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數千年書法發展史上，有20位書法家或書論家，他們建樹著自己獨立風格的作品與理論，推動著中國書法之發展，也同時在中國書法長河中，樹立起屬於自己也屬於中國文化的豐碑。今天，書法思考來盤點這20位書法功臣，以此向這20位書法宗師致敬。
作為秦始皇戰略謀士的李斯，他的人生獲得極大成功。政治上的登峰造極，使他文化上獲得英雄造時勢的機遇。秦始皇統一六國，「書同文」、「車同軌」，李斯成為中國文字全國統一工程的總設計師。在李斯主持下，中國文字擁有了一種新的統一形式——小篆。從商代甲骨文以來，在「六書」（六種造字法）引導下各諸侯國創造的「同字異形」文字，從此退出歷史舞臺，春秋戰國以來「文字異形」現象得到有效遏制。中國文字的 「構字法」（筆畫構成）基本定型，中國書法的「造字時代」結束。接下來，中國書法進入「造形」時代。李斯因為其在小篆創造和推廣方面的功績，歷史給予他極高榮譽，唐代書法理論家張懷瓘稱其書法為：「畫若鐵石，字若飛動，作楷隸之祖為不易之法」。
東漢是中國書法從實用藝術向實用兼抒情表現「兩棲」藝術發展的關鍵時期。秦漢之交開始的中國書法筆法革命——「隸變」，解放了文人手中的毛筆，也解放了知識階層心靈。敦煌張芝，「學崔（瑗）、杜（操）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轉精其妙。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脈通於隔行」，後人稱他為「草聖」。文獻記載：張芝「凡家中衣帛，必書而後練（煮染）之；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他是當時知識界的一個讓人忌妒的偶像。東漢文獻《非草書》記載了當時他的草書風靡知識界的盛況：「餘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者，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張生（張芝）之草書過於希（稀、珍視）孔（子）、顏（回）焉。孔達寫書以示孟穎，皆口誦其文，手楷其篇，無怠倦焉。於是後學之徒競慕二賢，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為秘玩。」這些學生痴迷書法近於癲狂，以至於一位很「道學」的學者趙壹憤怒難忍，專門寫了一篇《非草書》大加伐撻：讀書人都痴迷草書不務正業，國將不國了！——書法就是這樣以美麗的故事，登上了中國純藝術的舞臺。
東晉書法家王羲之，幾乎就是中國書法的代名詞。如果說要推選中國書法第一人，無論在學術界還是在民間，大家都會不約而同推薦王羲之。因為他對中國書法，影響無人可及。王羲之對中國書法的意義絕非僅僅在創造一種新的漢字書寫視覺樣式，或在技術上集時代之大成，創造了形式妍美風格典雅的正書、行書和草書，開一代之新風。更重要的是在人格、價值觀、行為品格上，他以萬人景仰的超級貴族佳子弟的身份而超越俗流，在藝術形式與文人精神品格之間，創造了一個超然獨立的幻影般理想人格，詮釋了儒道思想大師在著作中闡述的中國文人名士理想。故而，他被中國歷代文人尊為「書聖」。王羲之的代表作《蘭亭序》，被成為「天下第一行書」。
孫過庭是一個悲劇性大書法家，少有大才，但一生不得志，做一個八、九品小官，且不幸中年夭亡，給歷史留下巨大遺憾。他的草書傳「二王」筆法，而另開蹊徑，自成一家。特別難能可貴的是，他在理論上造詣極高，達到同時代的最高水平，在整個中國書法史上也少有匹儔者。傳世名作《書譜》，既為草書名帖，亦為中國書法史上最傑出的書法理論著作之一，全文洋洋灑灑三千七百餘言，珠流玉濺，處處閃耀智慧光芒。其文述書體源流、析書道妙諦，鞭闢入理，讀來常令人有不盡慨。清人王文治論及孫過庭，曾作詩曰：「墨池筆冢任紛紛，參透書禪未易論；細取孫公書譜讀，方知渠是過來人。」此詩可以說道出了後代許多書家的共同心聲。
唐代是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高峰，也是書法藝術名家輩出的時代。「唐人尚法」，中國歷史上廣泛流行的「楷書五體」——歐體、褚體、顏體、柳體、趙體，前四家均產生於唐代。而唐人的浪漫情懷，也在其草書的最高形式——「狂草」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唐代書法理論，也達到一個歷史的高峰。有理由認為，唐代是中國書法史上歷史成就最高、發展最輝煌的時代。而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是與唐王朝的開國者之一、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李世民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又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文人。他在理政之餘，點染翰墨；並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動書法事業發展，對唐代書法高峰的出現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張懷瓘也是中國書法史上最有成就的書法理論家之一。和孫過庭一樣，他也是唐代書法理論的集大成者，中國書法理論的奠基性人物。張懷瓘在更廣闊的藝術理論視野背景下對書法藝術進行了探討和闡釋。他認為，書法和文學一樣，是可以「化育天下」的「不朽盛事」。與文學相比，「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定已見其心」（《文字論》）。」書法的圖形語言表達，比文學更直接簡約。他提出：一流的書法家應該「直師自然」，「探文墨之妙有，索萬物之元精」(《文字論》)」， 「囊括萬殊，裁成一相」，從大千世界汲取各種生命和運動形式之美，化為變化無窮的筆墨語言，「寄以騁縱橫之志，或託以散鬱結之懷」 （《書議》）。真正的書法鑑賞應該是超功利的——「深識書者，唯觀神採，不見字形」，只在精神層面交流……等等。以「自然本體論」為中心，張懷瓘從藝術哲學高度對書法藝術的本源、人生價值、社會意義進行了較系統的闡述。同時從技術、審美標準、歷史評價標準等多維度，提出了相應的理論，編織了氣勢恢宏的理論自成體系，極富思辨性。在整個中國書法理論史上，可以說超越前人。因此學書法的人，不讀張懷瓘書論，就不能說已經理解了中國文人的書法理想是什麼。
草書發展到唐代，在東晉「今草」基礎上又有飛躍發展。草書的字形進一步被打開，草書中漢字的實用信息傳遞功能進一步被消減，書法的抒情性得到進一步加強。一種與音樂相類似的通過漢字書寫表現情感的純藝術——「狂草」由此誕生。推動草書藝術走峰巔的，正是中國書法史上的奇人——大書法家張旭。唐代大文豪韓愈曾描述曰：「往日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夫、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唐人好以書飾壁，相傳張旭經常是狂飲大醉，然後舉筆「呼叫狂走，乃下筆」。甚至瘋狂地「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因此他在歷史上得了一個外號「張顛」。張旭的草書縱橫奔放，氣勢凌厲，一如李白的詩，瀰漫著一股盛唐時代特有的浪漫氣息。這裡凝聚著他一生的悲歡，也融鑄著他一生的憤懣憂鬱。時人以李白之詩、裴旻之劍、長史之草書為盛唐「三絕」。
由於唐太宗的提倡，在唐前期的書壇，率以「二王」妍美書風為宗。至盛唐時代顏真卿出，「魯公變法出新意」，書壇風氣一。顏真卿早年從張旭學書，得筆法。他善於向民間書法學習，變法出新，自成一家。他的楷書，點畫渾勁，體勢寬博，被稱為「顏體」。這裡不但凝聚了有史以來書法筆法的各種體式美（如篆之圓、隸之方），而且融入了士大夫積極入世的理性精神；在傳統理想人格與藝術形式之間，找到了一種和諧的形式。他的行書線條渾樸自然，字勢奇逸，在書法史上也自成一家。顏真卿為悼念其在安祿山叛亂中犧牲的侄子季明而寫的文稿《祭侄文稿》，被稱為「天下第二行書」。
蘇軾是宋代大文豪，兼文學家、文藝理論家、書畫家於一身。他早年通過科舉進入仕途，一生忠君愛國，但屢遭小人陷害，遭貶斥流放。胸中塊磊，發而為翰墨，溢而為文章，為歷代文人敬仰。蘇軾的書法自成一家。他的楷書出於顏體，豐滿寬博，骨豐肉勻，如「綿裡裹鐵」，個性特徵明顯，歷史上稱「蘇字」。他的行書上承晉唐諸賢，而變化出新，率情而運，筆勢跳宕，天真爛漫。與黃庭堅、米芾、蔡襄合稱「宋四大家」。蘇軾在書法理論上也很有建樹。他認為：「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又稱：「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為成書也」；黃庭堅稱讚他：「晚年又挾有海外風濤之勢，加之學問、胸襟、識見處處過人，而一生又屢經坎坷，其書法風格豐腴跌宕，天真浩瀚，觀其書法即可想像其為人。」他被貶黃州時所寫的《黃州寒食詩帖》被譽為「天下第三行書」。
黃庭堅是北宋著名文學家、詩人、書法家，宋代文壇著名「江西詩派」的領袖，「蘇門四學士」之一。在歷史上與蘇軾齊名，稱「蘇黃」。和蘇軾一樣，黃庭堅也是詩、文、書法都冠絕一時，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才華的書法家之一。他的書法以行書和草書稱。行書出於南朝名刻《瘞鶴銘》，用筆骨力內藏，筆意跌宕，一波三折，體勢雄健。他的草書出懷素而自出機杼，縱橫開合，擒縱有度，瀟灑流落，氣勢磅礴，開中國草書新境界。黃庭堅在創作上一生都在摸索、創造。回憶及自己書法的悟道過程，他曾說：早年學書，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墨跡，乃窺筆法之妙。又稱：元佑間書，筆意痴鈍，用筆多不到，晚年被貶入僰，舟中見長年蕩槳、群丁撥棹，乃悟筆法。稍能用筆，但仍不能盡意。至元符二、三年，五十五、六歲時方徹悟，作書始擺落俗氣。在書法史上卓然獨立成家。
在「宋四家」中，米芾可以說是一個比較純粹學者藝術家。在學術研究、書畫創作、書畫鑑定、收藏等領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學術方面，他有《書史》、《海嶽名言》、《寶章待訪錄》等著作傳世，是書法研究的專業必讀書。在鑑賞方面，歷史上有不少名帖，都經他鑑定題跋。他的畫，在歷史上有著名的「米點」、「米家山水」，是中國山水畫法的一種樣式。至於他的行書、草書都是出於「二王」，而變化生姿。他用筆非常靈活多變，自稱「刷字」，正側、偃仰、向背、轉折、頓挫，八面出鋒，用筆沉著痛快，氣勢超邁飄逸，筆勢跳躍，點線俊美，神氣完足，把「二王」行草書寫出了一種新境界，是書法史上受到追多追捧、粉絲最多的書法家。米芾在書法上的成就，得力於他長期對經典的忠實研究。他曾說：自己是「壯年未能成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 他對自己書法相當自負。《宋史》載：「米元章初見徽宗，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古。」
趙孟頫的書法在元朝「復古主義」思潮影響下回歸「二王」，在精心研究「二王」正統經典的基礎上變化出新，在楷書、草書、行書各領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楷書、行書、草書都是在繼承「二王」的基礎上，把「二王」所代表的東晉士人貴族風範加以通俗化，使經典的內在精神和外在形式美找到了一種適合大眾傳播和欣賞的形式。所以他在中國書法史上，可以說是唯一一個能在純粹的傳統語言樣式中崛起、能和歷史上那些開宗立派大師遙相呼應的大書法家。
徐渭是明中後期以倡導個性而著稱於世的全才藝術家，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的文人藝術家之一，在文學、繪畫、書法領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詩、文、戲劇，在明代文學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他的大寫意花鳥，開寫意花鳥新風。清代「揚州八怪」之一鄭板橋對他推崇備至，曾刻「青藤門下走狗」一印，足見其崇仰之情。近代國畫巨匠吳昌碩、齊白石對他也十分傾仰。如齊白石曾在詩稿中說：「青藤、雪個、大滌子之畫，能橫塗縱抹，餘心極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求為諸君磨墨理紙，諸君不納，餘於門外餓而不去，亦快事也」。
董其昌在中國藝術史上也是非常有影響的人物。他長期在朝廷身居要職，在中晚明黨爭鬥慘烈的政治環境下，作為官員，他見風駛舵，玲瓏八面，顯得十分世故，不是一個值得稱道的知識精英。但他有效利用了政治影響，推廣自己的藝術理念。在書畫理論和創作上，倡導追求「淡」、「雅」、「荒寒」的境界，滿足當時知識群體的特殊精神需求，有獨到建樹。對晚明乃至整個中國以後的書畫藝術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說起張瑞圖，不熟悉書法史的人可能感覺這個名字比較陌生。因為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在書法史上遭受「冷處理」。原因是，在歷史上，他有一段不太光彩的經歷，就是和晚明大宦官魏忠賢有牽連。崇禎皇帝清算「閹黨」，他也被「欽定逆案」罷官削爵歸裡。中國書法歷來「書」、「德」並重。有了這樣的人格斑瑕，人們自然要對他「另眼相看」。誠然，作為一個知識精英，任何時候不能放棄責任、道義。「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這是先賢的胸懷和教誨，也是千萬年來作為中國歷史「脊梁」的知識精英的精神追求。然而生命的躓跌，吸取教訓固然重要，我們也大可不必固此而諱言他在藝術上的成就。無論如何，他用他獨特的筆墨和心智，鑿開了書法形式、語言的一片新天地。
晚明的社會政治黑暗腐敗，民生凋敝，社會矛盾尖銳，內憂外患叢結。恰恰是在這時，書壇英雄輩起。如果生活在漢唐盛世時代也許他們一生風平浪靜，以一個藝術家的身份在歷史上足以光焰萬丈。然而時勢不然。李自成、張獻忠揭竿而起，清兵大軍壓境。吳三桂、陳圓圓、剃髮令、屠城令……瞬間天崩地裂，使文弱的書生也許一夜間立即必須做出一生選擇。有的人慷慨赴節，成為萬世謳歌忠義烈士；有的人不忍丟棄身家和榮華富貴，於是無可避免地歷史又出現了一批灰頭土臉的人。明末清初大書法家王鐸，不幸趕上了這一時輪。他在明朝廷任要職，後降清。在《清史列傳》裡，就列入了縉紳引以為恥的《貳臣傳》。這使他承古開新、大氣磅礴、本已在歷史的制高點超然獨步的書法，因此而遭受歷史蒙塵。
十七世紀的中國書壇，傅山是人們最津津樂道的人物之一。彼時正值明清兩代之交，天下大亂，王朝嬗替的風風雨雨，釀造出萬千人生的悲歡離合，也凸顯溫文人性的無窮變相。傅山生當其時，歷經戰亂的悽風苦雨和驚濤駭浪，細數起來，他算得上是一個頂得起、立得住、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男子漢。無論是他的團團錦繡、氣勢雄放的書法，還是他那頗引爭議的「四寧」、「四毋」理論，抑或是他獄中絕食、晚年堅拒朝廷徵辟的豪俠故事，信手拈來，都是足令史章盎然生色的美談。
八大山人是中國美術史上寫意花鳥巨匠，他的風格卓異的水墨出於孤傲積懣，具有驚世駭俗的孤寒之美，在歷史上幾乎是破空而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為同時代畫家所瞠目。同樣出於其內在膠著著亡國之痛的傷痛心靈，他的書法卸盡鉛華，聽任一根質樸無華而風骨內含的勁線，倔強地延伸悠遊盤旋在黑白交織的翰墨生命高空，展示出深沉的生命傷痛和無可慰藉的無奈孤獨。書法的點線，漢字的形體造型，在這裡又一次接受藝術就性靈的洗禮和錘鍊，其不平凡意義再一次得到升華。在中國書法史通向彼岸的狹窄道路上，又一塊歷史豐碑被豎起，上面刻著：八大山人。
鄧石如是清代碑學的先驅，中晚清碑學運動的奠基人。他也是中國書法史上為數不多的以布衣身份、全憑自己藝術傲立書壇的大書法家。鄧石如在藝術上全面，篆、隸、真、行、草諸體皆精，尤其隸書、真書、行書、篆書、篆刻，在廣泛學習民間書法的基礎上，變化出新，形成了鮮明的個性。拓展了書法的筆法。而作為職業書法家、篆刻家，他的成功也突破了歷史上藝術對政治的依附——非達官顯宦其書不貴的非學術痼習，為藝術、學術的良性發展點燃了引航燈。
吳昌碩是中國近代書畫大師，詩、書、畫、印四絕。他的寫意花鳥在近代畫壇擁有很高地位，為海派重鎮。他的篆刻在大膽吸收秦漢民間刻石資料的基礎上，天機獨造，印風渾厚雄放，將清中期以來的篆刻藝術世俗化傾向推向一個新高峰。他的書法，不蹈前人軌轍，出古而開新，任情率意，筆墨爛漫老成，尤其是以斜勢、破峰作石鼓大篆，氣勢渾莽，開篆書新氣象，有發韌啟源之功。其行書用筆率情，筆勢翻飛，波瀾天成，氣勢凌厲，亦於二王、唐宋畦町之外，更開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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