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捷克總統澤曼的邀請，3月28日—30日習近平主席對捷克進行了成功的國事訪問，這是中捷外交關係史上的一件大事，意味著中捷關係翻開了歷史的新篇章。作為一名研究捷克文化的學者，筆者深深地感到，隨著中捷關係的升溫，關於捷克的討論成為了當下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筆者認為，有一個冷門問題不得不提：二十世紀捷克對華的一系列科技援助，這反映了中捷兩國深厚、堅固的友誼。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捷克的工業總產值位居世界第四位，躋身戰前發達國家行列。而此時的中國，則處於戰亂頻仍、積貧積弱的時期。民族工業剛剛起步，許多國民經濟命脈行業如交通、電力等等尚不能自給自足。上世紀二十年代，以錢永銘為代表的數十位民族資本家決定，集體出資擴建上海閘北水電股份公司，並命名為閘北水電公司，在電力使用上實行自給自足。但當時卻是有經費無技術。英、法、美等列強不願失去華商購買高價電這塊肥肉，於是只有在電力設備上漫天要價。有志氣的民族資本家們不甘受人擺布，通過考察、評估後，決定購買捷克斯柯達公司的設備。當時捷克已從奧匈帝國中獨立出來，亦屬於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國家，對同樣受壓迫的中國有同情心，於是斯柯達公司低價向中國出售了一臺1.25萬千瓦凝汽式汽輪發電機組、一臺用作廠用電的500千萬汽輪發電機與3臺25噸/時拋煤式鏈條鍋爐，幫助中國人建立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個成規模的發電廠——上海閘北水電公司，並由捷克斯洛伐克籍知名設計師鄔達克設計。當時報紙稱「鄔達克先生是捷克斯洛伐克籍，而新的閘北電廠將真正展示捷克斯洛伐克工業與建築的藝術」，這是捷克對華科技援助之起始。
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與捷克成為了社會主義陣營裡的同盟國，捷克對中國的科技援助是豐富多彩的。
1959年8月，捷克斯洛伐克的達色爾縣柯沃斯維特工具機廠建議，並經捷共中央和捷政府批准，在中國國慶前夕和該廠20周年廠慶之時在華援助一家「捷中友誼廠」（即瀋陽第二工具機廠），支持新中國工具機事業的發展。1960年5月4日，位於瀋陽的「中捷友誼廠」舉行了命名典禮，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同志出席典禮並正式宣布：命名瀋陽第二工具機廠為「中捷友誼廠」。捷克駐華大使布希尼亞克、捷中友誼廠廠長諾沃捷尼奧帕斯基應邀出席並致辭，時任瀋陽第二工具機廠總工程師的鄒家華被任命為「中捷友誼廠」第一任廠長，成立大會熱烈而隆重，這是新中國工具機事業的基礎。除卻工具機技術之外，在皮革、釀酒、玻璃與汽車工業等領域，捷克也提供了較多的技術援助。如海拉爾皮革廠的製革技術、邢臺長徵汽車廠的太脫拉卡車生產等等，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此外，捷克還幫中國培養了不少人才，這是中捷兩國在社會主義陣營裡的戰略合作。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在1949年至1991年的42年間，捷克為中國培養了四百餘名留學生，當中既有擔任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李鐵映、中國駐捷克大使嚴鵬與中國科學院院士汪爾康等高級人才，至於高級工程師、教授與司局級高級幹部更是不勝枚舉，當中可謂是人才濟濟，蔚為大觀。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籍科學家首次問鼎諾貝爾獎，捷克也功不可沒。1960年，中國青年醫學家、時任上海醫學院藥學系副主任的周維善在著名藥學家黃鳴龍的推薦下，赴捷克科學院有機和生化研究所擔任訪問學者，師從於索姆（Sorm）教授，主要從事倍半萜結構研究。回國之後，周維善與同事們一道組成青蒿素項目組（時稱「523項目」），將所學的知識與技術應用到青蒿素結構測定與獲取還原青蒿素（或稱雙氫青蒿素）的工作當中，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所取得的重大的科研項目之一。2015年，中國科學家、當時項目組成員之一屠呦呦教授榮獲諾貝爾醫學與生理學獎。
近年來，中國與捷克的合作逐漸從曾經的「捷克科學技術的對華援助」升級為「中捷技術資金的全面合作」。在滄州有了「環渤海中捷產業園區」、斯柯達、拔佳等捷克知名企業相繼在中國設立了生產基地並且擁有了相當大的市場份額，而中國近年來崛起的強勢科技產業如光伏太陽能、高鐵與製藥工程等等憑藉資金與人員的流動，開始逐漸向捷克轉移，形成了中捷戰略合作的新局面。在「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下，中國與捷克、歐洲還會有更加深入的經濟、技術合作。因此，今後中捷兩國之間的科學技術合作，必然走向雙向、多元。
（韓晗，當代中國青年學者、作家、文學博士。著有《布拉格之夜--一個作家的蜜月札記》、《寂寞城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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