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嗯，這個問題起碼一年值得關注兩次，一次是自己的生日，一次是母親節，所以就讓我們在五月的第二個禮拜認真看待這個問題。如果你去問醫學百科，可能會得到這樣的響應：「當子宮收縮的時候，下節子宮便逐漸延伸並變薄，子宮頸亦隨著擴張，於是產道逐漸形成，而胎兒也下降經過骨盆……」。
於是你查到的數據，可能也適用於小英與阿仁，村上春樹與西蒙波娃。但是這個問題如果問到社會學家，她們通常會把問題變複雜，把簡答題變成申論題，而且還堅持要跟你互動問答。她們強調，生產並非僅是生理過程，而是個社會文化現象，而且每個社會如何組織生產照護的資源，還是個充滿權力糾葛的過程。
三姑六婆來助產
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這得看你生在哪個時代。讓我們從一百年前的臺灣社會談起。早年大部分的婦女在生產時，往往由家庭成員來協助在家中進行。很多婦女都是下田到最後一分鐘，痛得無法忍受，才回家生產。她們可能利用蹲坐跪臥等各種身體姿勢的調整，來減緩陣痛，而有經驗的年長女性，也會參與協助產婦的生產。有時村子裡會有一名特別睿智而有膽識的婦女，自己生過幾個小孩，之前也見習過其他生產，學得一些技藝，就擔任其他婦女的接生人。
日本政府殖民臺灣，開啟了新式產婆的訓練，也讓臺灣首度以稱之為現代醫學的模式，來進行助產。日本政府在臺推行這項新的政策，當成是「科學殖民」的重要策略，希望引進新式的醫學措施，以這種統治的福利，換得民心。當時很多政府官員、公共衛生專家與醫師，在推行新式產婆時，大力批評臺灣傳統產婆如何愚昧無知，造成母嬰的傷害，在許多衛生教育倡導上，也會把採用舊式產婆，當成是臺灣民間的陋習。
1933年，臺北醫院訓練的新式產婆，在現今的臺大醫院門口拍畢業照（照片來源：臺大醫院婦產科百年史料輯錄）
社會學對於這種「新一定比舊好」的說法，總會特別謹慎。這些譴責傳統產婆的說法，主要來自於有書寫能力、能夠將自己意見廣為流傳的政府官僚與知識精英，他們的說法也可能僅是一家之言，並不能輕易地就當是社會事實。傳統產婆、產婦、鄉裡村民這些當事人的經驗與看法，由於較少以書寫的形式來正式記錄，因此常容易被忽略。但是女性主義特別會注意這類邊緣化、甚至被醜化的女性經驗與觀點。社會學家劉仲冬就曾指出，三姑六婆，原來是九種女性的工作，現在卻被扭曲成婦女說長道短的負面說法。三姑是尼姑、道姑、卦姑，六婆為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而穩婆就是傳統中國社會的接生婆。這些三頭六臂的女性，深受村落鄰裡所仰賴，卻可能因為知道很多身體的知識，社會關係的秘密，因此而被打壓。於是近年來一些研究，就特別強調要突破精英書寫的史料，透過傳統產婆與婦女的口述歷史、民間歌謠如歌仔冊等數據，重新看待傳統產婆的貢獻。
助產的三姑六婆，在晚近的一些研究，有了新的風貌。首先，日治時期常把新生兒破傷風歸於傳統產婆缺乏現代醫學知識，然而當時醫界的實證研究，根本無法輕易判定新生兒死亡是否來自於破傷風，自然破傷風與接生人之間的因果關係也難以輕易成立。再者，口述歷史資料提出，傳統產婆以薴仔絲綁緊臍帶、斷臍後在肚臍塗抹麻油，可能也具有消毒效果。更重要的是，在婦女的口中，這些協助婦女生產的年長女性，能幹、熱心、有膽識、經驗豐富，是大家敬重的長者。在日治時期後期，其實臺灣各地都設有新式產婆，仍只有一半的婦女採用，又讓政府官員與醫界大嘆臺灣婦女愚昧無知，殊不知這可能是傳統產婆可靠好用，才如此深受民間信賴。
助產士的全盛與凋零
國民政府來到臺灣之後，初期國家政策也設定以助產士作為主要的接生人，助產士逐漸成為協助媽媽們生產的主力。從日治時期以來，這些婦女進入現代產婆學校，獲取正式訓練，之後常開設助產所，四處奔波為人接生，堪稱新時代的職業婦女。當初固然是因為男女授受不親的傳統性別規範，才以女性來協助女性生產，而助產士往往要獨立作業、冷靜判斷、處理產家各種狀況，卻也開拓了女性氣質的光譜。
助產士騎著腳踏車，準備到產婦家中接生（照片來源：鍾淑姬）
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如果你是五年級中段班，那還有一半以上的人由助產士接生，也許你媽媽開始陣痛時，會請她們來家裡協助，或是自己前去助產所。當時僅有兩成由醫師接生，其他則為所謂的「不合格接生人員」接生。然而，對六年級生而言，醫師接生的比例首度超過了助產士，而且從此一路取代。現今的年輕世代，大概都以為助產士是歷史名詞，沒當成是現在進行式。
如何解釋助產士在臺灣的式微？常見的說法是，助產士的衰落似乎是科學知識累進、社會發展所不可避免的趨勢。1996年，「衛生署」在一份公文就說：「我國因經濟快速發展，國民生活及知識水平相對提升，目前絕大多數之產婦，已習慣於分娩前後，接受婦產科專科醫療院所提供的整體性專業服務。」這種過於簡化的線性進步史觀，或是現代化的觀點，社會學總是會睜大眼睛、保持存疑。
看看別人、想想自己，是我們常用的存疑起點。世界上有很多國家，比臺灣更加「經濟快速發展，國民生活及知識水平相對提升」，卻仍然以助產士作為主要的接生人。英國的產婦們多由小區的助產士進行產檢，七成的英國產婦由助產士接生。荷蘭的媽媽們不只由助產士接生，還有三成在家裡生產。藉由這種跨國比較，也容易讓我們開始反思，解釋臺灣助產士的式微，也許需要其他的解釋模型。
一些社會學家提出了更精緻的解釋模型，建議我們要觀察四個行動者——國家、醫師、助產士、消費者——如何在三個面向採取行動：生產照護的福利體系、專業界線、消費者組織動員程度。就臺灣而言，在醫學與護理教育都有碩博士學位之際，國家一直未能提升助產教育為高等教育；在公保開辦初期也排除開業助產士在給付範圍、納入後也給予較為低廉的費用。這些教育與社福制度設計都貶抑了助產士。醫師與助產士原本是平行分工，在正常產與異常產上各司其職，卻在提倡裝置樂普（一種子宮內避孕器）的家庭計劃年代，逐漸發展出上下的從屬關係，衛生署甚至違背助產士法，提出「助產士必須在醫師的指導之下才能擔任接生」的行政命令，把法令規定能夠獨立作業的助產士，貶為醫師的助手。
隨著「生產很危險」的意識形態加強，民眾傾向進入醫院生產，而助產士也鮮少進入醫院體系，民眾就越來越難以接觸到助產士。相較於其他國家陸續發展出民眾走上街頭，要求「給我助產士」的社會運動，臺灣這方面的要求僅在1990年代，助產士跌到谷底之際，出現了一批要求由助產士居家分娩的行動。這批很不尋常的婦女，從現今主流的醫療體系出走，往往是不滿於當代「過度醫療化」的生產，於是另闢蹊徑。這樣的行動，雖然引發了一些省思，但還沒有撼動主流的生產模式。
你我都是剖腹兒？反思過度醫療化
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如果今日的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要問，大概有三分之一是透過剖腹產手術而誕生的。昔日有句「生贏雞酒香、生輸四塊板」，意味著生產的風險，而現代醫療科技，像是剖腹手術，也成為救命的資源，但是如果每三個新生兒就有一個需要透過這樣的手術而誕生，顯然不是婦女都不會生產、或是胎兒都變得更加異常，那到底是為什麼？
《時代》雜誌於2008年針對亞洲節節升高的剖腹產率，進行探討
臺灣社會在1990年代中期，統計數字開始揭露臺灣的高剖腹產率名列前茅之後，大家也紛紛提出原因與對策。其中，譴責婦女又成為最常聽到的說法，包括婦女迷信選時辰、婦女怕痛等等，既然錯在婦女，因此該做的就變成教育婦女。然而，一些本地的研究發現，健康產婦為了選時辰、怕痛而自行要求剖腹產僅是少數案例，大多是事先由醫師表示有狀況，需要剖腹產，婦女才選個好時間。怕痛的擔憂也顯示臺灣產科對於非藥物減痛的資源太稀少，搞得產婦十分無助，只得想到求助於剖腹產。真正該探討的，可能在於醫界對於要施行剖腹產的臨床理由太過寬鬆，以及生產過度醫療化的現象。
社會學界所指稱的「醫療化」，指的是一些狀況與行為定義為醫療問題、且需要醫療手段來解決的過程。社會學很關注，一些原先被視為是人生命的自然現象，如生產、性、月經、老化、死亡等等，也逐漸成為醫療事件，往往由醫療模式來做處置。想想一下我們並不陌生的生產畫面：即使是健康的產婦，到了醫院，也一樣換穿病人服，待在病房裡，躺在病房裡，不時吊著點滴，被當為病人處理……。曾有一度，醫院生產又多隻重視生產生理上的結果，忽略產婦所需心理上的支持。生產過程中也逐漸以胎兒健康為重心，醫護人員為主導，沒有充分注意到產婦的各種需求。如果像這樣仍將生產定義為一病理現象，且仍以接生人員，而非產婦為生產的主導者，各種醫療介入就容易頻繁地被使用。剖腹手術以及一些醫療措施，有時的確是救命的必要措施，但是非必要性的醫療介入，卻可能帶來不必要的健康危險。
開發多元友善的生產資源
助產士幾已消失、剖腹產居高不下，這樣極端的現象，在過去十五年來，促發了臺灣社會各種改革倡議，像是人性化生產、溫柔生產、友善生產等等新形態的生產模式。說法看似不同，目的都是希望能夠提出生產改革的願景，建立一個以產婦為中心的生產照護環境，適當地使用助產資源與科技，支持產婦的需求，讓她們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達到良好的生產效果。目前這些措施，有些已經得到醫界的認可，有些僅限於少數醫師在施行，有些在政府缺乏相關政策下，仍窒礙難行。
換一個角度來看，缺乏多元的生產模式，仍是臺灣目前的生產困境。也就是說，如果近年來的新世代要問，「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從接生人、生產空間、到生產措施，答案可能相當單一。
目前的接生人力主要以婦產科醫師為主，並在偏遠地區有人力不足的問題，醫院醫師與護理界也都有過勞的現象。學理上，如果生產過程中可以提供連續性支持，那麼可以達到比較好的生產質量，而如果須要高質量的陪產與助產措施，那就需要優質的助產人力。在英國，國家即規劃一比一的人力配置，力求達到一對一的照護人力比，臺灣的產科人力配置遠低於此。而臺灣目前已經有五百多人取得「助產師」（助產士的進階版）資格，以此身份執業的卻僅有四人，明顯浪費優質的助產人力。
從三姑六婆的消失，反思我們需要那類的生產體系
目前臺灣有七成的生產在醫院進行，三成在診所，僅少數在助產所、或由助產師進行居家分娩。傳統在醫療院所生產，必須與其他病患出入同一空間，而大多數的產婦都是健康的人，並無病痛。待產與生產時，往往要與諸多陌生人共享空間，並無留予親友陪產的空間，很難讓待產與生產成為一家人共享的時光，也有礙產婦透過走動、按摩、使用產球、淋浴等方式來減緩陣痛、舒展身體。更可能因為醫院科層組織層層分工的方式，產婦往往一路要從檢查室，到待產室、經推床轉到生產室、再經推床轉到恢復室，最後到產後病房，一共要換五個房間，可能換八次床，增加產婦的不便。
經過多年的倡議與討論，過去有些不合宜的例行性措施，例如對於低風險的健康產婦在待產期執行常規性灌腸、剃毛、禁食、點滴給予、人工破水等等，已逐漸被醫界所檢討。然而，還有許多溫柔生產與友善生產的措施，臺灣還沒有普遍施行。例如，在許多文獻上提出各種處理待產婦陣痛的措施，包括有人持續的陪伴鼓勵、按摩腰背部和腳部、淋浴、身體的放鬆和視覺想像、調整呼吸節率、下床走動和改變姿勢（側躺、步行、蹲踞、坐姿等）、下床坐生產球等。這些方法都可以增進舒適，促進有效的子宮收縮，有助於產程進展。
2013年母親節前夕，臺灣婦運的龍頭婦女新知基金會（編者按：創立於1982年，前身為「婦女新知雜誌社」，在臺灣多項婦運議題上扮演開拓和倡導的角色，並以提倡和監督婦女政策、遊說立法、推動女性參政、培力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等作法，逐步改造體制和性別文化。同時也致力於開發婦女潛能，培訓民法諮詢熱線志工，提供婚姻家庭法律的免費諮詢及轉介服務。），以及立法院幾位女性立委，要求政府提供更多「多元友善的生產資源」的要求。生產是女性成為母親的重要歷程，也是檢驗一個社會是否尊重母親的重要指標。她們提出，政府在助產人力、生產空間、生產措施的改革上，責無旁貸。在醫院人力配置上，要求增設助產師，並在國家所屬的醫療院所帶頭推行優質的生產環境與生產措施，並透過獎勵措施給予少數具前瞻性的醫師與助產師資源，並在孕產婦手冊以及其他生產推廣的資源上，提出這些國際上行之已久的友善生產理念。這些團體呼籲，與其浮誇地歌頌母親，不如從制度面給予這些婦女友善的生產環境、多元的選擇。
婦女新知與立委們召開記者會，主張建立多元友善的生產制度（照片來源：婦女新知）
書寫生產故事的新頁：兩個媽媽的小毛
小毛問：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小毛剛滿四個月，已經會笑瞇瞇的翻身了，但是她還沒法開口問，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小毛的誕生，反映了臺灣生產故事的新頁，特別值得一說。小毛有兩個媽媽，是利用人工生殖科技所生下她的。其中一位媽媽提供卵子、另一位媽媽提供子宮。由於臺灣的人工生殖科技僅適用於不孕的已婚夫妻，因此小毛的兩個媽媽要千裡迢迢赴及海外，利用精子銀行的精子，以及俗稱「試管嬰兒」的技術，孕育出小毛，經過十月懷胎，在臺灣生下了她。
小毛的兩個媽媽是一對相親相愛的女同志，非常渴望生小孩，人工協助科技也提供了她們成為媽媽的新興方法，但是臺灣法令並不允許，小毛的媽媽們只好出走到提供多元成為媽媽的國度。小毛的誕生，開拓了成為媽媽的新方法，也促發我們反思目前的制度框架。目前全世界針對人工協助生殖科技有法令規範共計53國，僅20國限定已婚夫妻才可使用，其中12國為回教國家，另外8國是亞洲國家，包括臺灣。臺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就主張同志也應享有生育權，呼籲要像許多先進國家一般，享有使用人工協助生殖科技的權利。
臺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出版的《當我們同在一家》，提供女同志成家的方法
過去十幾年來，我訪問過將近200個媽媽，詢問她們生產的故事。產婆接生的媽媽、居家分娩的媽媽、剖腹產的媽媽、三胞胎媽媽、女同志媽媽，每個故事都讓人著迷。不管這生孩子的故事，是發生在幾天前，還在八十年前，媽媽們經常說個不停，畫面總是栩栩如生。生產這看似短暫的時刻，想必是她們刻骨銘心的人生經歷。而這些生產故事，更是臺灣社會的縮影。這個社會設想迎接新生代的方式，也映照出這個社會對文明、科技、以及女性的看法。每個人都值得在母親節探問自己是如何被生下來的，並藉此連結臺灣社會的各種制度，思考改革行動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