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森推陳出新的地方在於他對金融帝國主義的描述。其先輩與同輩們，還沒有把眼光放在此處。霍布森之所以能在金融階層與帝國主義之間看出聯繫，並不全然是他的個人創見，更多的是彼時英國的形勢使然。
作者：鄭非
封圖：東方IC
《帝國主義》這本書出版於1902年。其撰寫者約翰·阿金森·霍布森，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一名「異端經濟學家」，一名學術圈的邊緣人物。他的行文既不夠細緻，其語氣也多帶道德評判色彩，這使得本書讀起來不像是一本學術分析著作，更像是政論文合集。
這確實是實情，在霍布森撰寫本書的時候，英國正在南非進行一場既不得人心又代價頗大的帝國主義戰爭（即第二次布爾戰爭）。當時的許多人都認為，這場戰爭是英帝國權勢衰落的轉折點。霍布森感於時勢，就為自由主義期刊撰寫了若干稿件，以做解析，日後合集成了本書。
在書中，霍布森指責那些英帝國主義者在帝國主義政策的必要性上撒了謊。
帝國主義者的第一個理由是，帝國主義政策為帝國開闢了新的市場，有利於帝國的貿易，所謂「旗幟所向，貿易隨之」。霍布森認為，事實並不支持這種說法，事實是，帝國的對外貿易只佔英國貿易總量的一小部分，英國與其帝國屬地的貿易又只佔其對外貿易的小部分，而且英國在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帝國主義大擴張之後所獲得的屬地商業價值又最小。
帝國主義者的第二個理由是，英國人口過多，因此需要某種生存空間。霍布森認為，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在帝國主義大擴張之前，英國已經有了相當的移民數量；第二，帝國主義大擴張之後，移民去的也多不是英國獲得的屬地。霍布森的結論是：「新帝國之無補於殖民，更甚於無補於有利的貿易。」
霍布森承認，帝國主義可能會給英國帶來一些好處，但他認為，帝國主義的壞處也是當下可見的，這包括龐大的軍費開支、戰爭的消耗、外交關係的惡化以及國內政治和社會改革所遭受的阻礙。
如果帝國主義只帶來了很小的貿易收益，增加了與其他大國發生災難性戰爭的機會，而且國家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了它所得到的，那麼為什麼英國還會追求帝國主義政策呢？霍布森回答說，從整個國家的角度看，這是不合理的，但各種組織良好的特殊利益集團從中獲得了利益。明顯的受益者包括軍火製造商、軍人和外交官，他們的職業生涯有賴於帝國的擴張，但最重要的推動者卻是金融與投機階層，他們為了獲得更多的對外投資收益，堅持要求國家為他們提供保障，在必要的時候以武力討債，或控制新的領土。在這裡，霍布森痛斥金融資本家如羅斯柴爾德家族對國政的左右。換句話說，帝國主義完全是寄生性的。順便說一下，霍布森認為，導致帝國主義政策的資本過剩問題，完全是由於社會分配不公、國內消費不足所造成的，此觀點日後在相當程度上啟發了列寧對帝國主義問題的思考。
除了從經濟角度解釋帝國主義的起源，霍布森還對帝國主義的政治後果進行了相當的批評。帝國主義的支持者會認為帝國主義儘管有種種弊病，還是給被徵服者帶來了種種收益（比如當下弗格森就持類似觀點），霍布森對此嗤之以鼻，他的說法是「凡是在英國實際統治之下的地方，就不會有自由或自治，凡是有某些自由和自治的地方，就不會有英國的實際統治」。同時，霍布森認為帝國主義在英國國內也造成了相當不良後果——它浪費國帑和社會資源，從而阻礙了英國國內的政治和社會改革，帝國政治的集中控制也在損害著代議制的精神。霍布森由此總結道，帝國統治與民主政治無法相容。
霍布森對帝國主義的批判是英國傳統的反帝國主義思想的延續。
如果我們回溯歷史，就能在英國政治思想、社會史上發現一系列「反帝國主義」的蹤跡。早期的英國共和派政治思想家們，如詹姆斯·哈林頓、約翰·彌爾頓、尼德漢姆（Marchamont Nedham）等人，都繼承了馬基雅維利對古羅馬政治經驗的思考，認為羅馬共和國的對外徵服導致了羅馬共和與自由的覆滅，因此自由和帝國之間是相互矛盾的。喬治·薩維爾（George Savile）是17世紀晚期英國政府一位高層人士，也說道：「通過陸地徵服獲得偉大，是我們的情形所不能容的，此非我等自然之道。」英國必須向歷史學習，「我們只是世界地圖上一小點，使我們成就非凡的是貿易之功，而貿易則是自由的產物。」
18世紀早期的輝格黨思想家們也繼承了前人的想法。比如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安德魯·弗萊徹（Andrew Fletcher）說道：「大海是唯一自然屬於我們的帝國，徵服不是我們的利益所在。」著名的保守主義者埃德蒙·柏克對帝國加強對北美十三殖民地行政控制這件事，深感不安。他抨擊道：「為把自己納入一大帝國、以體會那虛假的顯赫，卻不惜付出人類的所有基本權利、所有內在的尊嚴，這代價，無乃也太高了。」
到了19世紀上半期，「帝國負擔」是一種非常主流的思想意識。著名的曼徹斯特經濟學派將之發揮到了極致，根據他們的統計，英國與殖民地的貿易額每年只有100萬鎊，但花費卻超過500萬鎊。當時的歷史學家戈爾德溫·史密斯公開將殖民地比作寄生蟲:「當人們將屬地作為英格蘭的精華進行討論時，他們忘記了橡樹的根深葉茂是在寄生蟲纏繞它並養活自己之前。」在1852年迪斯雷利更拋出名言，稱殖民地是「掛在我們脖子上的磨盤」。
到了該世紀的下半葉，儘管有所謂的「轉向帝國」思潮，人們開始對帝國有了正面的印象，也開始擁抱帝國的擴大。但即使如此，英國社會仍然保持了與帝國的相對隔離。固然，在吉布林的筆下，勇敢的軍人、貪婪的商人、狂熱的傳教士和明智的政府僱員勾繪出了一幅壯麗的帝國主義畫卷，但是，著名的英國史學家伯納德·波特（Bernard Porter）在《心不在焉的帝國主義者》一書中指出，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英國社會與文化在各個層面上都幾乎頑固地迴避殖民主題和背景。
比如說，英國從海外進口的日常消費物品，通常要經過一番英國化的處理才到達消費者的手中，異國風情的裝飾與消費在英國並不流行。英國國會大廈在1840年代和1950年代進行翻修的時候，用上了很多壁畫和雕塑來進行室內裝飾，在這些室內裝飾品中，只有一樣涉及到了海外帝國。波特指出，在1880年前倫敦城中所豎立的80座公共雕像中，只有5座雕像可以被歸類為「帝國主義者」。這是因為，含有帝國因素的文學、繪畫、戲劇與音樂等等藝術通常在維多利亞時代處於一個相當邊緣的地位。喬治·G·沃森(George G. Watson）是英國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和語言學家，他的觀察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經典英國小說總是講述英國本土的，帝國只是被偶然提到，人們的目光總是內向的。這是因為，英國人似乎在潛意識中意識到，帝國主義與傳統的牴觸。
我們可以比較有把握地說，有相當多的英國人對帝國主義向來並不那麼狂熱。而霍布森則繼承了這一老傳統。
霍布森推陳出新的地方在於他對金融帝國主義的描述。其先輩與同輩們，還沒有把眼光放在此處。比如熊彼特彼時也在考慮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他就不認為帝國主義只是資本主義所造就的現代現象，而是人類歷史上的常在。他認為現代世界中的帝國主義是一種遺留現象，是絕對主義國家相互爭鬥的遺蹟。而資本主義需要的是理性和和平，因此是反帝國主義的，熊彼特可能會說，現代資本家認為，人們應該「賺錢，而不是戰爭」（make money,not war）。
而霍布森之所以能在金融階層與帝國主義之間看出聯繫，並不全然是他的個人創見，更多的是彼時英國的形勢使然。
在當時，儘管大英帝國正如日中天，但實際上有許多人已經對帝國的前途憂心忡忡。1897年，維多利亞女王登基60周年，普天同慶，帝國儀式巍峨壯麗，無數戰艦鋪列在大海上，鐵甲耀眼。吉卜林（著名作家，同時也是一個著名的帝國主義者）看到此景，卻悚然驚動，寫下《退場讚美詩》：「我們的海軍消失在遠洋，/沙丘和海岬炮火已沉沒。/瞧我們昨日全部的輝煌/像亞述、腓尼基一樣隕落!/寬恕我們吧，萬邦的主宰，/讓我們不忘懷，永不忘懷!」這無論如何不像是志得意滿、意氣風發之作。
在19世紀90年代，英國已經陷入到貿易逆差當中，這被很多人看作是一個明顯的跡象，表明英國實際上是在吃老本，當資本耗盡時，這個國家就會破產和毀滅。儘管當時英國已經從服務保險、短期信貸和外國投資回報中賺取了足夠收入，從而確保國際收支總體上仍然有可觀的盈餘，但是當時仍然有非常多的英國人深感不安。他們認為，英國的產業結構正在去工業化，而更多地依賴金融服務業，這為英國帶來了更多的財富，卻讓整個國家變得越來越脆弱。簡而言之，今天美國對全球化的感受（不平等的加劇、國內產業備受打擊等等），也正是英國當年所感受到的。
這種危機感的一個體現就是人們普遍對金融服務業的崛起感到不安，認為它要對國家的危局負責。
自由主義者自然對金融精英沒有什麼好眼色，他們把金融精英看成是傳統精英的一分子，認為他們為了私利在左右國政，阻礙改革。比如著名的英國自由主義者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痛斥英帝國政府通常只不過是金融家和投資者的債務託收機構。霍布森的同事和朋友羅賓遜（J. M. Robertson）則聲稱：「帝國擴張實質上是金錢階級的一種手段，主要是為了增加他們自己的機會，其次是為了推遲資本和勞動之間算帳的日子。」他同樣說出，「新擴張所促進的利益屬於投機資本家階級、軍隊和海軍、供應戰爭物資的工業階級，以及一般來說那些把帝國公務員制度看作是自己和親屬的就業機會的人。」
但是，帝國主義者對金融服務業的憂慮似乎也不相上下。一位保守黨議員，也是約瑟夫·張伯倫（著名的帝國主義政治家）派系中的一員，如此說道：「帝國人民的真正業務是生產，而不是金融。」許多右翼人士開始抨擊金融投機分子，說他們是英國工業的寄生蟲，是「普世主義者」（cos－mopolitan），而不是愛國者。當時還有一個化名為Ritortus的帝國主義者認為，英國單邊進行自由貿易是一個錯誤，它向國外競爭者開放了市場卻沒有互惠，而且通過降低利潤，刺激了資本的出口，而這種出口又增強了英國的競爭對手，特別是美國的實力。英國正在成為一個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體，他警告說，「有錢階級從他們的海外投資中所獲得的收益，以及目前通過他們落在社會上的那一部分人身上的暫時的金色雨露，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而且如果我們允許我們偉大的民族工業被犧牲掉的話，也無法補償我們將遭遇的不幸。」在他們看來，英國的新帝國主義恰恰就是要對抗這一危機。
簡而言之，在彼時的英國，大家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將國家危殆的責任指向了金融家們。這跟今日華爾街在美國各階層口中都討不了好，其實也是相似的。霍布森並不能免俗。
按道理說，一本撰寫於100多年前的、又是針對彼時局勢的政論文集應該會很快喪失它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
霍布森的研究者彼得·凱恩（Peter Cain）就評論道，霍布斯的答案有時與事實很不相符，他誇大了金融家們從帝國擴張中的收益與帝國的整體損失，也誇大了金融家們在帝國擴張中的作用。凱恩認為，霍布森最大的失誤在於，他高估了英國人對帝國主義的熱心程度。20世紀初，約瑟夫·張伯倫想要在帝國內進行大規模基建投資的想法與關稅改革運動被選民斷然否決，這讓霍布森驚詫萬分，讓他意識到，他所警告的金融帝國主義風險原來並沒有他想像中之大。
但事實上是，儘管這本書觀點上的狹隘和論證上的粗疏在百年間不斷遭到批評，但是它的影響力卻毋庸置疑地持續存在於世間。
歷史學家彼得·杜伊南（Peter Duig－nan）和劉易斯·甘恩（Lewis H. Gann）在2013年的一本著作中直接指出：「霍布森的思想並不完全是原創性的。但他對有錢人和壟斷企業的仇恨，他對暗中勾結和公開恫嚇的厭惡，將所有現有的對帝國主義的控訴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連貫的體系……他的思想影響著德國民族主義者、法國厭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豐富了美國的自由主義者和反殖民主義的孤立主義者的思想。在未來的日子裡，他們將促成美國對西歐和大英帝國的不信任。霍布森幫助英國人反感殖民統治，也為亞洲和非洲的民族主義者提供了抵抗歐洲統治的彈藥。」
對當代的學者，本書仍然能提供助益，霍布森對金融資本與帝國政策之間互動的描述，他對帝國主義災難後果的抨擊，仍然足以警醒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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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書評 | 金融帝國主義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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