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打個大西瓜兒
第一次知道街頭理髮師這個行業，源於我關注的美食up主的推送。他們在北京馬路邊拍攝了一期節目，嘗試體驗街頭理髮。我無法想像，在這樣嘈雜、充滿汽車尾氣的環境中，居然會有做了好幾年的理髮師。更讓我驚訝的是，居然會有顧客接受這種服務。我認為這是擺拍，我不相信今天的大都市會存在這種行業。但在進一步查閱資料並詢問幾位北京本地人後，我才相信這一行業的確存在。好奇心驅使我去深入調查這個行業：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在從事這些工作？在如此講究「臉面」的城市中，這些人又是如何生存下來的？
李阿姨
頭髮斑白的李阿姨，是我遇到的第一個街頭理髮師。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她正在路邊花園後面休息，旁邊放著紅色小收音機、小電動車、笤帚、簸箕、水壺，一塊鏡子支在花壇邊上。儘管出發前我已經做好了功課，隨身帶了帽子、書包、毛巾、小禮物和現金，但當我站在理髮師傅面前時，還是不由自主地心生退意。我突然意識到，這是一個由理髮師和他們熟悉地中老年顧客構成的熟人圈子，他們熟絡地聊天、理髮，我顯然是一個局外人。而那連續服務十幾個客人的毛巾、掉地上立馬撿起來吹吹再用的剃刀，以及街邊凌冽的秋風，讓我更加排斥這一服務。就在我準備離開的時候，理髮師問我是否需要理髮，這一聲詢問就像一個提醒，讓我立刻想到了此行的目的，接下來就是一套很熟練的理髮操作。為了之後能多次採訪其他理髮師，我特意要求她「理長一點兒」。
今年50歲的李阿姨來北京有30年了，上個世紀80年代末她在海澱的一家國營理髮店工作。新世紀初，隨著國營理髮店的倒閉，她開始在私營理髮店打工，但「受不了那裡的氛圍，幹了幾個月就不幹了」。2005年，35歲的她經人介紹與丈夫結婚生子，然而2010年的一次意外事故導致丈夫去世，還欠下了一筆債款。為了還債，她變賣了海澱的房屋，帶著女兒搬到東城區租房為生。隨著年紀漸長，她無法再進入私營理髮店工作，但她想起了年輕時在北京街頭見過的街頭理髮，就開始在胡同裡設立攤位，為周邊的街坊服務。
李阿姨理髮的整個胡同異常乾淨，沒有印象中雜亂的人群，沒有賣菜的小攤，也沒有理髮攤……整個巷子沒有多少人氣，甚至很冷清，我最開始甚至沒有發現她的身影。直到我遇見一位坐在巷子裡的保安，他告訴我去馬路邊找。可我在路邊走走停停很久還是找不到。直到我去詢問路邊一位擺攤的老奶奶，通過她的指引我才發現了理髮阿姨的藏身之處。
原來，在胡同中擺攤幾年後，隨著「百街千巷環境整治提升工作」的推進，城管將李阿姨的工具全部沒收，並專門在胡同中安排保安人員防止她反覆回去。但她選擇在距離胡同口不遠的地方繼續開攤，並且成功營業了大半年。在交談中我逐漸明白了她的秘訣：首先，這裡距離原來的攤位不遠，可以方便老顧客繼續找過來，而且她在原攤位留下了紙板，標明了新位置；其次，中巴車司機常年在附近停放車子，他又是理髮師的老顧客，她請這位司機將車停放在公路與花園之間，遮蔽了公路到攤位的視線。另外，由於這裡是公共用地，為了不引起環衛工人的反感，每天她會主動幫環衛工人清潔這裡的衛生，同時也會幫助這塊區域的環衛工人理髮，因而獲得了他們的默許。由於環衛工人所屬的環境保護局與城管所屬的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屬於平行單位，只要不影響清潔環保，他們不會驅逐理髮攤。而且，理髮師選擇的這塊區域，正好是兩個城區的交界處，兩邊的城管都不願意管理這塊狹縫，這裡成了一處「權力縫隙真空帶」，只要不引起人群的聚集，兩個區的城管都不會「跨界」驅逐她。
李阿姨身邊總帶著一臺紅色收音機，閒暇時間她唯一的娛樂活動就是聽收音機裡淨空法師的課，「我已經聽了好幾年了」。經過交流我才知道，在丈夫去世、償還欠款後，她和女兒搬到這個胡同租下一間小房間生活。今年女兒剛上初一，平時還要請數學老師補課。我不了解這些灰暗的日子她是怎麼挺過來的，但一次偶然的經歷讓她信了佛教，從此她開始相信這一切都是「前世的報應」，這輩子要不斷做善事「修福報」，這樣下輩子的生活才能好起來。因此她在胡同裡為附近的中老年人理髮，後來搬到這邊，每天一邊聽佛經一邊理髮。儘管秋風蕭瑟，在這個小角落她仍舊怡然自樂。
談到女兒，她就止不住笑容：「我女兒她心好，太善良了，數學學得差但還是想幫助其他人，把自己知道的那點全教給比她更差的男生，這孩子……」。女兒每周要上補習班，一次300元，好在她生意不錯，三個小時內就有十幾位顧客。有顧客談到最近肉價又漲了，她笑著說：「沒事，我不吃肉，肉價漲多少都和我無關」。由於她的開朗健談，顧客們坐在花園邊閒聊氣氛很熱烈。聽說我是學生，她拜託我為她找一位大學生幫她女兒補數學，一周後我為她聯繫了幾位收費便宜的老師，她在微信上不斷告訴我，我這樣做好事就是修了福報。
李師傅
李師傅總是穿著一套深灰色中山裝，看上去像一個從30年前穿越過來的人。一把簡易的摺疊木椅子、一隻水壺、一輛三八槓老式自行車，構成了李師傅的工作環境。有了上次的經驗，我直接上前詢問理髮。昨晚剛下過一陣雪，寒風中並沒有其他顧客，李師傅熟練地為我完成了理髮。
李師傅老家山西，今年69歲，來北京已有七年。2012年老伴去世後，兒子便接他來北五環的出租屋生活。「每天其他人都出門了，我一個人怪急的，總想找點事做，可我沒有文化也幹不了很重的活，有天和小區裡其他老人聊天時偶然聽他們說，要是周邊有個便宜點的理髮店就好了，我就想，我年輕時候就是幹這個的，只是幾十年不幹了手有點生……剛開始我給幾個認識的老鄰居理髮，他們都沒什麼要求，只要剪短、顯得精神就行，後來我覺得做這個可以讓我有點事做，還能負擔點兒自己的費用，給兒子節省點錢」。就這樣，他給自己置辦了一輛二手老式自行車，每天騎著車在附近的公園和路邊轉悠。
如今，大部分街頭理髮師和李師傅一樣，隨走隨理，他們不會長久地待在同一個地點，一般都是繞著某個公園或小區行動，但他們會將自己的電話號碼和標以「理髮」字樣的紙板放置在人流量較多的路邊。這樣即便他們不在那裡，顧客還是可以找到他們。當問及城管會不會靠電話找到他們，李師傅講：「一般不會的，除非查得比較嚴的時候，他們知道我經常在哪些地方轉，他們會去那裡守著我。他們沒收東西一般是要在我擺攤理髮的時候，平時遇見（不擺攤的時候）他們不會直接說什麼，只是提醒我以後不要擺攤了，可我不擺攤我日常的吃喝總不能全靠兒子，他也是個打工的。」
城市管理部門要徹底根除這批「灰色職業」也是可能的，但城管執法者並未對這些流動人員「斬盡殺絕」。他們之間形成了一種默契，即街頭理髮不能固定點、不能聚集人群、不能公開招攬客人。一旦理髮師跨過這些潛規則，他們會立刻收繳工具。事實上，流動理髮師這一群體多是中老年，一位城管人員講到：「現在網絡發達，我們遇到這種老人一般是不敢碰的，隨便誰發到網上就會被罰款，所以一般是好言相勸，實在太過分的話，我們只能把東西收了」。手機和移動網際網路的發達，使得城管人員不敢輕易執法，否則很容易成為「恃強凌弱」的反面角色。為了平衡工作與輿論壓力，城管與街頭理髮師形成一種悄然地默契。
我問，為什麼這麼大年紀還要出來？李師傅抿了抿嘴唇，似乎想說什麼，但後來還是笑著說：「每天在家待著總是吃兒子用兒子的，他的條件也不好，還有孫子上學要用錢，能省幾個是幾個」。原來李師傅的兒子幾年前離婚了，他一個人養活爺孫一家人，每天起早貪黑非常累。李師傅表示，兒子一開始是不願意他出來的，但「我說閒著也是閒著，實在是想做事情，而且每天去外面轉轉心情很好，他最後還是同意了」。儘管這是一個意料中的答案，聽到他親口說出，我還是怔了很久。我想，這位兒子一定了解他父親每天在外的「快樂生活」，但他和父親都很默契地沒有打破這個「謊言」。
採訪結束後，我買到一頂老年棉帽想送給李師傅，但我隔一周再去的時候，沒能遇見他。
韓師傅
和前兩位師傅的「遊擊狀態」不同，穿白大褂的韓師傅選擇常駐於H小區的門口，甚至在小區門口搭建了一間簡易木屋（沒有天花板、沒有門）。韓師傅的顧客明顯更多，短短三個小時就有十幾位顧客。看著人群的聚集和小區門口繁忙的交通，我不禁揣測，這位韓師傅有怎樣的背景可以如此「高調」？
韓師傅今年67歲，從小在北京長大，對北京相當熟悉。年輕時韓師傅是當兵的，當時全國流行「學雷鋒」，因此他買了一套工具，自學理髮。後來轉業到地方，「那點工資根本不夠」，所以他每天下班後偷偷去幾公裡外的天橋給人剪髮。退休後，他就在小區門口擺攤給人理髮。「現在確實也不缺錢，但幹了幾十年的事情已經停不下來了，您知道這小區有多少老人嗎？他們現在也離不開我，我感覺我做這些很光榮，為人民服務嘛」。
最讓我吃驚的還是韓師傅的攤位。他沒有像前兩個師傅一樣躲藏，而是公開將攤位開在小區路口，而這個小區路口正好接入一個十字路口，因此這裡的人流車流巨大。我很好奇，城管為什麼沒有將這麼「囂張」的攤位拿下。
在和韓師傅的交談中，我逐漸了解了這個攤位的生存來由：他從小在這裡長大，街坊鄰居都非常熟悉。十幾年來，他和一批小販一起在社區擺攤，後來城管將他們全部關停。由於這些居民都習慣了他的服務，很多人專門去他家詢問。得知情況後，這些居民聯合起來去居委會和物業反映意見。受到群眾壓力的居委會和物業最終妥協，還為他在小區門口設置了一處木板攤位，供附近所有街區居民使用。儘管一些「大領導的座駕經過這條路時，理髮師傅需要迴避」， 但這個「群眾路線」策略顯然是比較成功的。
當問到為什麼在寒風中可以堅持這麼久，韓師傅告訴我，這是為了踐行「雷鋒精神」。這個久遠的名詞讓我一時恍惚，每年3月我都能在新聞上看到這句話，當現實中有人認真和我這樣講的時候，我還是覺得有點「玄幻」。
當韓師傅在攤位上和其他顧客閒聊時，他的老伴抱著一隻穿紅色棉襖的雪納瑞走來。從她的眼神中我明顯感受到了某種敵意。後來她反覆追問我到訪的目的，我才知道，時常會有附近髮廊的學徒會來盯場，怕這個攤位搶了他們的生意。當問及對韓師傅這件工作的態度時，她說：「現在這個時代，哪有5塊錢的理髮？您聽過嗎？我和閨女都不願意讓他幹，家裡又不是沒錢，每天幹這個回去他就腰酸背痛的……」。一邊埋怨，她一邊熟練地拿起笤帚清掃地上的頭髮和落葉。
下午17點30分左右，天漸漸黑了，距離韓師傅預定的下班時間已經推遲了一個小時，他終於有時間坐下來歇一會而。在交談中，我知道他是一位老黨員。之前城管沒收了工具後，周邊幾個社區的老人都捨不得他，在群眾壓力下居委會、物業和城管「特許」他重新回來出攤。下一步他準備把這個攤點變成「黨員服務崗」，用自己的黨員身份更好地為大家服務。幾個小時的交談中，他反覆提到「奉獻」和「服務」。我幫他收拾攤位時，又來了一位顧客，原本累得站不起來的韓師傅，帶著歉意請客人坐下，揉了揉腿，繼續笑呵呵地為顧客理髮。看著他忙碌的背影，我突然感受到他對於「奉獻」的執著。
一點思考
在12月的寒風中，我的發量不允許我短期內繼續理髮，我不得不結束這次採訪。每次採訪後，我都會問理髮師和顧客同一個問題：你覺得街頭理髮還會存在多久？他們的答案出奇的一致——會一直保留下去。他們認為：只要人還有理髮的需求，街頭理髮師就永遠不會過時。
2014年10月，被譽為「京城最後剃頭匠」的靖奎老先生以101歲高齡仙逝。從此，傳統的北京剃頭師傅基本銷聲匿跡，就像李阿姨說的，「老北京的剃頭匠講究一個『吆喝』，現在那種老吆喝已經沒了。但都是因為沒照，沒照誰敢吆喝呀，一吆喝就把你東西沒收了……我都被收了五套工具了」。
三百多年來，街頭理髮師幾經沉浮，始終生長在北京城的角落裡。隨著西式髮廊的進入，國營理髮店節節敗退；而這些街頭理髮師們卻支起攤位，用一種傳統的方式抵抗這種影響，與傳統剃頭匠一樣，為中國城市的底層居民服務。
正宗的北京剃頭匠職業已經消失，一群人用新的方式讓這一職業再次活躍起來。隨著大城市治理政策的收緊，這些沒有營業許可證件的人群不得不成為「灰色人群」。儘管2017年國務院已經頒布《無證無照經營查處辦法》，但這一群體的處境依舊沒有得到改善，多年如一日，他們與城市管理部門展開「遊擊戰」。今天這一群體的規模愈加縮小。在走訪中，我發現網絡中很多人提及的理髮聚集點都已經消失了。曾經的他們可以穿著白大褂成群結隊地在科興西路、玉淵潭、魯迅博物館、西大望路天橋和景山公園等地方出現，現在他們需要單獨行動。李師傅的說法是，「現在最怕一群人聚起來，那樣肯定會招來城管，我都是一個人出攤，隨走隨理」。
我們是否需要徹底消滅街頭理髮這類「低端產業」？低收入群體如何負擔越來越高額的理髮費用？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應該重新回到「城市究竟是為了誰」這一問題。如果城市象徵著一種美好的生活方式，它的舒適、愜意和人情味、安全感究竟在哪裡呢？
——完——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