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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黃河洪水挾帶大量泥沙,進入下遊平原地區後迅速沉積,主流在漫流區遊蕩,人們開始築堤防洪,行洪河道不斷淤積抬高,成為高出兩岸的「地上河」,在一定條件下就決溢泛濫,改走新道。黃河下遊河道遷徙變化的劇烈程度,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黃河曾經多次改道。治河成為歷朝歷代的重點工程,一些有識之士也會擇機提出對黃河改道的預測及治水建議。史上對黃河改道預測最準的是提倡「經世致用」、「睜眼看世界」的思想家魏源。
歷史上對黃河改道預測最準的是清代的魏源。1852年魏源在其《籌河篇》中明確提出明清時期南向入淮的黃河河道必將會改道北流,由大清河(古濟水)入海。
那時候,沒有GPS技術,也沒有實測地形斷面,甚至你從城裡到郊外的河邊看看也要坐上驢車跑兩天,可是,魏源卻做到了極致。在其《籌河篇》發表後僅三年,黃河在銅瓦廂改道北流,並且改道後流經線路都幾乎和他說的一模一樣。
我們不妨再次站在明清故道的面前,重新回顧一下魏源的分析,看看他到底有何過人之處。
他首先從地勢變化上分析河道必將要改道走北流的原因——「地勢水性使然」,進而指出:
河、濟北瀆也,而泰山之伏脈介其中,故自封丘以東,地勢中隆高起,而運河分水龍王廟,遏汶成湖,妥流南北以濟運。是河本在中幹之北,自有天然歸海之壑。強使冒幹脊而南,其利北不利南者,勢也。
對於北流,他「審地勢水性如之」,又做了進一步分析:
北條有二道:一為冀河故瀆,史記所謂禹載之高地者,今不可用。上遊即漳水,下遊至天津靜海縣入海,皆禹河故道,其他亦高,故不可用。一為山東武定府之大清河即濟水、小清河即漯水,皆繞泰山東北,起東阿,經濟南,至武定府利津縣入海,即禹廝河為二渠,一行冀州,一行漯川者也。自周定王時,黃河失冀故道,即奪濟入海,東行漯川,故後漢明帝永平中,王景治河,塞汴歸濟,築堤修渠,自滎陽至千乘海口千餘裡,漢千乘即今武定利津縣。行之千年。
他繼續通過對歷史和現實的深入分析,主張因勢利導,儘快實施人工改道北流,以免黃河自行改道造成嚴重後果,迫切之感溢於言表:「由今之河,無變今之道,雖神禹復生不能治,斷非改道不為功。人力予改之者,上也,否則待天意自改之,雖非下士所敢議,而亦烏忍不議!」
言外之意是,我雖人微言輕,你們可也要聽啊。
魏源不但把改道北流的原因說清楚了,他還把歷代治河人物的得失評價了個遍,並按水平高低進行排序:
「賈魯不能堅持初議,其識尚出餘闋之下」,餘闋比賈魯水平高。
「明以來,如潘印川、靳文襄,但用力於清口,而不知徙清口天兗、豫,其所見又出賈魯之下」,賈魯又比潘季馴、靳輔水平高。
對於王景治河,他雖然承認是「禹後一大治」,但也並不是很服氣,他認為並非其個人水平高,而是由於當時的河道地勢和水性造成的,「以地勢,則上遊在懷慶界,有廣武山障其南,大伾山障其北;既出,即奔放直向東北,下遊有泰山支麓界之,起兗州東阿以東,至青州入海,其道皆亙古不變不壞」。
末了,他還代表所有治河專家反問:「我就不說了,難道大清國所有治河大臣的水平都不如王景嗎?」原文如下:
諸臣修復之河,皆不數年、十餘年隨決歲塞,從無王景河千年無患之事。豈諸臣之才,皆不如景,何以所因之地勢水性,皆不如景?其弊在於以河通漕,故不暇以河治河也。
他的意思是說,你們以前治河就是為了漕運,根本就不是為了治河。目的不純,自然就難以專一而事功,這才是黃河不能根治的原因。
此刻,我們靜靜地體味著魏源的那份自信與驕傲,不禁油然而生對昔人榮耀的嚮往,精神亦為之一振。或許,這就是所謂人格的力量吧。
對於魏源,其成名並非緣於成功地預測了黃河改道,他在《海國圖志》中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後來成為清朝洋務運動時期重要的指導思想。
應該指出,雖然魏源預測黃河改道北流是最準的,但卻並不是最早的。早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工科給事中李廷欽就上疏請求改道大清河以分殺水勢。
畢竟是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不當皇帝當然也就不知道黃河改道有多難。
對於這份洋洋灑灑近千言、語極謙遜的奏章,乾隆頗不以為然,大筆一揮:「此奏甚謬,已有旨了!」即便是兩百多年後的今天,透過奏章,仿佛仍能感受到乾隆帝那一臉的怒氣。
——本文選自楊明著灕江出版社出版《極簡黃河史》,詳細精彩內容請讀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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