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孫皓暉，生於陝西三原，曾任西北大學法律系教授，現任西北大學特聘教授、秦文明研究院院長。中國當代四大歷史小說家之一。同時以創建「中國民族強勢生存」「中國原生文明」理論，成為整體研究中國文明的重要理論家。歷時十六年，創作了長篇小說《大秦帝國》。2011年，《大秦帝國》入選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並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提名和新聞出版總署第三屆「三個一百」原創圖書獎。*著有《中國原生文明啟示錄》（上中下）《強勢生存》《大爭之世：戰國》。
對早期中國與古希臘進行比較，可以揭示一些基本的文明差異。從生成國家的時間上說，中國的夏王國建立的時間，與古希臘城邦聯盟形成的時間，大體接近。中國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希臘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從第一時期生成的國家實體形式上說，古希臘與同期中國也相對接近，大體都是當時世界的「邦聯國家」。雖然，中國周代已經發展為成熟嚴密的聯邦統一國家，但也與「邦聯」具有接近性，並不是本質性差別。這些，都是相同之處。但是，在進入國家文明之後的第一時期中，兩國的歷史腳步所表現出的國家文明特質，卻有很大的不同。這種不同，主要表現為這兩個早期的邦聯國家文明，在客觀基礎、內在構成等諸多方面存在差異。搞清楚了這些具有歷史基礎意義的差異，對於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此前我們已經知道，古希臘所處的愛琴海區域，半島不多，島嶼林立，多達400多個。城堡相望，則難以計數。這種自成小單元的島嶼地理環境，決定了這一地域人群的基本生存狀態——每個島嶼地域狹小相互隔離，每個島內又多山地而使村莊（城邦）相互隔離，從而形成無數個「群星」式的生存小單元。在古代社會條件下，多水、多島、多山、多城邦的星散居住，是非常險惡的一種生存環境。如此條件下，人非強悍不能生存，族非強悍必遭毀滅，不毀於人禍，亦毀於天災。這樣的地理環境，這樣的人群特質，是古希臘文明的先天基礎，對古希臘能夠形成什麼樣的國家文明，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事實上，古希臘邦聯的「貴族民主制」，正是在這樣的島嶼列布的地理環境下，在這樣的氏族林立而相互難以徵服的社會條件下，由氏族領袖「共同協商」而產生的一種保障最基本生存需求的「最大公約數」性質的國家文明。就國家文明發展的歷史實踐而言，古希臘邦聯在實質上只是一個特定的文明區域圈，而不是明確的國家實體。在近現代以來的文明史著作中，只要涉及古希臘邦聯國家如何如何，頓時便沒有了「素材」；但若涉及具體的城邦國家，則頓時頗具豐富性。顯然，克裡特如何，邁錫尼如何，雅典如何，馬其頓如何等等，是更具體、更具有歷史內涵的。如同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帝國」之後，西方史學家將受到希臘文明影響的國家稱為「希臘化國家」一樣，都是一種後來的歷史認定，而不是當時的歷史實際。也就是說，在這樣的地理環境下所產生的邦聯國家文明，其具體的權力形式與國家機器等，是很模糊的——雖然，我們很難說它沒有這些基本的國家元素，但是在更為根本的意義上，我們幾乎可以將它視作一種「虛擬國家」。就生存地域說，早期中國地處大陸，邊地臨海，兼具某種程度的海洋環境。當然，海洋環境在早期中國人的生存活動中，尚不是基本方面。早期中國人的生存環境的基本面，主要還是大陸的大河流域。具體地說，早期中國族群所處的地域，多峻坂（丘陵高地）高山，多大河湖泊，多平原盆地，地理環境的複雜性與遼闊性，遠遠超過了古希臘的島嶼環境。因為地處廣闊的大陸，縱然是山川河流阻隔，也無法阻擋各族群因尋覓新的生存空間而引發的流動遷徙，無法阻擋他們對生存地域的大規模地無序爭奪。在遼闊的生存地域中，中國族群在前國家時代（按照傳說歷史，主要是神農氏時期與黃帝時期），曾經經歷了嚴酷而長期的無序爭奪，對無序生存的危害性有著深切的體察。但是，這種大規模的流動遷徙，大規模的生存空間爭奪，也帶來了一種必然的歷史結果，那就是各個族群間大規模的、全面深入的融合與交流。一個典型的故事，治水領袖大禹族群當時的居住地域，是今日河南省的嵩山地區。可是，大禹卻娶了今日江淮地區的「塗山氏」女子——女媧為妻（不是遠古神性女媧氏），相距千餘裡之遙。正是這個女媧，為大禹生下了一個成為強勢後繼者的兒子——啟。可見，當時中國族群的通婚範圍，已經非常廣泛了。另一則著名事例，商王國的創建者——商人族群，在1000餘年的時間裡有過13次大規模的遷徙，範圍遍及長江流域、淮河流域，以及黃河流域中下遊地區，此所謂「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可見，當時中國大陸的族群流動規模何等之大。而如此大規模的頻繁遷徙，如此大規模的相互戰爭，帶來的各族群之間的普遍深入的交流與融合，是可以想見的。在這樣的地理環境中，這種具有大規模融合效用的生存競爭活動，是早期中國的歷史特質。正是具有如此歷史特質的生存競爭環境，產生了早期中國族群聯合起來進行大規模治水的歷史壯舉。其後，歷經治水時代的嚴酷整合，才錘鍊出了具有深厚基礎與嚴整體系的國家文明。基於如此的地域環境、如此歷史特質的生存競爭，中國族群對無序爭奪的災難認知感、對文明共同性的認知感，都遠遠高於古希臘族群。應該說，在當時嚴酷的自然經濟條件下，對經濟活動方式與生存方式之共同準則的強烈認可，大大增強了早期中國族群緊密聯合起來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強了早期中國族群的生存能力、聚合能力與競爭能力。為此，早期中國才能在廣闊的地域內相對徹底地擺脫無序爭奪狀態，形成了根基堅實、秩序井然的國家文明，有效地保持了社會生活的不斷改變與提升。古中國與古希臘，都有眾多的氏族、部族，都是族群國家。歷史地看，中國的夏、商、周三代王國，其地域內都有眾多的黃種人族群。雖然，他們也有部族、氏族的不同，其居住環境與生存方式，及早期的圖騰崇拜與諸神信仰等，差別也很大。但是，從國家文明的意義上看，所有這些部族群落，基本上都屬於同質文明；他們對國家文明的認可，也都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從基本方面說，在重大的關乎生存根基的共同法則上，當時中國的諸多族群歷經長期錘鍊磨合，已經具有了自覺以「王畿」為文明尺度、以「王族」為聚結軸心，不斷向共同的國家文明聚合的普遍精神。具體地說，在曆法紀年、農耕制度（井田制）、工商制度（工賈食官）、基本法律、文字形式、權力體系、諸侯對王權的承認與服從等等最主要的國家文明方面，中國的夏、商、周三代都是基本統一的；各區域族群（諸侯國）之間，對這些帶有根本性的「社會制度」，是沒有根本性爭議的。這種第一時期的社會生存法則的基本統一，是中國國家文明一開始就具有的鮮明的歷史特徵，也是世界其餘所有早期國家都缺乏的。古希臘不同。以諸多氏族城邦為基礎，所形成的古希臘城邦聯盟的各族群，其間的文明差異性是很大的，其共同承認的社會生存準則的覆蓋範圍很小。具體地說，古希臘的幾個主要城邦國家——克裡特、斯巴達、邁錫尼、雅典、馬其頓，其在不同時期創造的國家文明，差異程度都很大，基本上不具有內在性質的繼承性，因而很難形成連續發展的文明形態。一個典型的事實是：古希臘在第一時期長達1000餘年的歷史上，各城邦國家之間始終沒有共同認可的曆法，也沒有共同認可的紀年方式。在人類早期歷史上，所有的氏族、部族、民族，尤其是早期國家，幾乎都有過共同的曆法與紀年。因為，居住在同一地域的各個族群，基於農耕、商事、軍事等方面最基本的共同需求，在天文觀測方面是最容易接近共同性的；其大體相同的觀測結果，也很容易形成共同認可的曆法或紀年方式。在國家文明的範圍內，尤其是這樣。但是，古希臘城邦群卻不是這樣。它們各有曆法，各有紀年，卻就是沒有諸多城邦共同承認的曆法與紀年方式。在進入到「荷馬時代」末期公元前800年之後，古希臘才共同承認了一種紀年方式：以「奧林匹亞賽會」開始年——公元前776年為希臘歷史的開始年。但是，這是一個紀事年份，是一個社會性年份，而不是基於大自然天候法則基礎的客觀紀年，所以其影響力很小。依據歷史實踐，這並不意味著古希臘從公元前776年才開始有了天文曆法與自然紀年。而是說，從這一年——「奧林匹亞賽會」開始，古希臘城邦群的共同性與社會性，才開始活躍起來。也就是說，從文明基礎的意義上看，古希臘城邦群之間「天然」地缺乏共同性，或者缺乏追求共同性和凝聚性的精神自覺。這一歷史特質，決定了這個早期邦聯國家缺乏最基本的向心力，決定了希臘國家文明的脆弱性。這一點，與早期中國的差別是很大的。古希臘文明的發展，及其進入國家文明的歷史脈絡，大體是這樣幾個基本階段：其一，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300年，愛琴海地域以西克拉底斯群島為中心，形成了「原始社會」的西克拉底斯文化。這是愛琴海地域在國家文明之前的歷史。請注意，西克拉底斯文化，並不是後來的克裡特文化的直接源頭——兩者地域不同，創造主體也不同。其二，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700年，以愛琴海地域的克裡特島為中心，原始氏族社會瓦解，由米諾斯人創建了以希臘語中的「海洋生存」為基本特質的初期國家文明。米諾斯人的造船業發達，海上交易繁榮，並且出現了青銅兵器與陶器製造，公元前1700年時，創造出了線形文字。這就是西方文明史上著名的米諾斯文化，是古希臘最初的國家文明，地域為克裡特島，主體軸心是米諾斯人。也就是說，克裡特創建的初期國家文明，與此前愛琴海區域的西克拉底斯文化，並沒有傳承關係。其三，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1100年，以伯羅奔尼撒半島為中心，由利利格人和皮拉斯基人，創建了包括數個城邦的「邁錫尼」城邦聯盟。邁錫尼，是位於半島中心的大型城堡，是聯盟的中心地區。此後，這裡的居民便被歷史稱為「邁錫尼人」。邁錫尼的海上力量強大，取代了此前克裡特島的地中海經濟霸權。這次，古希臘國家文明的中心地域是伯羅奔尼撒半島，主體軸心是邁錫尼人。同樣，邁錫尼國家文明，也與此前的克裡特國家文明並沒有傳承關係。其後，因為強勢的「多利安人」入侵，邁錫尼文明毀滅，古希臘的國家文明消亡，進入被歷史稱作「黑暗時代」的大混亂時期。其四，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700年，被歷史稱為「荷馬時代」。這一時期的總體狀況，是長期的混亂爭奪，即所謂「黑暗時代」。在這一時期的末端，大約是公元前800年左右，愛琴海區域的某個島嶼或半島，又重新創建了城邦國家文明，重新出現了一批新的城邦。據說這一時期的古希臘，已經開始了使用鐵器的歷史並進入了鐵器時代。其時的社會生活，尤其是戰爭、冒險、英雄拯救等等生活，主要保留在詩人荷馬的兩部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之中。我們所熟知的俄狄浦斯、赫拉克勒斯、阿喀琉斯、阿伽門農、奧德修斯，以及特洛伊戰爭等，都是這一時期的半神話英雄人物。但是，這一時期末端重新出現的國家文明發展的具體情形，卻不甚了了。譬如，就基本方面說，「荷馬時代」後期所重新創建的國家文明，究竟在愛琴海哪個地方（島嶼或半島），主體軸心是哪個氏族或部族，都不清楚。是邁錫尼文明的直接延續嗎？也不清楚。其五，公元前776年，古希臘眾多城邦公認的有明晰記憶或記載的國家文明歷史開始。這一年，是開創「奧林匹亞賽會」的年份。在城邦林立，各有紀年的情況下，這一年是古希臘人共同認定的希臘歷史的開始年。這個年份，大體與中國的春秋時代開端期接近。請注意，這一時期與「荷馬時代」後期的再度創建國家文明，是同一時期。我們將它列為一個階段，只是強調古希臘國家文明的明確紀年從此開始。這就說明，在「奧林匹亞賽會」舉行之前的數百年「黑暗時代」，古希臘的文明中心地域都是不清楚的。這裡，一個重要的參照事實是：奧林匹亞賽會的舉行地點在伯羅奔尼撒半島西部的伊利斯小盆地。據此推斷，「荷馬時代」後期再度創建的城邦國家聯盟，其中心區域在伯羅奔尼撒半島西部，與該半島早期的邁錫尼文明的歷史影響力相關。但是，歷經數百年中斷的「黑暗時代」，很難說新的城邦聯盟就是邁錫尼文明的延續。依據上述階段的歷史足跡，可以看出古希臘兩個最基本的歷史特徵：其一，國家文明的發展不具有連續性與繼承性，時有突然中斷；其二，多中心替換性，不同島嶼的不同族群，在不同時期再度創建。古希臘國家文明的突然中斷性，與古印度文明的突然中斷性極其相似。都是強勢異族入侵，都是原生文明毀滅，都是陷入黑暗與混亂深淵。同時，對這一時代的社會生活，也都是只有詩性的模糊記憶，在古希臘是《荷馬史詩》兩部，在古印度是《梨俱吠陀》1028行。多中心替換性，與古希臘的地理環境有絕大關係。數百成千個島嶼林立，各氏族相互處於隔離狀態，保持文明的連續繼承性所需要的基本的人口規模，及其內部變化的豐富多樣性，都是單個島嶼或半島所無法積累起來的。於是，一個島嶼的文明一旦毀滅，其殘餘的少量人口往往淪為戰勝方的奴隸，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裡都不可能再度復興。文明的中心，便必然轉移到其他島嶼、其他族群去了。彼伏此起，就形成了西克拉底斯島、克裡特島、伯羅奔尼撒半島（邁錫尼、斯巴達）、阿提卡半島（雅典）、希臘半島北部（馬其頓）等，不同時期、不同地點、不同部族所創建的古希臘國家文明。雖然，它們所創造的早期國家文明形態，都具有相同社會條件下的基本同一性。但是，從國家文明的意義上看，它們卻沒有內在的傳承性與連續的發展性，而只是同一的國家文明在不同地區的先後複製。中國不同。即或是「五帝」時代的早期歷史，也具有明晰的國家文明基礎的特徵，其歷史事實的豐厚堅實也遠非那些「模糊詩性」可比。中國第一時期的夏、商、周三代王國，歷時1000餘年，其國家代次的更替，都是這個人口規模龐大的同一族群內部裂變所發生的「革命」所產生的結果，而不是強大異族入侵而帶來的毀滅原生文明的結果。因此，早期中國的政權更替，不是同一國家文明的突然中斷毀滅，而是內部裂變所發生於自身的重大歷史變化。因為這種變化發生於同一族群之內、同一國家之內，所以從本質上說，作為國家文明形態的夏、商、周三代，是一個沒有中斷、沒有隔絕、沒有毀滅的連續發展的歷史過程。其間的三次政權更替，只是這一文明形態向更高級階段發展的具有標誌性的歷史事件而已。另則，早期中國的國家文明的發展，脈絡清晰、輪次分明、記載翔實，國家行為非常有力而活躍，國家制度的體系化已經形成了堅實的獨立文明根基。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國家文明的發展，表現出了鮮明的主體傳承性與連續性遞進的發展性：同一國家的同一族群，在每個王國時期都創造了較前具有進步意義的國家文明，在國家形態上表現出邦聯制——緊密邦聯制——聯邦制的連續發展性。第四，文明凝聚性及文明形態的整體強度，有很大不同。由上述差別構成的兩種文明的歷史效應，也是大不相同的。這種歷史效應，我們主要指兩個方面：一是文明的凝聚性；一是文明形態的整體強度，也就是國家文明的生命力。從文明凝聚性上看，古希臘文明的凝聚性顯然很小，各城邦文明的離心力或獨立性顯然很大。在古希臘的全部歷史上，只有後期的馬其頓相對強大一時，組成了較大規模的軍隊，基本在形式上「統一」了希臘。這種「統一」，在實質上只是一種軍事佔領與實力控制，而不是內在的文明統一。後來，馬其頓在亞歷山大時期遠徵東方，短暫地建立了「希臘化」的亞歷山大帝國，之後不久便轟然解體。這種「希臘化」，同樣不是希臘文明統一了徵服地區，而僅僅是基於軍事戰勝的威力而出現的一種一定程度的歷史影響力，尚不能看作真正的文明凝聚力。雖然如此，這也是古希臘歷史上唯一的一次文明生命力的擴張。從本質上說，這是一種緊緊依附於軍事徵服的文明「彌散效應」，而不是真正的文明形態的強大生命力的「爆發效應」。唯其如此，古希臘在進入國家文明第二時期不久，便幾無聲息地崩潰滅亡了。早期中國不同。夏、商、周三代的中國，鮮明地呈現出一種越來越強烈地趨於走向文明同一性的歷史過程。也就是說，文明的向心力與凝聚力，都呈現出不斷增強的歷史趨勢。其外在的歷史形式，就是「國體」的正向發展——從鬆散的邦聯制，到緊密的邦聯制，再到嚴格體系的聯邦制國家。這一歷史過程的實際內涵是，中國文明的「聚合效應」已經開始了自然的增速，500餘年之後終於爆發，形成了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統一文明國家。這裡，我們要強調的是，一種文明之所以具有向心力與凝聚力，是由它的基因——文明形態的內在構成——所決定的。這種基於文明形態的內部結構而產生的天然凝聚性，與那種以外在的軍事徵服為形式的「規模擴大」的「張力彌散」，是絕然不同的兩種歷史效應。歷史實踐所揭示的秘密是：古希臘那樣的始終建立在城邦分治基礎上的國家文明，最終無法形成「聚合效應」；其所能達到的最大生命強度，就是以軍事徵服為手段，通過「規模擴大」的路徑，形成一種「文明彌散效應」。但是，恰恰是這種強力的「文明彌散」，往往最終一舉釋放了這一文明稀薄的內在能量與僅有的外在能量，導致其全面崩潰或突然滅亡。無論是古希臘，還是西亞地區的早期帝國，都是這樣的歷史結局。上述諸多差別，決定了東西方「種子」國家不同的歷史命運。那時的歷史大圖景是：當世界國家文明行進到公元前700餘年的時候，16個「參賽選手」中，大部分都被「淘汰出局」了。僅存的5個國家，已經成為世界國家文明的「種子選手」。在這5個「種子選手」中，古埃及與古希臘，大體上依循著舊有形態發展，處於進退無定的動蕩徘徊境地；古印度混亂模糊，身不由己地盲目打旋，行將跌倒；古亞述國則長期陷入軍事擴張，狂熱昏亂，屢屢發動戰爭，正處於自我爆炸的前夜。只有亞洲東部的中國，已經穩步進入了早期國家的高級階段，創造出了非常成熟發達的國家文明——體系精密、運轉有效的聯邦制國家形態。這就是歷經4000餘年的第一時期的世界文明與中國文明。——摘自 孫皓暉 《強勢生存：中國原生文明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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