戲上，現為瑞士沃韋國際喜劇電影節主席。在尤金的記憶中，父親很少將工作中的一面展現在家人面前，取而代之的是陪伴。展覽帶來了不少珍貴的家庭照片，尤其是移居瑞士沃韋的巴恩莊園之後的部分。
這時的卓別林雖然仍經常忙於工作，但與美國時期相比，他已經是一個安穩的老者了，享受平淡而日常的家庭生活。其中一張照片拍攝於1964年，卓別林與妻子烏娜帶著6個孩子，坐在沙發上，每人手裡拿著一本不同語言版本的《卓別林自傳》，以此來慶祝這本書的出版。在自傳中，兒女們讀到的是那個受全世界追捧但自己不曾「謀面」的電影巨星父親。
「查理骨子裡還是個傳統的英國人」——專訪尤金·卓別林
問：你怎麼理解「喜劇精神」？因為你自己是從事馬戲工作的，也是喜劇的一種形式。
尤金：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但也是我們做喜劇的人一直思考的問題，並且隨著工作的累積、人生閱歷的豐富，對喜劇的理解在不斷變化。
我想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比如在中世紀的法國宮廷和王室，會有一個專門扮演小丑或為國王演滑稽劇的喜劇演員，他要極盡所能地用自己的幽默力和感染力讓國王開心，他可以開國王的玩笑，但其他大臣不行，他可以與國王有輕微的肢體接觸，但其他大臣不行。
我們暫且不去考慮這個喜劇演員的社會地位，喜劇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它是可以消弭人與人之間隔閡、縮短人與人之間距離的，它重要的是營造出開心、放鬆、降低戒備心的一種氣氛。
我的父親是營造這種氣氛的高手，很多人認為他的喜劇是發人深省的，但悲劇也可以，這是任何一種藝術創作的共同目標。喜劇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它能讓人笑，它的氛圍。
問：作為父親和作為喜劇演員，查理·卓別林對你有怎樣不同的影響？
尤金：我想我會把他的一生分為三個部分：一是在英國的童年和青少年階段，他和母親相依為命，很艱苦;二是他到美國之後，拍攝了大量喜劇電影，成為一個名利雙收的成功電影人，這也是大眾熟知的卓別林;第三部分是定居瑞士之後的晚年生活。
前兩部分我都沒有參與，我認識的查理是瑞士之後的查理，那時他已經60多歲了，而我還是一個孩子。雖然離開了好萊塢，但他每天仍有非常多的工作，他是一個「工作狂」。他有很強的幽默感，但又很嚴肅，工作中和生活中完全是兩個狀態。
在與家人相處時，他是一個很開心的人，不會把工作中的情緒和態度帶到生活中，他會像孩子一樣陪我們玩，詢問我們在學校的狀況，因為他天生就有誇張的表情和動作，所以我們這些小孩都喜歡極了。
也許是因為父親是喜劇明星的關係，我們8個子女中大部分也都從事與喜劇相關的工作，我的姐姐傑拉丁·卓別林（Geraldine Leigh Chaplin）就曾在傳記電影中扮演過我父親的母親。對我個人而言，查理非常喜歡馬戲，我也從小耳濡目染地接觸馬戲。
馬戲是一項非常適合全家人一起參與的娛樂項目，直到現在，我們這個大家族偶爾仍會很多人一起看馬戲。因此做馬戲要做到老少鹹宜，這也是真正好喜劇的特質，能讓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不同信仰的人都開心。不過我們這些子女都沒有跟他共事過，所有他對我們的影響更多是作為一個父親，以及「卓別林」這個光環本身。
問：小羅伯特·唐尼主演的《卓別林傳》，這是目前公眾認可度比較高的卓別林傳記電影，你覺得他扮演的卓別林跟你父親像嗎？
尤金：首先我想說，拍這樣一部傳記電影非常難。要在100分鐘內講述一個88歲的人的一生，最難的就是取捨和結構。查理童年經歷的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其實是一個非常有張力的時代，社會矛盾衝突滲透在自上而下的各個階層中，也是查理喜劇萌芽的時期。
但在電影中，導演不得不一帶而過，的確很可惜。因此，我們只能儘可能地通過這些碎片去還原出查理的一生。但小羅伯特·唐尼的表演非常精彩，他用了很大精力去學查理的一招一式，從眼神到肢體，我認為很棒。儘管這是一部向查理·卓別林致敬的影片，但作為觀眾，或許也應該向這部影片致敬。
問：我們知道，卓別林自1912年離開英國後，就沒有再回國定居了。對他來說，英國意味著什麼？
尤金：他很自豪自己是個英國人。他一直都持有英國護照，後來也持有美國護照。1921年，他功成名就回到英國，一個很大的打擊是得知初戀女友去世。
這一次回國，他雖然受到大多數人的愛戴，但也遭到不少冷嘲熱諷，他自己也在自傳中寫道：「那時，我感到已經沒有家鄉了。」20世紀30年代，他曾經短暫地在法國和瑞士居住過將近兩年，但他沒有回英國，一個客觀原因是天氣，英國天氣太溼冷了，他住在法國南部，這裡的氣候更像他已經習慣的加州天氣。
但查理骨子裡還是個傳統的英國人，他有英國人獨特的幽默感，他對喜劇、幽默那種敏感的直覺，是與生俱來的。
問：關於他離開美國是一個很受爭議的話題，你怎麼看？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嗎？
尤金：這個說來話長。要從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說起，美國第一任聯邦調查局（FBI）局長。他一直在暗中調查政治異見者和政治活動分子，因為好萊塢是美國政治宣傳的一個強有力的出口，所以FBI要把控每一部影片和其中的電影人。
但查理要拍更自由、不受意識形態左右的電影，其實在查理到美國後不久，就被收在了胡佛的「黑名單」上。查理的喜劇擅長表現底層小人物，因此會受到左翼知識分子的青睞，自然就會受到右翼的打壓。
1950到1954年，麥卡錫主義在美國泛濫，查理就成了其中的犧牲品，被驅逐出美國，《大獨裁者》《凡爾杜先生》這些反戰影片也被當作打壓他的證據。
我們不好說他是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共產主義者，因為他沒有明確表示過。但他明確地反對納粹、反戰，這在很多公開場合和作品中都有所體現。
問：另一個圍繞查理·卓別林的備受爭議的話題是他的婚姻和情感。有一種說法是，他並不僅僅是沉迷美色，而是要始終保持那種不肯放棄的、永遠充滿激情的內心狀態。你同意這種說法嗎？
尤金：我想是這樣的。他是一個精力充沛、滿腹激情的人，他無法接受平淡而穩定的狀態，這也是他有過四次婚姻和多個戀愛關係的原因，也是他無法給這些女性以安全感的原因。我的母親是父親最後一個女人，陪他走完人生，他們之間感情很好，但也一定程度上歸功於我母親出現的時間點。查理在受到政治打壓又即將步入老年的時候，遇到了我的母親烏娜。
問：在喜劇演員中患抑鬱症或輕度抑鬱的人比例相對較高。在卓別林的一生中是否有過短暫的抑鬱期？你作為一個喜劇從業者，又是怎麼看待這個現象的？
尤金：他沒有抑鬱過，他自始至終都是一個鬥士。當然在他的人生中，有低迷沉淪的時候，被驅逐出美國前後那幾年應該是一個大的低谷。
你說到喜劇演員患抑鬱症，這的確是挺多的，有些人可以走出來，但有些人深陷其中。我想這也是喜劇這項工作的一個副作用：一方面是自己的狀態，你把最開心的能量都釋放在了舞臺上和鏡頭前，如果不及時補給自己的能量，喜劇表演會一定程度上掏空演員，因為它與現實生活的反差太大了。
另一方面是觀眾的反饋，演員在舞臺上沉浸在掌聲鮮花中，但回到後臺、回到家裡，多半是一個人，這種孤獨感和極大的心理落差是很多人無法承受的。所以一個好的喜劇演員是可以控制這種心理落差的，他需要用高度自律和情緒管理能力來做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