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可見的最早提及大槐樹、老鸛窩的家譜是修於公元1586年(萬曆十四年)的江蘇豐縣劉家營劉氏族譜。
「大槐樹」最早是民國初年，洪洞士紳景大啟、劉子林、賀柏壽等三人籌款創修的。
民國六年(1917年)，大槐樹第一次出現在了《洪洞縣誌》中。
修家譜之風成就「大槐樹」。
洪洞移民規模在明初的移民潮中遠比傳說中小的多。
洪洞大槐樹的「真相」
洪洞大槐樹，因一句「諺語」，成為全體華人的根，甚至是中華文化符號。
華夏民族葉落歸根的傳統意識形態影響著世世代代的人。
【壹】「大槐樹」何時進入譜牒？
目前可見的最早提及大槐樹、老鸛窩的家譜是修於公元1586年(萬曆十四年)的江蘇豐縣劉家營劉氏族譜。
大槐樹、老鸛窩在明末的家譜中開始出現。到了清朝，尤其是康熙以後，有大槐樹和老鸛窩記載的家譜數量急劇增加。
到了民國時期，甚至出現了由山西之外的省份，經洪洞遷徙的記載。
從明嘉靖年開始，「大槐樹」開始出現在關於移民的傳說中，成為北方人群對祖先歷史的集體記憶，並經過清初的修譜牒、碑文逐漸凝結為一個精神意象。而至清末民國初年，「大槐樹」已經不再是山西移民的家園象徵，而成為在現代化進程中凝聚整個中華民族的象徵。
人們將洪洞大移民情節託付於大槐樹，但大槐樹的記載卻不見諸正史。
不僅僅是《明史》、《清史》這類正史沒有記載這一事件，就連移民的發生地洪洞，在從明至清所修的6個版本的縣誌中，也都對大槐樹隻字未提。
萬曆十九年(1591 年) 編撰的《洪洞縣誌》卷8 《雜撰志-寺觀》隻字未提大槐樹事。順治《洪洞縣續志》與康熙《洪洞縣續志》也沒有任何記載大槐樹、老鴰窩以及洪洞移民的資料。雍正《洪洞縣誌》記載廣濟寺條與《萬曆志》基本相同，唯後加一句小字：「即今北橋寺舊址。」
對於大槐樹的記載不見諸史，惟詳於譜牒。
目前可見的最早提及大槐樹、老鸛窩的家譜是修於公元1586年(萬曆十四年)的江蘇豐縣劉家營劉氏族譜。
其中有這樣的文字：「吾家世居山西洪洞縣野鸛窩，世遠代更，未易追數。元末大亂，我始祖考諱順，偕始祖妣尹氏去山西洪洞，至豐壤，見其土沃俗美，於城北三十裡許，相其地，遂止舍焉，名其村曰『劉家營』。」是時，距離明初的山西移民運動，已經過去了兩百多年。
大槐樹、老鸛窩在明末的家譜中開始出現。到了清朝，尤其是康熙以後，有大槐樹和老鸛窩記載的家譜數量急劇增加。康熙末年所修的河南洛陽西山嶺頭《李氏家譜》載：「後人慾知木本與水源，山西平陽洪洞縣。大槐樹鎮戶千家，洪武詔下遷。山西洪洞縣內遷萬戶，李氏族中八百三。」光緒十三年修的菏澤王氏家族載：「始祖原籍山西洪洞縣老鸛窩木查村。」
道光年間，壽陽人祁宿藻（壽陽相國三代帝師大學士祁寯藻之弟）時主玉峰書院講席，並寫下《洪洞感舊》等詩，其中寫到：「予家老籍洪洞，以數百年於此矣，今日重至故裡，殆天緣也，感而賦詩。」，並把洪洞稱為：「舊槐裡」。
清朝乾嘉時期的史地名家、祁宿藻的父親祁韻士也曾在其《萬裡行程記》中記載：「餘始祖河東公，本大槐樹下人，明初遷居壽陽」。這顯示在清朝中葉，洪洞已被視為移民故裡，大槐樹則被視為故裡象徵。
但在實際上，乾隆時重修的《祁氏宗譜》中記載的是：「始祖祁旺，元末由洪洞縣來壽陽平舒村」，其中並無提到洪洞大槐樹，而且說祁氏遷居壽陽的時間是在元末。
到了民國時期，甚至出現了由山西之外的省份，經洪洞遷徙的記載。如民國四年(1914年)清源北營村《王氏族譜》抄本載，其始祖於明代由陝西紅廟遷到洪洞大槐樹，經官分撥到清源北營村；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修的《清源長頭村孟氏族譜》也寫道，其系山東孟軻後裔，先祖遷陝西，後遷山西洪洞，元時因均賦均丁，始祖孟和奉遂遷至現址。
【貳】「大槐樹」是誰建的？
民國二年(1913年)，景大啟、劉子林、賀柏三人完成了包括大槐樹、碑亭、茶室和牌坊在內的遺蹟創建，從此「洪洞大槐樹」開始有跡可尋。
雖說清中期後，族譜中關於「大槐樹」的記載越來越多，但那株大槐樹一直是不存在的。今天「大槐樹」的規模最早是民國初年，洪洞士紳景大啟等人籌款創修的。
清末民國初，洪洞賈村人景大啟在山東觀城、茌平等縣任典史，他所見到的是處處皆為大槐樹後裔的局面，經行之處，無論是官吏還是平民，聽聞他來自洪洞，都殷勤招待，很多人把家譜拿給他看，都說是從「洪洞大槐樹老鸛窩」遷來。
這些經歷讓景大啟甚為感慨。當時還有一名洪洞人劉子林也在山東為官，二人遂起創修古大槐樹遺蹟之意。
景、劉二人在山東募得紋銀390兩，寄回洪洞託人維修廣濟寺殘存之塔基，並修建古大槐樹紀念亭，然而未等工程完工，銀兩耗完，創修大槐樹遺蹟之事只好停頓。恰好此時曾在河南確山、登封等縣任知事的洪洞人賀柏壽致仕還鄉，又募得錢300餘吊，使得創修大槐樹遺蹟建設繼續進行。民國二年(1913年)，三人完成了包括大槐樹、碑亭、茶室和牌坊在內的遺蹟創建，從此「洪洞大槐樹」開始有跡可尋。
而在此之前，自認是大槐樹移民後裔的他鄉客來到洪洞，雖有「不勝故鄉之感」，但無處可覓先祖出發處，只能站在汾河邊上「撫景流連」。
創修大槐樹遺蹟的景大啟在確定地點時依照的依然是「故老之傳聞」，他在《重修大槐樹古蹟碑記》中說：「古大槐樹子在敝莊廣濟寺之西，即世所謂遷民處也。」
【叄】「大槐樹」何時進入縣誌？
民國三年(1914)，洪洞士紳賀壽柏撰寫《重修大槐樹古蹟碑記》，樹青石碑於新創修的大槐樹遺蹟處，碑正面刻「古大槐樹處」五個大字；民國六年(1917年)，大槐樹第一次出現在了《洪洞縣誌》中。
就在洪洞士紳創修大槐樹遺蹟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令本地人對大槐樹更加刮目相看的事情：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命山西巡撫張錫鑾率盧永祥第三鎮兵進攻山西革命軍，盧部所到之處，肆意搶掠，在與洪洞比鄰的趙城縣(後併入洪洞縣，今為洪洞縣趙城鎮)，「無貧富貴賤，一律被搶，不餘一家，不遺一物」。如此搶掠三日後，盧部南下洪洞，「車四百輛，駝三百頭，馬數千蹄，負包擔囊，相屬於道」，留下趙城「城無市，鄰無炊煙，雞犬無聲」。
然而到了洪洞後，盧部卻秋毫不犯，途徑古大槐樹處，士卒還紛紛下馬羅拜，「低徊不忍去者久之」，不但沒搶掠，而且將財物供施於大槐樹下。究其原因，乃是「群目為祖宗裡居所在地，弗擾也」。
此間人由此感到，大槐樹實有「御災捍患之功也」。
民國三年(1914)，洪洞士紳賀壽柏撰寫《重修大槐樹古蹟碑記》，樹青石碑於新創修的大槐樹遺蹟處，碑正面刻「古大槐樹處」五個大字；民國六年(1917年)，大槐樹第一次出現在了《洪洞縣誌》中，在其卷7 《輿地誌-古蹟》中，「大槐樹」等條記為「新增」，即：「大槐樹在城北廣濟寺左。按《文獻通考》，明永樂間屢移山西民於北平、山東、河南等處。樹下為集會之所。傳聞廣濟寺設局駐員，發給憑照川資，因歷年久遠，槐樹無存，寺亦毀於兵燹。」
1974年，「二代古槐」被風吹倒，洪洞縣政府撥專款重新樹立，在「二代古槐」的底部打水泥座，並用鐵箍固定樹身。對於「一代古槐」和「三代古槐」，一直由洪洞鄉民世代的「口口相傳」，「一代古槐」在清順治年間汾河發大水時被洪水衝走了，而「二代古槐」和「三代古槐」在景大啟等人創修大槐樹遺蹟時就已有之。
【肆】「大槐樹」傳說的歷史根源是什麼？
在清朝中後期，修家譜之風讓眾口相傳的「大槐樹」成名，作為「我從哪裡來」的「圖騰式」源頭，與「山西洪洞」的籍貫開始進入無數的族譜之中。
到了宋朝，程朱理學興起後，私修家譜現象更多，編撰者們相信：「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張載集-宗法》)。歐陽修與蘇洵則首開有宋一代的私修家譜先河。
明朝建立後，面對「崖山之後無中國」的局面，首務之一就是重塑漢文化的正統。
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親自撰寫《資世通訓》一書訓誡天下：「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勿遑，思以化民成俗，復古治道，乃著是書。」接下來，畢其一生，朱元璋都在盡力扭轉「胡俗」，以「復先王之舊」。
在興學校、行科舉，以程朱理學為基礎，廣興推行教化的同時，明朝也對仍存在的對平民祭祖的限制逐步「解禁」。
明嘉靖十五年(1536)，禮部尚書夏言上疏建議變革宗族制，「乞詔天下臣民冬日得祭始祖」，「乞詔天下臣工建立家廟」。這條建言隨之引起巨大反響。在此之前，庶民祭祖一直有著只能追祭三代的限制，此外還有「庶民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等諸多限制。
在夏言提出建議的當年十一月，明世宗「詔天下臣民祭始祖」。庶民祭祖的限制被打破，大建宗祠祭祀始祖很快在各地成為普遍現象，私家修譜之風更盛。
清朝入關後沒過多久，康熙就頒發了《聖諭十六條》，要求天下臣民「篤宗族以昭雍穆」，此後鄉約與宗族結合，宗祠的修建與族譜的編撰更為普遍化。
在清朝中後期，編修家譜之風達到了頂點。
「大槐樹」入家譜
然而，當人們開始尋找自己的始祖時，很快遇到了「我從哪裡來」這個難解的問題。明成化十一年(1475)，河南孟縣劉氏族譜編成，自認是一個移民家族：「自曾祖而上，在山西潞州潞城縣，不知其幾世矣，洪武初，徙河南孟州，今革為縣，古河陽郡也，遂家焉，傳六世矣。」劉氏乃是士紳之家，其族譜纂修者劉章之兄劉文是天順六年舉人，其他兄弟也都深受理學薰陶。如果說他們尋找始祖尚不為難的話，那麼其他人可能就不那麼容易了。
因此在清朝中後期，修家譜之風讓眾口相傳的「大槐樹」成名，作為「我從哪裡來」的「圖騰式」源頭，與「山西洪洞」的籍貫開始進入無數的族譜之中。
在族譜的流傳下還產生了有意思的現象。
河南濟源衛溝衛氏於雍正十三年創修了《衛氏家譜》。家譜稱：「祖籍山西晉陽人也，遷於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陽裡無恨村，又移西軹城小十字後居下泥溝。」這同相距兩三公裡的軹城衛氏始祖來歷的說法是相似的，軹城衛氏「本山西省陽城縣人，洪武年間避亂遷居於垣曲縣之西南峪子村。」而軹城衛氏是遠近聞名的大族，清代乾隆年間曾經出過衛肅、衛詣、衛謀三位進士，很有勢力。
衛溝衛氏也許是附和了讓他們羨慕的軹城衛氏，不過到後來，衛溝衛氏乾脆「變革」了他們的始祖籍貫，此後每次續修族譜，衛溝衛氏的說法就有一次新變化：嘉慶六年衛溝衛氏族譜的序言為「餘族由太原而遷濟居住無恨而移軹，源遠流長」，鹹豐二年家譜則為：「吾族山西洪洞人也，始遷無恨繼遷軹鎮，更遷泥溝。」從陽城到太原再到洪洞，衛溝衛氏終於成了洪洞移民。
還有人乾脆把對「身之所自出」的懷疑寫進了族譜。創修於順治十一年的河南濟源東留養村《任氏族譜》寫道：「餘族自洪武初年入藉濟源縣軹城裡一甲當差至今，相傳已三百餘歲矣。或曰：其先蓋山西曲沃人也；或曰：自洪洞來曲沃至濟源，然皆不可深考。」
更多的人則是毫不遲疑地把「洪洞」寫進了族譜，並諄諄告之以族人。如在道光十三年，「晝出負販」、「弗事詩書」的河南孟縣東田丈村花廷寶創修了花氏祠堂，並「嘗謂族人曰：『我花氏自山右洪洞遷移以來，世代變更，子孫繁昌，皆祖功宗德所留遺也。』」
可以得出結論的是，最初的移民祖先大多沒有文化，幾代之後，人們連祖先的名諱、故鄉何處都搞不清楚了。然而，修家譜又必須追溯祖先姓名、故裡和代際傳承，於是，移民後裔，甚至當地土著紛紛利用早已模糊不清的移民傳說，為自己的祖先創造一段歷史。「大槐樹」被成就為光輝的移民源頭，成為北方十數省盛行的移民傳說，進入民間修譜熱潮中。
洪洞大槐樹傳說的分布大致與史料記載的山西移民分布相同，以河北、山東、河南、兩淮、陝西及內蒙古地區為主。隨著山西移民後裔的二次遷徙，大槐樹傳說也逐漸散布全國甚至海外。
【伍】史料中的移民真相
根據萬曆年間的《洪洞縣誌》記載，該縣由洪武二十四年的92872人減少為永樂十年的87775人，淨減少不過5097人。
儘管有不少家譜、墓誌言之鑿鑿，但就洪洞移民本身來說，其規模在明初的移民潮中遠比傳說中小的多。
據史料記載，洪武二十四年，洪洞縣所在的平陽府（今山西臨汾）人口總數為1847790人，到永樂十年，減少為1644285人，21年間淨減少20萬人，可以確證為全省移民之首。而根據萬曆年間的《洪洞縣誌》記載，該縣由洪武二十四年的92872人減少為永樂十年的87775人，淨減少不過5097人。
今天，洪洞的影響力，使天下所有人都習慣將「洞」這個不是多音字的字發音「同」。族譜中的那株大槐樹承載了億萬移民後代的故園想像，這與其說是一種歷史的巧合，不如說是對明初山西百萬移民潮的一種集體追憶，這種廣闊的追憶逐漸不分省籍，甚至國籍，成為葉落歸根的精神寄託。「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連同大槐樹，這些能寄託所有中國人思鄉感情的東西，容易使人熱血沸騰。
來源：老家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