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雪花噪點帶不走老電影的流金歲月，笑顰風流鋪滿歷史的天空，重溫銀幕經典，發掘它們背後不為人知的往事。
往期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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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陸大鵬，網易歷史頻道專欄作者，外文譯者，譯有《1453：君士坦丁堡之戰》《金雀花王朝》《伊莎貝拉：武士女王》等。本文為網易歷史頻道獨家稿件，轉載請註明出處。
拍攝於1950年代的《茜茜公主》三部曲是奧地利歷史上最成功的電影，也是中國觀眾念念不忘的銀幕經典。茜茜公主的高貴氣質，奧地利皇室的奢華風範，令人對一戰前的歐洲宮廷充滿嚮往。然而，茜茜公主的時代，也是奧地利的落日餘暉，那些高雅貴族，終將淪為落魄王孫，世界大戰會為他們帶來何等的命運呢？
說到奧地利貴族，忍不住先講幾個笑話。
鮑比伯爵招待客人，大家聊起了童年。一位客人說：「我在慕尼黑出生，後來去維也納上學。」鮑比伯爵驚呼：「您上學要走那麼遠的路！」
鮑比伯爵應徵入伍。「您打算怎麼度過軍隊生涯？」「當然是當將軍了。」「您瘋了嗎？」「怎麼？非得瘋了才能當將軍？」
1918年11月，鮑比伯爵喝著劣質的代用咖啡說：「我真不明白！我們的軍隊多麼雄壯！驃騎兵、龍騎兵、高頭大馬！多麼慷慨激昂的軍樂！多麼光輝燦爛！可以說這是世界上最好的軍隊。怎麼可以把這麼好的軍隊送去打仗呢！」
鮑比伯爵（Graf Bobby）是大約1900年前後，也就是奧匈帝國末期出現的虛構的笑話人物，至今仍然是奧地利家喻戶曉的幽默人物。鮑比伯爵沒受過很好的教育，蠢笨、幼稚，常常神氣活現地擺出貴族氣派，但有時也不失可愛。有的笑話可能有市民階層挖苦貴族的意味，但大多應當代表維也納民間的幽默感，以及對戰爭和糟糕時局的苦澀與無奈。鮑比伯爵不是奧地利貴族的光輝代表，但說不定是奧地利最有名的一位伯爵。
德國貴族的「富人版近親」
奧地利貴族與德國貴族非常相似，也有區別。
首先，奧地利貴族生活在哈布斯堡家族統治的多民族、多文化大帝國，所以奧地利貴族往往更顯得國際化和多元化，比如他們或許在維也納有冬季宅邸，在波西米亞、摩拉維亞有城堡，在巴爾幹有地產等。哈布斯堡家族曾經統治的地區非常廣袤，奧地利貴族包括大量非德意志裔的群體，比如波西米亞、摩拉維亞、匈牙利、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波蘭、義大利、尼德蘭與法國貴族。這些非德意志貴族的頭銜在奧地利都得到承認。我們很難用現代的民族觀念來衡量奧地利貴族。比如奧地利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家之一，歐根公子（Prinz Eugen），可以算作法國人或義大利人，但沒人會否認他是奧地利的大貴族。
其次，絕大多數奧地利貴族信奉天主教，這是他們與德國貴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差別。德國貴族有多種宗教信仰，後來由普魯士主導的第二帝國更是把新教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對德國南部和西部的天主教世界長期持敵視和不信任態度。典型的奧地利貴族傾向於和非天主教徒保持距離，只和其他天主教徒結婚。所以北德的新教貴族和奧地利貴族之間很少聯姻。奧地利貴族可以和南德的天主教貴族結婚，比方說巴伐利亞貴族，或者和義大利與法國的天主教徒結婚。也就是因為宗教原因，奧地利貴族和英國貴族的聯繫也極少。
第三，一般來講，奧地利貴族比德國貴族（尤其是德國北部和東部貴族）更富裕。一個重要原因是，哈布斯堡家族長期壟斷神聖羅馬皇帝的位置，維也納長期是帝國的中心，大量財富和資源集中到維也納和奧地利。奧地利貴族的宮殿和城堡，尤其在文藝復興時代和巴洛克時代，往往比德意志其他地區的貴族宅邸更為豪華和美麗。也正是因為奧地利貴族比普魯士貴族富裕，從軍的奧地利貴族也比普魯士貴族少得多。家裡有財產保障，奧地利貴族的幼子們不一定需要走嚴酷的從軍之路，而且哈布斯堡帝國廣袤，有充裕的行政和外交崗位可以給奧地利貴族提供職業路徑。
1900年，霍夫堡皇宮的一次舞會上，弗朗茨·約瑟夫皇帝被貴婦們簇擁
第四，大多數情況下，奧地利貴族對哈布斯堡皇帝非常忠誠，貴族與皇帝的摩擦和衝突較少。在哈布斯堡統治的諸邦，除了哈布斯堡家族自己之外，在神聖羅馬帝國時期也沒有直屬於帝國的主權諸侯，所以減少了衝突的可能性。相比之下，德意志西南部一度有大量直屬於帝國的主權男爵和騎士，他們在19世紀初喪失了主權，被巴登、符騰堡等大邦吞併，這些曾經（至少在理論上）與巴登和符騰堡君主平起平坐，甚至血統比他們更古老的男爵和騎士們往往很不服氣。第二帝國時期的德國貴族對霍亨索倫皇帝的忠誠也是打折扣的。相比之下，對奧地利貴族來講，社會金字塔的最頂端永遠是皇帝。另外，至少在宗教改革造成的衝突結束之後，奧地利統治者哈布斯堡家族與貴族的關係比較融洽，對抗和衝突較少。當然匈牙利貴族是另一回事，他們時常密謀反對哈布斯堡家族，為馬扎爾民族爭取更多權益和自由。
現代國家的「倖存者」
奧地利開明專制時代的重臣文策爾·安東·馮·考尼茨-李特貝格伯爵
神聖羅馬帝國利奧波德一世（1640—1705）在位時期，哈布斯堡家族的統治還是君主與貴族等級的二頭政治，貴族還擁有相當強大的政治權力和諸多特權。他的次子查理六世在位期間已經開始凝聚君主的權力，往現代絕對主義專制政權的方向發展。而查理六世的女兒瑪麗亞·特蕾西亞及其兒子約瑟夫二世皇帝則通過一系列改革，建立了強大的中央集權現代國家。君主與貴族的二頭政治讓位於君主專制。貴族等級的權力和特權被大幅度削減。從此，中央政府徵稅不再需要貴族等級會議批准；聽命於君主的行政機關與職業官僚從中央滲透到地方，逐漸蠶食貴族領主的統治權；司法部門與行政部門分離，使得貴族等級失去了司法裁判權；刑法與民法的整理編纂使得國家的權力逐漸統一且集中於維也納朝廷；稅務和財政改革也削減了貴族的權利；約瑟夫二世拒絕召開波西米亞的地方議會，並解散了它的執行機構，於是貴族與君主平行統治的最後殘餘也消失了。奧地利開明專制時代的重臣文策爾·安東·馮·考尼茨-李特貝格伯爵（Wenzel Anton von Kaunitz-Rietberg，1711—1794）曾對瑪麗亞·特蕾西亞皇后說：「我不能同意重新抬舉貴族。我自己是波西米亞貴族和地主。但我對陛下的責任比我自己階層的利益更重要。我必須在上帝和陛下面前承認，我認為，假如恢復貴族的統治，那麼國家的改良和希望就全完了，國家的最高權力將受到嚴重打擊。」專制君主及其代表的中央集權和現代化國家，逐漸取代了封建時代的政治制度。在這過程中，貴族損失了很多，但他們很快找尋到了自己的新位置。他們積極參與現代國家的建設，出任行政官員，為君主效力，從更強大也更富於的現代國家那裡獲得勝過封建時代的物質利益和資源。普魯士等德意志邦國也發生了類似的進程。
奧地利上議院，1902年
1867年奧匈帝國的《12月憲法》規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907年，開始實行議會下院的全體男性公民普選制。但一直到1918年，貴族仍然享有社會上的優越地位和許多特權。1861—1918年，奧地利議會上院（貴族院）除了皇室和教會領導人之外，有106個貴族家族享有世襲席位。這106個家族常被稱為「高級貴族」（Hochadel），儘管這個詞一般僅指在神聖羅馬帝國框架內享有或曾享有主權的諸侯，而這106個家族裡包括一些從來沒有享有過主權的伯爵和男爵。匈牙利王國在布達佩斯有自己的貴族院，與這106個家族無關。貴族院成員參政的程度不同，有的人從來沒有去參加過會議。1907年起，貴族院成員也可以參選下議院。皇帝有時會把平民或者從資產階級躍升為貴族的人抬舉到貴族院。
舊日貴族的頭銜與等級
1918年時，除了皇室成員之外，奧地利貴族主要分成以下幾個等級，從低到高分別為——
1無頭銜貴族，僅有「馮」字，或有貴人（Edler）稱號；
2騎士，姓氏前有「Ritter von」；
3男爵（Freiherr），日常可稱呼Baron；
4伯爵（Graf）；
5侯爵（Fürst）。
少數侯爵也享有公爵頭銜，如列支敦斯登侯爵同時享有特羅保（Troppau）和耶根多夫公爵頭銜。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員有的也享有一些公爵頭銜。另外，哈布斯堡家族的男性成員出生便自動享有大公（Erzherzog）頭銜，女性則是女大公（Erzherzogin）。
1901年的一次賽馬會，賽馬是奧地利貴族喜愛的運動
1806年神聖羅馬帝國解體，在這之前就獲得貴族身份的家族常常在自己的頭銜前加一個「帝國」，如「帝國男爵」「帝國伯爵」等，以區分1806年之後獲得貴族身份的暴發戶。不過二者之間沒有法律地位上的區別。
奧地利貴族當中有大量外國人，其頭銜是外國君主封授的，但在奧地利也得到承認，比如來自法國的羅昂公爵（Duc de Rohan）。
與普魯士不同的是，奧地利貴族的頭銜放在名與姓之間，而不是全名之前。比如，在普魯士是Freiherr Manfred von Richthofen，在奧地利則是ManfredFreiherr von Richthofen。
新老貴族的鄙視鏈
至遲到1400年前後獲得貴族身份的貴族，稱為原始貴族（Uradel）。此後通過皇帝/國王等封授的詔書而獲得貴族身份的，稱為詔書貴族（Briefadel）。奧地利和匈牙利常用的一種說法「老貴族」（Alter Adel）包括原始貴族和一些早期的詔書貴族。
如果是神聖羅馬皇帝封授的詔書貴族，在整個帝國範圍內享有相應的身份和地位；而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還能夠以波西米亞國王、匈牙利國王、奧地利大公等身份，封授僅在這些地區得到承認的貴族。
1878年，冊封威廉和阿爾弗雷德·貝格爾兄弟為男爵的詔書
從1757到1918年，所有出身資產階級的哈布斯堡軍官，只要滿足一定條件（不間斷地服役滿三十年），就可以獲得世襲貴族身份。哈布斯堡帝國著名的女君主瑪麗亞·特蕾西亞皇后在七年戰爭期間頒布了這道法令，為的是吸引資產階級的人才為皇室所用。 1798年，神聖羅馬皇帝弗朗茨二世又增加了一個條件，即必須親身參加過戰鬥。後來即便沒有參加過戰鬥，只要有特殊貢獻，也可以獲得貴族身份。1896年起，即便沒有參加過戰鬥，只要服役滿四十年，資產階級出身的軍官也可以成為貴族。和平時期，大家只能苦熬時間；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很多軍官憑藉參戰和特殊貢獻等條件，獲得了貴族身份。1916年到戰爭結束，卡爾皇帝共封授了超過700人。這些憑藉服兵役而獲得身份的新貴族被稱為「體制貴族」。
1917年，一位「體制貴族」的紋章設計得到批准
被提升為無頭銜貴族的話，申請者無需向國家繳費。但如果想要「貴人」頭銜和包含地名的頭銜，就需要繳費。體制貴族的頭銜不與實際的領土掛鈎，可以自己挑選，可以是立功的地點、可以是服兵役的地點，有的頭銜甚至是完全虛構的，用來表達對皇朝的忠誠，比如「馮·皇冠之盾」（von Kronenschild）。另外，申請者可以自行設計紋章，但需得到政府批准。
奧匈帝國陸軍少校「馮·皇冠之盾」的墓碑
除了從軍為國效力之外，行政官員、企業主、銀行家、金融家、藝術家、自由職業者也可能獲得皇帝的封授，成為貴族。與歐洲其他國家，包括德意志其他邦國相比，奧地利封授貴族時是相當慷慨的。1701年至1918年一共提升了12408人的階層地位，其中10567人被從平民提升為貴族，其他的是晉升貴族銜級。按照職業劃分的話，其中有5133人是軍官，3463人是官員，1242人是商人、工業家和銀行家，520人是藝術家和科學家。體制貴族中有一些猶太人。
1893年，一名上尉獲得弗朗茨·約瑟夫皇帝的貴族封授，成為「體制貴族」
新貴族的心態和精神面貌仍然保持資產階級特色，而老貴族通過自己的財富、土地、互相通婚結盟和與宮廷的緊密聯繫，仍然佔據主導地位。不過總的來講，19世紀後半期的體制貴族代表著正在冉冉升起的、部分信奉自由主義的、忠於皇帝的資產階級人士。
老貴族被稱為「第一社會」，從資產階級攀升起來的新貴族被稱為「第二社會」，二者之間很少通婚。「第一社會」和「第二社會」之間存在森嚴的壁壘和複雜的鄙視鏈。前者鄙視後者，這是毋庸置疑的。據曾在維也納擔任使館武官的普魯士將軍克拉夫特·霍亨洛厄-英格爾芬根公子（Kraft zu Hohenlohe-Ingelfingen，1827—1892）描述，有的屬於「第二社會」的大財主因為特別有權有勢，大家不得不把他們算作「第一社會」。於是「第一社會」分成兩個群體：A，原先的「第一社會」；和B，從「第二社會」上升來的暴發戶，後者往往比前者富裕得多。A和B這兩個群體的男性可以交往，因為他們往往是政府和軍隊的同僚。但這兩個群體的女性幾乎從來不交往。如果A群體的男性娶了B群體的女性，就會被A群體排斥。在宮廷的大舞會上，兩個群體都受邀請；但所謂的「小舞會」從來不邀請B群體。霍亨洛厄-英格爾芬根公子說，「第一社會」也分成高低兩個群體，這是維也納獨有的現象。
皇帝遠去，貴族落寞
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大幕即將落下，奧匈帝國在做最後的垂死掙扎。10月16日，卡爾皇帝頒布宣言，提議將奧匈帝國改組為多民族的聯邦制國家。這種妥協來得太晚了，因為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成功獨立建國，南斯拉夫人也於29日建立了一個國家（後與塞爾維亞王國合併，組成後來的南斯拉夫王國）。在帝國崩潰的邊緣，原奧匈帝國德語區的議員緊急聯合起來，代表帝國境內德意志人的利益。11月11日，卡爾皇帝放棄權力，不過沒有正式宣布退位。12日，議會宣布建立「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即後來的奧地利第一共和國。
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與奧匈帝國相比，領土大幅縮水，經濟實力也減弱許多。很多人覺得這樣一個小國在經濟和政治上都難以維繫，所以希望與德國合併，但受到西方列強的阻撓，因為西方不願意看到戰敗的德國疆域還能擴張。所以，現代奧地利共和國不是歷史上自然生長出來的，而是被政治形勢逼迫而產生的。在此之前，奧匈帝國境內的德意志人群並沒有「奧地利人」這樣一個身份認同。
猶太裔奧地利貴族，阿爾方斯·詹姆斯·馮·羅特希爾德男爵
1919年4月3日，奧地利議會頒布《廢除貴族法》（Adelsaufhebungsgesetz），廢除了貴族制度。並且，奧地利廢除貴族比德國的魏瑪共和國更嚴厲。魏瑪共和國還允許貴族保留頭銜和「馮」，作為其姓氏的一部分，而奧地利則乾脆徹底禁止一切貴族頭銜和「馮」等稱號，違者將被處以2萬克朗罰款或至多6個月的徒刑。1948年憲法把這個處罰改為4000奧地利先令，後來一直沒有考慮通貨膨脹等因素，始終是這個數額，今天相當於約290歐元。於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族長在奧地利就只能叫奧託·哈布斯堡，而不是奧託·馮·哈布斯堡。有一個著名的故事是，1919年阿達爾貝特·馮·施特恩貝格伯爵（Adalbert Graf v. Sternberg）在維也納說：「你們看看我的名片！現在我叫阿達爾貝特·施特恩貝格。卡爾大帝給了我貴族身份，而卡爾·倫納剝奪了我的貴族身份！」（卡爾大帝即查理曼，卡爾·倫納是奧地利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理。）不過，藝術家、演員的名字或藝名不受該法律的影響，所以赫伯特·馮·卡拉揚仍然可以用「馮」字。很多貴族為自己準備兩套名片和信紙，一套遵照法律，沒有貴族頭銜和紋章，用於和公共機關打交道；另一套有頭銜和紋章，用於和商界與其他貴族打交道。
共和國的敵意甚於德國！
2018年，奧地利貴族彼得·施託爾貝格-施託爾貝格伯爵（Graf Peter zu Stolberg-Stolberg，弗朗茨·約瑟夫皇帝的外孫女黑德維希的孫子）給我做了解釋。他指出，在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德皇正式宣布退位，從帝國到共和國的過渡是合法的。而在奧地利，末代皇帝卡爾和皇后濟塔並沒有退位，也從來沒有舉行過廢除帝制的全民公投。所以奧地利第一共和國本質上沒有合法性。正是因為心知肚明自己缺乏合法性，第一共和國的領導者非常害怕舊的精英集團，即貴族，會捲土重來；害怕貴族會起來質疑和反對自己，於是共和國決心要打壓貴族階層。所以奧地利共和國對貴族非常嚴苛，不準他們用「馮」和各種頭銜。哈布斯堡家族甚至長期被禁止返回奧地利，還被剝奪成為奧地利總統的權利。後來哈布斯堡家族的大部分成員都放棄了成為皇帝的權利。但卡爾皇帝的兩個兒子羅伯特和菲利克斯沒有放棄這個權利。
1912年，工業家薩克斯·馮·薩克森哈爾被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封為貴族
施託爾貝格伯爵的說法聽起來有道理，但我沒有找到旁證，姑且在此轉述，期待讀者批評和指教。不過第一共和國政府的確對貴族抱有敵視和不信任的態度，用各種手段阻止貴族在共和國政府獲得重要職位。
雖然有明文禁止，但在奧地利日常生活中，用貴族頭銜和「馮」稱呼，還是很常見的事情，往往不會受到「叫真」的處罰。
對施特恩貝格伯爵這樣的大貴族來說，失去頭銜並不重要，他的宮殿、城堡、土地、金錢、人脈、教育和社會地位都還在。有一個著名的段子是，弗蘭奇斯卡·馮·施塔爾亨貝格侯爵夫人（Franziska Fürstin von Starhemberg）說：「廢除貴族對我們來說無關緊要。不管有沒有頭銜，我們都是施塔爾亨貝格家族。」
那麼廢除貴族頭銜對什麼人影響最大？是那些在帝國時期辛勞一生為國效力從而獲得貴族身份的「第二社會」。他們的薪水不多，生活清貧，但為皇帝服務幾十年之後，可以獲得低級貴族身份。這對他們是一種褒獎和鼓勵，也把很多人與皇朝聯繫起來，讓他們對皇帝忠誠。這種意義上，貴族身份是一種社會黏合劑。1918年廢除貴族，對這些人群的打擊最大。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一下子失去了工作、社會地位和最後一點點榮譽。
納粹德國吞併奧地利之後，也沒有恢復奧地利貴族的頭銜。戰後的奧地利第二共和國則對貴族「維持原判」。
奧地利貴族認為《廢除貴族法》是對他們的歧視和侵犯人權，怒斥其為「反貴族法」和「暴民法」；並堅持表示，貴族之所以是貴族，與頭銜無關，而主要與精神面貌有關，所以共和國希望通過廢除頭銜來消滅貴族，是一種妄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不久建立的「奧地利天主教貴族協會」在共和國時期才真正活躍起來，向政府遞交各種請願和申訴，建立和維持圖書館，建立幫助貧窮貴族的基金會，管理貴族名冊等等。該協會一度擁有3000成員，相當於幾乎全部高級貴族，還有部分低級貴族。協會的首任主席是海因裡希·馮·克拉姆-馬提尼克伯爵（Heinrich von Clam-Martinic，1863—1932，曾任奧匈帝國的奧地利部分的總理）。
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和匈牙利
1918年12月10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廢除貴族制度，禁止貴族頭銜，並實施土地改革，剝奪貴族的部分土地。一些貴族逃往奧地利、德國、匈牙利等國，也有一些貴族留在捷克，接受了捷克國籍。納粹時期，這部分捷克籍德意志裔貴族的財產被納粹沒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這群曾受納粹迫害的貴族收回了財產。但1948年，共產主義政權再次剝奪了貴族的財產和土地。1992年，曾經的捷克貴族，比如施瓦岑貝格家族，從新的捷克共和國政府手中收回了自己久違的財產。
在塞拉耶佛被刺殺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後代，即霍恩貝格家族，未能收回在捷克境內的土地和宮殿。列支敦斯登統治家族在捷克的土地也未能收回。
匈牙利在1946年之前都是君主國，卡爾皇帝曾試圖在匈牙利復闢，成為匈牙利國王，但都失敗了。在西方列強要求下，匈牙利政府禁止卡爾及其後代成為匈牙利國王，於是匈牙利成了一個沒有國王的王國。1947年，匈牙利廢除了貴族制度。
納粹伸出危險的橄欖枝
兩個因素讓奧地利貴族較少接受納粹的「統戰」：君主主義，即對哈布斯堡家族的忠誠；天主教信仰。
德國歷史學家史蒂芬·馬林諾夫斯基（Stephan Malinowski）寫了一本書《從國王到元首》，講德國貴族與納粹的關係。據他的研究，天主教信仰是一種疫苗，讓德國南部和西部的天主教貴族天然地對極端思想和納粹思想有一種抵抗力，所以天主教貴族較少支持納粹。
與德國的情況類似，奧地利的天主教貴族較少支持納粹。當然也有例外，比如菲斯滕貝格侯爵馬克西米利安·埃貢二世（Max Egon II. zu Fürstenberg，1863—1941），不過他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德國，而且曾是威廉二世的密友，對德國更為親近。也有一些奧地利貴族甚至在德國吞併奧地利之前就試圖加入納粹黨。典型的奧地利貴族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天主教要求信徒對羅馬教會、梵蒂岡和教皇絕對忠誠，而納粹敵視天主教會，所以他們較難接受納粹。真正的天主教徒如果接受阿道夫·希特勒及其很多非基督教的理念，需要克服極大的心理障礙。大多數奧地利貴族與納粹保持著不同程度的距離。不能說這些人都是反納粹的英雄，但他們也絕不是納粹分子。
當然，也就是因為天主教信仰，奧地利貴族也較難接受左翼思想，他們大多屬於保守派。有一個著名的特例是阿洛伊斯·列支敦斯登公子（Aloys Prinz von und zu Liechtenstein，1846—1920），他比較接近左翼政黨，被稱為「紅色公子」。不過他天生是個浪漫主義者。
在1938—1945年間，大部分奧地利貴族都進行「內在移民」（Innere Emigration），退縮到自己的城堡和小圈子，希望糟糕的時代能夠早點過去。他們沒有積極支持納粹，也沒有積極站出來反抗。
自奧匈帝國滅亡、1918年奧地利第一共和國建立以來，奧地利貴族就在社會上漸漸邊緣化，廣泛的民眾對他們不再感興趣。所以貴族的「內在移民」和對政治避而不談，開始得很早，比納粹興起早得多。從1918年到1938年德國吞併奧地利，奧地利貴族有差不多二十年時間來練習和實踐「低調」和「內在移民」。即便在第一共和國時期，他們也必須小心謹慎，避免吸引過多的注意力，避免拋頭露面。所以他們對納粹的迴避也可以說是自然而然的。
納粹也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吸引奧地利貴族。首先，奧地利貴族不是民族主義者，而是國際主義者，他們的親人和朋友遍布歐洲。奧地利貴族可能說德語，或主要說德語，但他們可能在波西米亞或義大利有城堡和地產。用國籍、母語、血統這些東西來衡量人，不是奧地利貴族的習慣。從這個角度看，奧地利貴族是開放和開明的。納粹的雅利安種族主義與德意志血統優越論，對奧地利貴族沒有什麼吸引力。
哈布斯堡家族的族長奧託·馮·哈布斯堡大公與霍亨索倫家族的威廉二世和幾位親納粹皇子不同，堅決反對納粹。他堅決抵抗納粹國防軍吞併奧地利，而德軍的此次行動代號為「奧託行動」，可能就是以他為敵。奧託·馮·哈布斯堡曾建議許士尼格總理把總理職位交給他，由他來組織軍事力量反抗納粹，並提出要發動工人階級。而許士尼格沒有抵抗納粹的意志，向希特勒屈服。
果然，納粹佔領奧地利之後，奧託大公就被以叛國罪通緝，哈布斯堡家族的財產被沒收。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兒子們被納粹逮捕，他的孫子們被從學校裡趕走。哈布斯堡家族多位成員被投入集中營。奧託大公及家人逃往比利時。1940年5月，德軍進攻比利時，哈布斯堡家族居住的宮殿遭到轟炸。副元首魯道夫·赫斯命令，逮捕奧託大公及其兄弟之後，立即將其槍決。奧託大公及其母親和兄弟姐妹歷經艱辛流亡到美國。奧託大公還曾返回法國，幫助反納粹的奧地利人逃亡，據說挽救了15000人的生命。 1941年8月，希特勒命令剝奪濟塔皇后及其子女的德國國籍。在英國和美國，奧託大公與邱吉爾和羅斯福交往甚密，推動國際承認奧地利為「被佔領國家」；推動英美縮小戰後蘇聯在奧地利的佔領區，並由英法美蘇四國佔領維也納；他還試圖組建一個奧地利營，在美軍框架內作戰，不過沒有成功。對於奧地利在戰後的地位（避免被蘇聯控制、走上親西方道路），奧託大公有不小貢獻。他還和邱吉爾討論過建立一個新的多民族聯邦制多瑙河君主國的可能性。
第一個死於納粹集中營的奧地利人是篤信天主教的君主主義者漢斯·卡爾·蔡斯納-施比岑貝格男爵。很多奧地利貴族以各種方式抵抗和反對納粹，這些抵抗分子包括埃爾溫·馮·拉胡森-維夫勒蒙將軍（Erwin Lahousen Edler von Vivremont，1897—1955）、約瑟夫·馮·弗蘭肯施泰因男爵（Joseph Freiherr von und zu Franckenstein，1910—1963）、約瑟夫·特勞特曼斯多夫-魏因斯貝格伯爵和夫人（JosefGraf von Trauttmansdorff-Weinsberg，1945年4月被納粹殺害）、漢斯·馮·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Hans Freiherr von Hammerstein-Equord，1881—1947），以及馬克西米利安和恩斯特·霍恩貝格兄弟（他們是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兒子）。
奉行君主主義的「奧地利天主教貴族協會」也反對納粹，1938年被禁。
1945年之後的身份復興
二戰結束之後，蘇聯在奧地利的佔領區實施土地改革，剝奪了貴族的土地。但後來奧地利第二共和國建立，蘇聯撤軍，這些土地於1955年物歸原主。哈布斯堡家族的私產和土地於1919年被奧地利共和國政府沒收，1935年被許士尼格總理部分歸還，1938年又被納粹沒收，1945年之後屬於奧地利共和國。奧地利農業土地的5%和森林的10%在今天屬於貴族。 2009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奧地利貴族進入經濟精英階層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六倍。畢竟施瓦岑貝格、金斯基、列支敦斯登、霍恩貝格甚至哈布斯堡這樣的赫赫威名，會給貴族自動加分，而且這些豪門多年來積累的資本與人脈在當代社會的商界、金融界等流域仍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列支敦斯登侯爵家族今天是銀行業大亨。漢斯·馮·勞達騎士（Hans Ritter von Lauda，1896—1974）是奧地利工業協會主席。
所以奧地利貴族大多仍然能過著地主和富人生活，儘管沒有任何政治和法律上的特殊地位。奧匈帝國時期首相馬克斯·馮·貝克男爵的後人馬克斯·馮·阿爾邁爾-貝克男爵（Max Freiherr von Allmayer-Beck）在1979年說：「作為一個群體的奧地利貴族已經完全沒有意義，沒有任何政治影響力。」
不過，在戰後初期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已經變成共產主義勢力範圍的地國家逃亡到奧地利的貴族往往除了背包和身上的衣服之外一無所有。逃往西德的前德國東部貴族會得到政府的一定補償，以彌補他們損失的土地和財產，但逃往奧地利的貴族得不到類似的補償。如果得不到親戚的搭救，他們大多為了謀生而選擇市民階級的工作，比如酒店經理、電工、汽車修理工、銀行職員等等。所以奧地利貴族不再是一個獨立的鮮明的階層，而是在很大程度時與資產階級融合了。兩個階層之間的關係也比過去放鬆了很多。
1954年，奧地利貴族組建了「聖約翰俱樂部」（St.Johanns Club），算是「奧地利天主教貴族協會」的非正式後繼者。俱樂部組織的舞會就像帝國時期霍夫堡皇宮的舞會一樣，豪門貴族匯聚一堂。不過該俱樂部的750名成員有三分之一不是貴族。
2005年，有人在奧地利組建了「奧地利貴族協會」在，以「奧地利天主教貴族協會」的後繼者自居。奧地利政府曾打算禁止該組織，後來又允許它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