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本文系楊斌教授為《哈佛商學院1949屆》一書寫的書評。1949這一屆MBA被《財富》雜誌1974年5月號譽為「令美元失色的年級」,而《時代》雜誌則將他們譽為「哈佛最傑出的年級」。當然,任何的「出類拔萃」都是有因緣的,他們大約700人當中有91%的同學服過役,70%是軍官。「二戰」的熔爐歷練了他們的心智,讓他們更加成熟。
教育改變了哈佛商學院1949屆的命運,教育其實改變著每一屆每一代學生的命運。出類拔萃並非個人的出人頭地,更重要的是心智的開放與境界的升華。出類拔萃並非戰勝同代人而成為贏家,而是代表(帶領)同代人而推動世界的進步。
【原文】
哈佛1949,出類拔萃的一屆MBA
1992年我剛在清華當「青年教師」,稍一得閒就趴在學院圖書室裡頭搜書看。那時候每年出版行業還沒有那麼多產品提供給我們,所以,誰要是說「把某一類書給讀遍了」也並不像今天說出來那麼誇口——只不過現如今費勁去讀遍某一類書不只是沒有可能,而是完全沒有必要。
有一天在圖書室發現了一本書,不算厚,書名叫《出類拔萃的一代》,副標題則是:哈佛大學商業管理學院1949屆畢業生的成功歷程,翻了幾頁,就一口氣看完了。那本書的作者叫謝姆斯(Shames, L.),英文書名扼要的三個字:The big time,直譯應該就是出類拔萃或者卓爾不群,加上「一代」就把範圍弄得太廣了,其實說得就是1949屆700名畢業生這個群體,特別是其中那十幾個代表人物。
現在還記得那種心潮澎湃。後來讀到《藍血十傑》,也是英雄主義的商業神話,當時讀過,那種大時代的大命運,真是精彩。並沒有什麼圖片,但是人物仿佛很生動地活動在我的眼前。
這一屆學生畢業55年後的今天,我又讀到了《哈佛商學院1949屆》,英文書名Kindred Spirits,直譯該是「志趣相投的那一夥」,又一次感覺到一種興奮,不過,這一次還多了些品味和思考,特別是在這麼多年自己也教了MBA,參與過MBA項目管理,接觸過很多MBA,經歷了MBA們的起起伏伏之後,很想把這本書作為MBA們和同行們的一本參考書推薦給大家。
哈佛1949屆MBA成為傳奇的時間很早,那是1974年,他們紀念畢業25周年(中國覺得逢5是小慶,西方卻論起了Quarter)的時候,被《財富》雜誌1974年5月號譽為「令美元失色的年級」,而《時代》雜誌則將他們譽為「哈佛最傑出的年級」——。那屆畢業生的45%都是所在公司的CEO或COO,他們的公司年收入高達400多億美元,僱傭人員達到86萬人,而且其中不乏像強生公司、施樂公司等頂尖企業的總裁,正是他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被視為對「美國夢」的最佳注釋,也成為後來激勵許多有志青年選擇MBA的重要原因。
這一屆為什麼這樣成功,粗略的一個原因可以從二次世界大戰來解釋。1941年美國捲入二戰,許多適齡青年入伍參戰。1945年戰爭獲勝,政府通過了支持退伍老兵就讀入學的《退伍軍人法案》,很多人選擇了商業管理學科作為他們深造的方向。1947年,哈佛招收二戰後第一屆MBA,從1萬多份申請信中篩選出2300多份,經過每人30分鐘的面試,招收了其中大約700名學生入學。當他們在那年10月進到校園時———準確地講,他們並沒有進到哈佛大學的校園(Harvard Yard),而是來到了查爾斯河的另一側,一個叫做SOLDIERS FIELD的地方,現在是哈佛商學院的院址———比起其他學生,他們不光顯得年紀大些,而且充滿自信,這種自信源於他們浴血拼殺的戰場上,他們覺得與日軍的機槍和德軍的飛機相比,哈佛商學院的教授和他們今後的商業生活,怎麼也算不上可怕:「再也沒有什麼能嚇倒你了」的想法在很多同學中都有。91%的同學服過役,70%是軍官,他們在入學前就在血液中注入了這樣的信念:成功來自紀律和奉獻,來自於對夥伴和下屬的信任,也來自於耐心和創造性的冒險,這成了影響他們一生的基本價值。
藍血十傑
攢了很久的一屆學生,精華經過了積澱,就像文化大革命剛結束時的77、78、79屆中國大學生似的,心裡憋著那麼一股勁兒,尤為珍惜生命的轉機。精疲力竭的艱苦學習對於他們來說,並不是什麼難事。他們回憶說:「軍隊嚴格的訓練使49屆畢業生養成了幹練的工作態度,每周的工作時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長———或者比將來任何時候也長」———這是MBA學習應該具有的一種緊張,儘管在我們國內目前很多MBA項目中還很不夠。他們「一門課要求每天有六個小時的閱讀量,而一些雄心勃勃的學生居然還要教授介紹更多的參考書目,班級的學生如此如饑似渴地學習,勁頭就像他們攻佔諾曼第和衝繩群島一樣。」是死過之後,僥倖重活的那種心情。
當然,商學院的兩年絕對不只是給了他們商業技能的一種訓練。很多49屆MBA都覺得他們在哈佛度過的時光更有人情味和感染力。後來成為強生總裁的伯克1974年回憶說:「商學院生活中發生的一些事情使我們成了彼此心目中重要的人物,他們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畢業後,他們一群一群地合租下公寓,一到周末,一個公寓裡頭經常擠滿了幾十個49屆同學,「他們抱怨或誇耀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相互激勵,共同進步。」而其中一些人,隨著時間的推移,延續到30年、40年後,共度了生命中許多重要時刻:參加彼此的婚禮,共同度假,慶祝生日,參加葬禮,共度難關。
哈佛商學院1949
這裡我想說說他們找工作、換工作的經歷,順便談談「弱聯結的強力量」(Strength of Weak Ties)。美國學者格蘭諾維特則根據交往的頻率、情感的依戀程度、熟悉程度和互惠交換次數等四個指標把人際關係分為弱聯結和強聯結,並發現了弱聯結對於工作機會和生意機會的重要性。格蘭諾維特對美國社會的勞動力流動問題進行研究,發現當個人運用他們的私人網絡找工作時,他們更經常或更有效地通過弱聯結而非強聯結得到與之相配的工作機會。我在MBA的課堂上經常請大家讀格蘭諾維特教授的那篇文章,樹立廣泛建立弱聯結的意識。在這本書所講述的不多幾個代表人物中,輕易地,我們就發現了若干個這樣的鮮活案例。
比如,看看湯姆·墨菲(ABC傳媒帝國的統治者)這個商業傳奇的關鍵一步。畢業五年,他在一個日化企業做到了市場經理的位置,他回憶說「所有的決定都被上司做完了,我已經對自己做的事感到厭煩」。1954年勞工節,他到父母家共度周末,然後參加了某個朋友的雞尾酒會。晚會上有個客人叫弗蘭克-史密斯的小個子禿頂男人,是個投資經理。接下來的對話如下——
「湯姆,也許你能幫上我。」史密斯說。「什麼事?」墨菲回答。原來史密斯想知道墨菲是否知道有人能幫他管理他剛剛收購的一家小電臺。史密斯當時並沒有問墨菲是否對此感興趣,而墨菲其實當時想推薦他的同班同學詹姆斯·伯克來著。後來,史密斯再問的時候,就成了想讓墨菲來幹,他說:「如果我們做得好,你可以五年內掙25萬美元。如果我們破產了,你贏得了寶貴的經驗。」
墨菲當時29歲。決定賭一把的墨菲答應了這個他後來評價說「具有超凡魅力的」史密斯。因為單身,他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還不到35歲,他經營的公司換了新名字———大都會電視臺,而且出現了輝煌的前景。他把詹姆斯-伯克的弟弟請來做搭檔,後來成為美國商業史上有名的上佳配合。
比如,1955年11月,湯姆·墨菲結婚了,同屆好友傑克·戴維斯參加他的婚禮時遇到了墨菲新婚妻子的兄弟詹姆斯-克羅斯比,一個中西部的商人,邀請傑克擔任正在虧損的瑪麗卡特塗料公司的總裁,那是個管理鬆散、員工素質不高的公司,上任後,傑克裁掉150人並重組了公司,很快,公司盈利,1959年畢業10年時,他也獲得了相當豐厚的報酬。
喜歡數字的盧恩畢業後從劍橋搭車到紐約,想在華爾街找份工作。他後來回憶說,「路上搭了一輛車,並把自己的計劃告訴司機。」司機聽後,差點把他推下車。司機解釋說他在1928年曾進入華爾街,結果失去了一切!現在他不想看到這個年輕人也毀在這裡。不過,最後這位司機還是推薦了一家叫做PEABODY的證券公司給盧恩,而盧恩聽從了他的建議,在PEABODY公司找到了工作,而且覺得還挺不錯。工作之餘,他想多花些時間學習。
格雷厄姆與巴菲特等人
1951年,他參加了哥倫比亞商學院的一場講座,主講者叫做本·格雷厄姆,那種價值投資的理念讓盧恩很喜歡。就在這場講座的聽眾中,盧恩認識了一位格雷厄姆的學生,名叫沃倫·巴菲特,「那個時候你就看得出巴菲特不是尋常人物」。畢業後巴菲特回到了家鄉,一幹就是17年,而兩個「一面之交」後並沒有在一起的人,卻成了一輩子的朋友。盧恩60年代的著名成功之一是投資同班同學湯姆·墨菲的大都會電視臺,大掙了一筆;去加州旅行時碰到一位娛樂界的朋友向他吹噓迪斯尼公司,盧恩找到沃爾特·迪斯尼的弟弟,買進迪斯尼股票,後來翻了一番。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他總是跟一個人交流,就是巴菲特。盧恩後來成了共同基金的霸主,巴菲特現在還在山巔,不勞多說。
剛到華爾街的時候,盧恩經常跟MBA同學約翰·夏德在一起。身無分文的夏德借了500美元來到華爾街,跟同學們在一起,讓他奮鬥的決心更堅定了。覺得MBA學位基礎上如果再有個律師文憑會在證券行業更有發展,於是,已經結了婚的他跟妻子帕特裡夏雙雙上了紐約大學的夜校。1972年,夏德被《FINANCE》雜誌評為年度投資銀行家,1980年,他成為美國證監會主席。1987年,他出資2000萬美元資助哈佛商學院啟動倫理教育計劃,這7年中,許多商業精英包括哈佛MBA畢業生都在他的鐵腕下成了階下囚。
夠了,這就是點頭之交、一面之緣的重要性,也是朋友的同事,家人的朋友這些隔著幾竿子才能搭著的人在工作機會和生意機會上的特別意義。
本書還特別提到了在這一屆學生中,很多人在1974年之前儘管成功,卻始終保持著低調、克制和謙遜的外在風格,這著實讓我想到了《沉靜領導》中的描述。他們如果按照《極客與怪傑》中的劃分,應該都是超過70歲的怪傑中的代表,所以,奉獻、盡職,「做人要厚道」,對於他們來說,是自然而然的,是不用費什麼思量的。他們大都對家庭非常忠誠,大多數49屆畢業生都沒有離過婚,「牢不可破的婚姻確實給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當然,多說一句,他們中,沒有一個是女生,那是那個時代的背景。
20世紀美國十大CEO之一:詹姆斯·伯克
在這本書中,很難得的,還有一個可以完整作為危機管理典型案例的,就是第12章「睿智的人」所談到的詹姆斯·伯克,強生從1976到1989年的CEO,他帶領強生走過了1982年9月和1986年2月這兩場泰諾膠囊中毒的風波。這兩場風波和其中處理的重要細節,在這一章中有精彩又豐富的展示。有人說,「沒有其他49屆畢業生能在聲望和知名度上超過那時候的伯克」,自然,這部分地要歸功於那兩次可怕的事件,他被評為20世紀美國十大CEO之一,事實上,同屆同學們也都認為他代表了他們這代人信仰和遵循的價值觀。
還有必須說上一說的彼得·麥克科洛,施樂公司的CEO,施樂輝煌時期的變革領導者,走動式管理的早期倡導者。我想特別說說書中多次提到麥克科洛的一大特點。儘管管理著這麼大、發展那麼快的一個公司,他很少在辦公時間之外或者周末工作,而且每年都要用6-8周的時間休假,他說他需要「時間來思考」。每次遠行靜修歸來,他總是會帶回許多新的想法。在哈佛念書的時候,他就說過永遠不會讓自己太辛苦,具體表現在最小限度的學習和最大限度的聚會;後來的職業生涯中,他也確實比較完美地做到了家庭生活和事業發展之間的平衡,表現在航海、滑雪、旅行以及與妻子和上大學的孩子們共度的美好時光上。
在我們聽聞一位又一位忙碌的商業人士過早離世的今天,呼喚《溫和激進領導》的同時,實在有必要分享麥克科洛1979年講的這樣一段話:「作為一個年輕人,我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睡醒的時候發現自己有的只是視野,可能掙了很多錢,但除此之外一無所有。可能你已經弄垮了身體,疏遠了親人,沒有時間娛樂。然後,你可能根本沒有力氣去做你想做的事」;還有他頗有些徹悟的見地,「當你深陷商海面臨很多問題的時候,你會覺得這就是世界的全部,但有時我夜裡開車回家,又會從另一個角度看待這個問題,我想,即使施樂今晚就此消失,股東會難過,員工會失業,但基本上這個世界並不會因此而不同」。
寫出來的故事都是顯性的,也許光鮮亮麗也許大起大合,沒有寫出來的故事也許平淡無奇也許似水流年,但有著同樣的出類拔萃,未必在榜上,而是在心裡。
教育改變了哈佛商學院1949屆的命運,教育其實改變著每一屆每一代學生的命運。出類拔萃並非個人的出人頭地,更重要的是心智的開放與境界的升華。出類拔萃並非戰勝同代人而成為贏家,而是代表(帶領)同代人而推動世界的進步。
(作者,楊斌教授,時任清華經管學院黨委書記, 現任清華經管學院教授、領導力研究中心主任,2006,原刊於《IT經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