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東圖書館遺珍——陳獨秀、胡適重要文獻特展」於8月25日-31日在北京商務印書館·涵芬樓藝術館啟幕，展出亞東圖書館陳獨秀、胡適等9種重要文獻，這也是塵封百年的亞東遺珍首度集結面世，包括目前最完整的《胡適留學日記》手稿、陳獨秀《<科學與人生觀>序》、胡適《跋<紅樓夢>考證（一）（二）》以及胡適與友人往來信札等——被譽為「新文化運動文化遺產」。其中，《跋<紅樓夢>考證（一）（二）》是胡適在20世紀紅學論戰中極為重要的史料，也是文化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亞東圖書館遺珍」特展展出的胡適《跋<紅樓夢>考證（一）（二）》原稿，可以在手跡中管窺具有時代性的思想軌跡，對新舊紅學的研究起到助力作用。
「紅學」自光緒年間盛行，經民國至而今，研究熱情不減。其中，以胡適與蔡元培的研究成果頗為引人矚目。胡適於1921年出版《紅樓夢考證》，將紅學的考證內容限定在作者、版本、時代三個方面，得出《紅樓夢》是曹雪芹「將真事隱去」的自傳結論，自此開啟紅學研究的新階段，俗稱「新紅學」，並對過往紅學研究予以尖銳批評。過往紅學的代表人物蔡元培難以接受，在自己考證《紅樓夢》的研究《石頭記索引》第六版中明確表示胡適的觀點「不能徵服他」。胡適隨後發表《跋<紅樓夢>考證》一文，其中含「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亦指出蔡元培所用方法過於守舊。
兩大學者就《紅樓夢》不同的研究視角展開了一場轟動一時的論戰。其時蔡、胡之爭各執己見，幾番往來並無結果。但這場論戰在某種意義上開啟了「20世紀新舊紅學之爭」，使得《紅樓夢》這部文學經典在特定時代語境下不斷獲得全新的閱讀視角。
另據悉，8月31日北京站落幕之後，「亞東圖書館遺珍——陳獨秀、胡適重要文獻特展」將開啟全國巡展，重訪亞東圖書館，陳獨秀、胡適生命中最重要的另外4座省市，9月初前往上海、南京、杭州，最終回到陳獨秀與胡適的故鄉安徽。
為紀念新文化運動105周年，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與在藝於8月25-26日在北京商務印書館·涵芬樓藝術館聯合舉辦「陳獨秀、胡適與他們的時代——紀念新文化運動105周年」主題學術研討會。以下為參會學者就「胡適《跋<紅樓夢考證>》與百年新紅學之路」所做的專題發言。
研討會現場「重視文本，不重視史料是當下紅學研究的一個缺點」中國紅樓夢學會原副會長、著名紅學家胡文彬首先發言，他認為《紅樓夢》的歷史背景已經無需贅言，「就是它的研究史，也夠今天年輕一代去認真地進行研究」。
他首先回顧了上個世紀初，蔡元培《石頭記索引》與胡適《紅樓夢考證》兩本著述所引發的新、舊紅學論爭並直言：「以胡適所代表的新文人和以蔡元培為代表的舊文人間的那場論爭非常激烈。而這場爭論到現在實際上仍然在延續，在當下紅學研究的爭論上，仍然打著胡適的烙印，也打著蔡元培的烙印，並沒有完全地去掉胡適的觀念，也沒有完全去掉蔡元培對紅學研究的觀念。」
胡文彬「今天沿著蔡元培先生的研究道路，索引紅學仍然還有市場。」胡文彬舉例說近來有人研究提出曹雪芹幾十代的老祖宗就是曹操，丹東大孤山的，「這說明蔡元培的靈魂影響到今天，作為一種學術的理念、作為一種研究的方法，還有著很強的市場。所以今天來討論這一問題，我想胡適先生當年提出的那些觀點，包括治學上一些新的方法，從學理、歷史發展角度來看，我認為到今天還經得起時代的考驗。」
胡文彬認為在西學方面有很大造詣的胡適，在《紅樓夢》研究上特別重視材料、文獻的收集。「當年顧頡剛先生、俞平伯先生都應胡適的要求找了大量的材料給他，但在提供給胡適的材料中存在錯訛，他拿去全部當真的運用。胡適的許多觀點，我並不完全贊同。比如說他對後十回的看法、他對作者的看法，我跟他是不一樣的。但胡適的心胸是這樣，發現錯了就是錯了，（敢於）承認錯了。胡適的這種精神、這種態度、這種治學的嚴謹的態度令我非常得感動、敬佩。」
胡文斌直言目前紅學研究有一個缺點，「過去不重視文本是一大缺點，那麼現在重視文本，不重視史料是不是缺點呢？沒有歷史資料的支撐，我們許多所謂的解讀、判斷恐怕就有問題。所以我對這樣的展覽，這樣的發現是抱著學習、敬畏的態度。」
紅學研究學者喬福錦在發言中認為在胡適的「新紅學」是新人文學術的一個代表、一個切入點，是從新學術到新文化到新文明的「三新」，「胡適在五四時期提出研究問題、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他心中是想從白話文、通俗小說做起，有一個更大的期望是從學術介入再造文化，再造我們的文明。胡適是把《紅樓夢》研究作為方法論意義上的科學學問或者是科學的人文學術在中國做實驗的一個起點。從這個意義上講，百年紅學研究到現在有五代學人。」 喬福錦還認為，亞東版《紅樓夢》標點本目前學術界還是看輕了，「最近跟幾個出版界的朋友商量明年能不能重印一下亞東版。亞東版的底本不是程乙本，（也）並不是程甲本，而是另外一個獨立的本子，是以道光十二年雙清本為底本。在程甲、程乙兩個系統之外，其實有三個系統。」
胡適 《跋<紅樓夢>考證(一)》手稿四紙「胡適打開了現代意義上紅學的大門」曹雪芹紀念館副研究館員樊志斌當日發言時，由於受限於研討會總時長只是拋出了幾個提問。會後澎湃新聞記者通過主辦方聯繫樊志斌，要來他原先備好的發言稿「《跋<紅樓夢考證>》與新紅學百年」。文章開宗明義：「今年不僅是新文化運動105周年，還是新紅學建立一百年，明年算是一百周年。」文中他明確反對將《紅樓夢》只是視作一部小說的提法，「諸多的研究者把《紅樓夢》的體裁和《紅樓夢》的表達混為一談，你能說《周易》只是算卦不是思想傑作嗎？能說《論語》是孔子的閒聊，不是孔子的家國人生主張嗎？《莊子》是散文集不是哲學著作嗎？毛主席把《紅樓夢》當歷史讀，胡適、周汝昌把《紅樓夢》當曹雪芹的家世讀，我們把《紅樓夢》當小說讀，之所以如此，正是清人諸聯說的，『見淺見深，隨人所近』。」
在發言稿中，「作為職業的紅學研究者」樊志斌提出，「一部書成為一門學，在中國五千文明史上也不過五六部而已，可見《紅樓夢》對國人的意義。無可置疑的是胡適與他包括《跋<紅樓夢>考證》在內的一系列紅學文章，打開了現代意義上紅學的大門（西方白話邏輯系統論文架構下的紅學研究）。」
「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胡適之前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是最早引西方文學理論進行系統《紅樓夢》研究的文章，但在當時影響有限；蔡元培的《石頭記索引》在當時影響極大，但在實際研究方式、探求方法上更多地為傳統經學研究範疇（小說背後隱藏歷史和實際人物、故事）。為了對抗蔡元培的《紅樓夢》傳統經學模式，宣傳自己從美國帶回的杜威實驗主義學說（胡適認為與乾嘉考證重視證據的精神一致），胡適用自己能夠查到文獻資料撰就了《紅樓夢考證（初稿）》《紅樓夢考證（定稿）》，後來又用買到的曹雪芹友人敦誠詩集《四松堂集》，寫作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篇《跋<紅樓夢考證>（一）》（四紙）。」
樊志斌認為這篇文章的價值、意義，在胡適本人的文字裡表述的非常清楚：「（1）曹雪芹名沾，不是曹寅的兒子，是曹寅的孫子。（頁二一二）（2）曹雪芹後來很貧窮，窮的很不像樣了。（3）他是一個會作詩又會繪畫的人。（4）他在那貧窮的境遇裡，縱酒狂歌，自己排遣那牢騷的心境。（以上頁二一五－六）（5）從曹雪芹和他的朋友敦誠弟兄的關係上看來，『我們可以斷定曹雪芹死於乾隆三十年左右（約一七六五）』。又說『我們可以猜想雪芹……大約生於康熙未葉（約一七一五──一七二零）；當他死時，約五十歲左右。』」
在樊志斌看來，這些結論奠定了一百年紅學的基礎認知。他同時指出《跋<紅樓夢>考證（二）（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更是極為重要的學術資料。「我們都知道，蔡元培、胡適的紅學論證，在當時、在學術史上影響都非常大，一般學術書上都寫，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出來，新紅學就被廣泛承認了。胡適的《跋<紅樓夢>考證（二）》是答覆蔡元培的。看到實物（不僅）有更多的細節資料，更多的是一種文人情懷，似乎是與古人會面，與古人交流。」
胡適 《跋<紅樓夢>考證(二)》手稿十紙「警惕把胡適雞湯化的出版傾向」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員丁小明在發言時說，自己從上海專程來京拜觀這麼重量級的文獻特別是手稿、原跡，「感受一下它的氣場。有一些東西無法用言語來表達。中國近代學術的發展很重要的一點就在於新文獻的發現，『羅王之學（以羅振玉和王國維為其代表的研究甲骨學方法論）』四大發現都是和文獻有直接關係。」
在發言最後，丁曉明呼籲說，（今後如果有）第一手文獻資料應該立刻拿出來讓大家分享。《中國書法》雜誌社社長助理兼編輯部主任朱中原對此表示贊同，「博物館藏了很多好東西，但並沒有好好整理出版，哪怕出一個簡單的圖錄也好，這是中國的博物館、美術館、紀念館跟國外的不同。」
商務印書館資深編輯孫褘萌在發言中提到「材料是學術的生命」，而「出版則是學術生命的一種延長，至少是開枝散葉的可能之一。」她介紹說，2012年胡適作品成為公版後作為編輯自己的心態是很矛盾，「一方面一個智慧財產權或者是一個大IP進入公共領域，對出版人肯定是非常豐富和優秀的資源；另一方面也引發一種低水平的競爭或者是一個劣幣驅除良幣的存在，2013、2014年左右把胡適雞湯化的出版傾向（非常明顯）。為商務印書館的編輯，我很警惕這樣的一種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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