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京到北京,高鐵需要3個多小時,飛機需要約2小時。如果在明朝初期,只有15天時間,如何完成這段旅程?」
8月15日,馬伯庸來到上海書展,帶來了新作《兩京十五日》。
這並不是他第一次做客上海書展,但《長安十二時辰》的熱播,讓馬伯庸受到了空前的關注。雖然今年書展限流,但新書見面會現場,還是擋不住讀者撲面而來的熱情。
故事靈感來源於僅40字的史料
「從上一本書《顯微鏡下的大明》開始,我就一直在做相關資料的搜集,創作《兩京十五日》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讀者見面會
在馬伯庸最新出版的長篇歷史小說《兩京十五日》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大明洪熙元年,當朝太子朱瞻基寶船在南京秦淮河畔被炸沉,天子病危消息傳來,一場橫跨兩京的驚天巨變令太子踏上了瘋狂的極速之旅。
這本長篇歷史小說巨作分為上下兩部,全文近70萬字,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一故事靈感,竟來源於《明史》中一段僅40字的真實記載:「夏四月,以南京地屢震,命往居守。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璽書召還。六月辛丑,還至良鄉,受遺詔,入宮發喪。」史書中的寥寥幾字,背後究竟隱藏著怎樣的深意?
■馬伯庸分享創作體會
馬伯庸總能從浩瀚的史料中,發掘出大量不為人知的細節,巨細無遺地呈現在讀者的眼前。《明史》一句40字的記錄變成一部長篇小說,主要人物和史實多有據可查,馬伯庸讀史解史的功力堪比「文字考古」。
他說:「這40字中只提到了從南京到北京的前因和後果,但是整個過程沒有提及,我會關注這40字裡面的想像空間,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可以挖掘的劇情寶庫。」
小人物的命運寫起來最有意思
以明朝初期熱門話題遷都、漕運、靖難等為故事背景,用小人物的故事和小團隊的經歷串起了大明王朝的社會生態。《兩京十五日》描繪的是一個小捕快、一個女醫生、一個芝麻官和一個當朝太子的拯救之旅,一幅描繪明代大運河沿岸風情的鮮活畫卷。
■馬伯庸
談起新作,免不了會與之前的《長安十二時辰》相比較,對於兩者最大的不同,馬伯庸說道:「《長安十二時辰》關注的是同一個地點的時間變化,長安城的24個小時。《兩京十五日》關注的是空間上的延伸,他們從南京到北京,離開了金陵,一路北上,是一個空間的轉換。」
小人物的命運總是馬伯庸最關注的,也是他認為寫起來最有意思的。「當你放在小人物視角的時候,很多事情都可以說得很透,而且我覺得從大的方向上來說,中國歷史你要是不了解小人物、小細節的話,那麼談論大政策、大趨勢,往往就失之空泛。」
《兩京十五日》裡的捕快吳定緣,就是一個小人物,而他又是故事中最重要的主角之一。
■籤售現場
此外,新作《兩京十五日》由一個人的「拯救」,換成一群人,馬伯庸這樣總結:「獨角戲不如群戲好玩!」
由於《長安十二時辰》電視劇的熱播,讓《兩京十五日》又一次得到影視行業的青睞,據馬伯庸透露,目前已經授出影視版權。
·晨報記者對話馬伯庸
「如果爆款能夠被公式總結,
那影視圈早就被連環爆破了」
■馬伯庸在書展上談走紅
新聞晨報:去年《長安十二時辰》大火,那個時刻你分享到的最大紅利是什麼?這股風頭你覺得過去了沒?
馬伯庸:最大的紅利是,我對於選擇走作家這一條路的信心更足了,應該沒走錯。這股風頭應該已經過去了,如果還在持續,我反而會尷尬了,總不能一輩子躺在一部作品上面。
新聞晨報:從《長安十二時辰》,到新作《兩京十五日》出爐,其中間隔了多久?你是不是又回到了寫作的日常?
馬伯庸:大概三年吧。《長安十二時辰》出版之後,我就意識到,如果我馬上出一本書,銷量肯定會很好,但我怕這個火。就怕火過了,所以我主動給自己降了溫。我當時出了一個歷史普及類的書,非常冷門,叫《顯微鏡下的大明》,和前面的書完全不一樣,也沒有指望這書銷量有多好,想給自己冷卻一下。這個書,需要翻很多資料。說實話,這書都是一堆小事,沒有大事,也不是故事性的東西。所以就是給自己一個調節狀態。調節完之後,然後再開始新書《兩京十五日》的創作。
談出圈
新聞晨報:寫作至今,你有不少暢銷作品,《古董局中局》更是粉絲無數,但一直到《長安十二時辰》,一下子火出了圈。你覺得是什麼因素推動了出圈?
馬伯庸:我沒有特別去想過這事,我覺得寫作還是一件相對純粹一點,寫出讓自己滿意的好故事。《古董局中局》有我滿意的地方,也有不滿意的地方,那麼在《長安十二時辰》中,我會把不滿意的地方做調整,然後讓滿意的地方進一步升級。這就是一個進化的過程。至於是不是去總結《長安十二時辰》的火,爆點在哪?以後再利用起來,這個我沒有想太多外部的原因,覺得還是得從內容本身來講。
新聞晨報:《長安十二時辰》火了之後,你的心態有沒有改變?
馬伯庸:有,方方面面的人會找過來談合作,有一段時間應酬不暇,讓我變得有點社恐了。嚇得我趕緊寫了一部冷門的歷史普及降降溫。
新聞晨報:你在寫作時,會討好讀者嗎?還是只追隨自己,順從自己的內心?
馬伯庸:讀者是不可能被討好的,因為讀者在你這裡期待的是一種未知的愉悅。你只有超越讀者的經驗,才能讓他們喜歡你。你去討好讀者,說明你創作的一切都在讀者預期之內,這就是個悖論。所以從這個邏輯來說,寫作不是去迎合某一類讀者,而是你寫出你覺得好的東西,然後把喜歡的讀者聚攏過來。
新聞晨報:《長安十二時辰》火了之後,有人總結了這樣一個公式:歷史知識點+家國情懷+爽感包裝=爆款作品,你同意這樣的公式嗎?你認為,爆款有沒有公式?如果有,你心裡的公式是怎麼樣的?
馬伯庸:如果爆款能夠被公式總結,那影視圈早就被連環爆破了。事實上,所有爆款的公式,都是在爆款之後才發現,事後諸葛亮罷了。你如果迷信這東西,套著它去搞創作,再爆的概率會非常低。
新聞晨報:有沒有期待新作《兩京十五日》能像《長安十二時辰》那樣火呢?
馬伯庸:這個不是我能決定的,交給市場去檢驗吧。我就是把它認認真真去寫完,我的使命就完成了。
談寫作
新聞晨報:主持人曹可凡說,你寫作偏愛咖啡廳,公司辦公室、大學教室,似乎環境越嘈雜你靈感越迸發,怎麼會形成這樣一種寫作癖好?
馬伯庸:中學時代喜歡在課堂上偷偷寫小說,如果周圍很嘈雜,說明老師在熱情授課,我很安全。什麼時候感覺到周圍一片安靜,說明老師已經發現你開小差,正冷冷站在旁邊瞪著你,一場電閃雷鳴即將到來。所以嘈雜的環境,會帶給我安全感。
新聞晨報:寫歷史小說最大的難點是什麼?如何合理想像但又逼近歷史真實?
馬伯庸:最大的難點是在保證歷史不扭曲的前提下,寫出新花樣來。我的辦法是深入挖掘細節,細節寫得足夠生動,就會產生一種信服力。
新聞晨報:寫《兩京十五日》的過程,你有哪些新的考古發現?
馬伯庸:我不是考古學家,我只是從許多考古與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裡汲取養分,為我所用。寫作過程,其實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新聞晨報:在寫作中,你總能從浩瀚的史料中,發掘出大量不為人知的細節。這種文字考古工作的通常過程是怎樣進行的?
馬伯庸:很多人會覺得這是一個開腦洞的過程,我原來也以為這是一個開腦洞的過程,其實不是,後來我發現,這是屬於大量閱讀之後必然會產生的火花,你要產生靈感,你要從這些史料的細枝末節中找到有用的內容,你必須做大量的閱讀和大量的積累,有這種積累的土壤之後,這個土壤才能生長出靈感,才能生長出腦洞。所以,與其絞盡腦汁去想怎樣去挖掘靈感,倒不如沉下心來踏踏實實去看書,書看多了,自然就會想出來了。
新聞晨報:你的腦海裡是否有一個知識寶庫?
馬伯庸:應該是有一個索引庫。我會把雜七雜八的知識,記錄一些關鍵詞,需要挖掘時,再去搜索。平時我也記不住,需要我去找哪方面,我會迅速找到方向。
談美食
新聞晨報:這次你作為作家代表,參加了上海書展作家餐桌計劃,你會如何與讀者分享你的美食感受?
馬伯庸:我一直在跟讀者分享。不管是線上社交媒體還是線下讀者見面會,我一直在跟他們分享美食。因為我覺得,美食是一種共同記憶。我跟你可能完全不認識,我們的人生經歷完全不同,但是我們對美食的感覺肯定是一樣的。看到好吃的,烤串兒、辣條、軟兜,看到這些好吃的東西,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記憶。而且這些記憶都可以分享。
新聞晨報:看到之前有採訪說,你每到一地,不僅愛當地的博物館,也愛去吃當地美食。生活中,你是一枚吃貨麼?在上海有沒有你獨家的美食地圖?
馬伯庸: 美食是生活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也是人生質量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上海我來的比較頻繁,有幾家老字號是每次必去的。
新聞晨報:愛美食的你,據說最近還愛上了健身?
馬伯庸:反正機緣巧合,正好趕上那個機會,就練了。發現還挺舒服的。而且有一點成果後,動力就更足了。練的越多,效果越好,進入一種正循環。而且對作家來說,寫長篇很消耗體力。如果你沒有足夠的狀態,很難去把它完成。
談「上海十二時辰」
新聞晨報:這是你第幾次參加上海書展,對上海書展怎麼評價?
馬伯庸:應該參加過很多次。每次來,都會讓我有一種安全感。看到有這麼多人還在看書,我就覺得寫書還是個有意義的事兒。
新聞晨報:之前你是在上海念的大學,你對上海有著怎樣的印象?
馬伯庸:我在上海讀的大學,後來來上海的次數也比較多。對於上海這座城市,原來我對它有一種偏見。覺得上海是一個市井氣息比較濃厚,商業氣息濃厚的城市,後來慢慢發現,其實上海的人文內核非常豐富,它是一種東西方結合的感覺,既能夠有東方的韻味,同時也有西方的一種契約精神。所以我對上海感覺挺好。
新聞晨報:上海這座城市帶給你怎樣的改變?
馬伯庸:改變的主要是口味方面。原來我吃不太習慣。因為上海菜,一個是量小,一個是偏甜,對我來說,可能偏淡。後來接觸多了,濃油赤醬我也見過。上海菜量雖然小,但特別精緻。春天吃醃篤鮮,八月吃大閘蟹。
新聞晨報:說一說馬伯庸的「上海十二時辰」?比如你在上海的一天,會怎樣安排?
馬伯庸:我在上海的一天,就是逛博物館,去一些冷門的地方。比如說,在老上海站,有一個火車博物館,那個地方不太有人去,但那裡有中國近代鐵路相關的重要資料,以及一些我們完全不知道的鐵路路標,當時用的信號器等等,那些小細節的東西,我覺得很有意思。
新聞晨報:在上海你最愛去的書店是哪裡?
馬伯庸:我在上海讀大學那幾年,去得最多的是上海書城,那時它剛剛開張,我記得那時每逢周六周日,我就坐公交車,或者借一個自行車,從魯迅公園,騎到福州路,到上海書城逛一天,中午隨便吃點飯,然後下午再逛。那時上海書城也算是我心目中的聖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