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君為臣綱」唯心主義理學,而導致的反對君主專制思想

引言

明清之際，黃宗羲從政治思想上針對唯心主義理學的「君為臣綱」這一核心，進行了尖銳的批判，表現了強烈的反對君主專制的思想，把反理學鬥爭推向新的高潮。

黃宗羲（公元1610-1695年）字太衝，號南雷，又號梨洲，浙江餘姚人，是明末清初重要的思想家和哲學史家。他在青年時期，參加過反對當時統治階級內部最腐朽的勢力－閹黨的鬥爭。1644年明王朝覆亡後，他曾參加熊雨軒領導的抗清鬥爭，一直至南明政權徹底垮臺為止。此後黃宗羲一再拒絕清王朝「博學鴻儒科」的籠絡，又拒絕詔修明史，富有民族氣節。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黃宗羲

黃宗羲從自身的經歷、以及總結明亡的教訓，於1644年寫成了著名的《明夷待訪錄》，在對唯心主義理學的批判鬥爭中，提出反對君主專制的思想，在政治上表現了進步的傾向。他在編撰《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這兩部斷代哲學史著作的過程中，開始擺脫王學的唯心主義束縛，提出一些具有唯物論傾向的觀點，但他的哲學思想體系是很不完整的，還未徹底擺脫唯心主義心學的影響，具有不少唯心主義因素。

他的主要著作有：《明夷待訪錄》、《南雷文集》、《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等。他的反對君主專制的思想，對我國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產生過一定的積極的影響；戊戌變法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也利用了他這一思想，當時的維新派曾印刻《明夷待訪錄》，作為宣傳的工具。黃宗羲思想的傑出貢獻在於他對君主專制的批判。首先，他揭露和痛斥君主專制制度已成為「天下之大害」。他說：「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

天下之所以不安寧，是因為封建皇帝的專制統治和壓迫的結果。他指出，封建皇帝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任意「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來博取他一個人的產業，樹立一個人的統治；封建皇帝在奪取政權以後，又為了鞏固其子孫基業，肆無忌憚地榮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為一人之淫樂」，還十分無恥地聲稱：這是「我產業之花息」（《明夷待訪錄·原君》）。在當時極端殘酷的封建專制統治下，黃宗羲敢於這樣大膽地揭露封建專制主義，表現了他追求真理和憎恨邪惡的精神。

黃宗羲還揭發封建專制制度在社會經濟上、特別在賦稅方面造成嚴重的危害，他指出「三害」：第一，「積累莫返之害」明代賦稅雜役十分沉重，迫使人民「得有其生」，「亦無幾矣」。能夠生活下去的人，變得寥寥無幾了。第二，「所稅非所出之害」－明代納稅，須以糧、布易銀，由於銀貴，所以農民「豐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為銀，則仍不足以上供」，「兇年田之所出更不足上供」，這樣，造成了「歲歲兇年」，使天下的農民階級與封建統治「為仇」了。第三，「田土無等第之害」。

▲百姓

明代徵稅，不區別土地的好壞，使有些不毛之地，即使年年耕作，連租牛的利息也償付不起。（《明夷待訪錄·田制》）他揭露明代末年社會上的「三害」，實際上宣布了封建制度面臨崩潰的前夜。因此，在他看來，既然君主「不以天下萬民為事」，作臣的就沒有必要「殺身以事君」，即是說，沒有無條件為君主效勞、效死的必要。至於象桀、紂那樣無道的君主，他們既不以「萬民之憂樂」為憂樂，他們的興亡，只能說是「一姓之興亡」。這裡，他把至高無上的所謂「天子」降低到「一姓」的地位；這一點同韓愈所謂「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上則誅」的觀點不同，韓愈是為了鞏固封建專制統治而說這些話，黃宗義則把「一姓之興亡」和「萬民之憂樂」相對待，對「天子」公開予以藐視，這也反映了他對封建專制制度的不滿和對人民疾苦的同情。

黃宗羲又指出，當時天下的人都怨恨皇帝，把皇帝看成「寇讎」、「獨夫」，但是還有那麼一些「小儒」卻胡說什麼「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即是說君臣關係是天經地義、誰也不能違反的。黃宗羲所反對的這些「小儒」，顯然是指那維護君主專制制度的程朱學派。他認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是非，而公其是非於學校。」（《明夷待訪錄·學校》）

這就是說，人民不能以天子（皇帝）的是非為是非，而要把學校作為評議是非的場所。黃宗羲強烈地批判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也是對唯心主義理學的政治理論基礎的批判，因為理學家把君臣關係視為不可違抗的先驗的真理，他的批判也就從譴責君主專制制度而深入到打破這種先驗論。其次，黃宗羲提出「有治法而後有治人」的主張，反對「有治人而後有治法」的提法。（《明夷待訪錄·原法》）這是企圖以「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的市民利益的理論反映。

▲皇帝和妃子

在他看來，封建專制制度行的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封建君主把天下作為一己的私物和當然的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從而導致「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而為人臣者，則參與這種「敲剝」，這都是「後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不長，子孫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為之法」（同上）。這種「一家之法」是違背「天下之法」的。在他心目中的「天下之法」，是指「貴不在朝廷，賤不在草莽」，「各得其私，各得其利」的市民理想。黃宗羲認為，君主以「利慾之私」破壞這種「天下之法」，從而把主（民）客（君）關係搞顛倒了。這裡，黃宗羲強調以「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的所謂「法治」思想，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工商業者的利益和要求，帶著若干近代民主思想的色彩。

他的所謂「法治」，一方面是作為唯心主義理學所主張的「聖道之德」的反命題，另一方面仍然是承認封建統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統治的合法性，這和農民階級以革命行動來推翻封建專制制度而倡導的「均貧富，等貴賤」，從根本上否定剝削者的「法治」，則有本質的差別。第三，黃宗羲從「一代有一代之法」的觀點出發，論述了他的「工商皆本」的主張，反對傳統的「農本商末」的觀點。他說：「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蓋皆本也。」（《財計》）黃宗羲的「工商皆本」主張的提出，不是偶然的，這正反映了他當日所處的江浙地區資本主義工商業萌芽的客觀要求。

▲農民革命

同時，他以「一代有一代之法」為立論的前提，也說明他不泥古不化，隨著社會發展而提出新的見解，這是符合樸素唯物論反映論的要求的。綜上所述，黃宗羲反對君主專制的言論和主張，是處於明末清初「天崩地解」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清代理學統治思想確立後，黃宗羲樹起反對理學的旗幟，他一方面揭露批判理學的煩瑣哲學的方法，指出理學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這批「小儒」從青年到頭髮發白，「封已守殘，摘索不出一卷之內」，即是說，這些人所謂做學問，不過是對儒書中的章句字義進行一些解釋和爭論。

一輩子關起門來守著這些破紙堆，東抄西弄也離不開這些書本，只能「逃之者之愈巧」（《留別海昌同學序》）離開實際更遠。但一朝到了 「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弁玉吳君墓志銘》）。等到國家有事要他們出力時，則茫然張口結舌，好象坐在雲霧裡糊糊塗塗，變成不知所措了。這方面主要是揭露了理學的流毒。另一方面，他著重從制度的根本上開刀，對理學的理論核心－維護封建專制的綱常倫理，特別是對君主專制進行了大膽的抨擊，給予唯心主義理學以有力的打擊，多少帶著民主思想的色彩。

▲戰場上的廝殺

他的著作《明夷待訪錄》，在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被大量刊印，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成為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武器。但是，必須指出，黃宗羲的政治思想，歸根到底仍然是「賢人」之治。他主張設置宰相，實行傳賢；開設學校，作為清議機關，監督政府。他批判「科舉抄撮之學」，即反對八股科舉考試制度，認為這使得大批人專門從事經書的摘抄，從經書的條文到條文，完全不結合實際。他提倡「公其是非於學校」，這是他在明末反對閹黨政治鬥爭的總結，雖然帶有一點民主色彩，但從本質來說，基本上還是屬於剝削階級內部的鬥爭。

結語

黃宗羲的哲學思想，雖然受過「王學」的影響，但他並沒有沿著王學的主觀唯心主義路線走下去。他通過了批判，特別是通過編撰《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時對歷史上思想家的評述工作，使他的思想傾向於唯物主義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