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到天涯海角來,這裡四季春常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一首傳唱度極高的老歌,激發了無數國人對海南的嚮往。
這裡海景怡人、椰影婆娑,且長夏無冬,年平均氣溫22~27℃,是我國境內最受追捧的度假勝地之一。然而,正是由於長年注重旅遊業、房地產業等,海南也被稱為「文化荒漠」「教育窪地」。
不過,這一局面即將被打破。
不久前,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明確提出允許境外理工農醫類高水平大學、職業院校在海南自由貿易港獨立辦學,設立國際學校。推動國內重點高校引進國外知名院校在海南自由貿易港舉辦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
高教開放的大門,正以海南先行模式迅速打開。
中外合作辦學的「前哨」
在海南的發展史上,有過3次難得的歷史機遇。第一次是1988年4月,海南建省、建特區;第二次是2010年,海南建設國際旅遊島;第三次是2018年,海南迎來自貿區自由港(以下簡稱自貿港)建設。前兩次發展,海南在房地產業上傾注太多心力,換來的是成片爛尾樓與被破壞的海灘。
迎來第三次發展機遇,獲建自貿港的原因,正是海南獨特的地理位置。
從形狀上看,海南是一個形似大鴨梨的島嶼,陸地總面積達3.54萬平方公裡,是我國僅次於臺灣的第二大島。它鄰近粵港澳大灣區和東南亞,中國香港、新加坡兩大國際金融中心,深圳、廣州兩大一線城市在側,形成了「背靠大陸、面向東南亞」的態勢。
由於海南是一個「獨立單元」,未來採取的封關運作更便於實現。具體而言,實行的是「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島內自由政策。封關後,國際與海南的海關將全面放開,而海南到內陸將設一道真正意義上的海關。「從長遠來看,優質的資源引進海南,就等於引進中國,體現的是海南的國家價值。」北京某「雙一流」高校教授陳鴻說。
雖然海南與上海、廣東、天津等18個區域同設自貿區,但國家對海南的期待明顯要高出一籌,這從海南自貿港被賦予的政策紅利上可見一斑。
6月9日,中國民用航空局公布了《海南自由貿易港試點開放第七航權實施方案》,在海南自貿港試點開放第七航權,系我國在航權方面的最高水平開放。這又是怎樣一種開放?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周光禮舉例,我國內地城市的開放程度一般為三,如深圳等城市可以達到五。比如,一家韓國航空公司,在深圳只能申請到韓國首爾往返深圳的航線,而在海南卻可以申請到不經韓國中轉、美國紐約往返英國倫敦的航線。交通上的便利,極大地促進了人才的跨國往來。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規則,境外高校跨國境、跨區域辦學屬教育服務貿易範疇。為什麼內地較難吸引海外名校辦學?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稅收過高、辦學成本過高,內地個人所得稅的邊際稅率達到45%。而海南的最大優惠之一,就在於對鼓勵類企業按15%徵收所得稅,最高端緊缺人才按15%徵收個人所得稅。此舉甚至比粵港澳大灣區對境外優質高等教育的吸引力還要大。
「在政策上,我國其他省份目前是很難獲批海外高校獨資辦學的,但對海南開了這個口子。國外高校想要來中國辦學,目前海南是政策上最優惠的地區。」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海南大學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聯合國際旅遊學院院長王琳指出了方案中關於中外合作辦學的最大亮點。
因此,此方案一經出臺,海南便成為眾望所歸。有人認為,它將是2.0版本的綜合改革試驗區,並逐漸成為東亞地區最大的自貿港。
無論未來發展如何,眼下它即將打造為我國中外合作辦學的「前哨」。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樣,海南的中外合作辦學也不是今天才有的。
早在10年前,海南建設國際旅遊島時,就已經開始部署中外合作辦學了。王琳眼見著一撥撥人來到海南調研中外合作辦學,但開展了幾年後,仍沒有突出進展。「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如果洽談雙方的高校在海南都沒有辦學基礎的話,一下子把一所高校落在海南,涉及師資、管理、校園建設、政府對接等諸多事宜,事實上很難。」
最後,海南將國際合作辦學的任務交到海南大學,由該校作為中方代表,去尋找國際合作辦學夥伴,最終在2017年誕生了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聯合國際旅遊學院。該學院也成為海南首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
「並不是說沒有辦學基礎就無法實現中外合作辦學,只是受諸多辦學條件和因素的限制,籌備的過程和辦學周期會被拉長。」王琳補充道。
一年後,海南成了自貿港,政策紅利迅速加快了中外合作辦學的步伐。2018年當年,該省累計籤約各類教育合作項目達91個,開工建設教育項目 412個,總投資近200億元。
海南省規劃了三亞崖州灣科教城、陵水黎安國際教育創新試驗區、海口江東桂林洋教育科技產業園區等三大園區,作為引進國內外知名高校在瓊辦學的相對集中區域。
中國傳媒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北京體育大學首批落戶陵水黎安國際教育創新試驗區,分別創辦海南國際學院,攜其外方合作高校——英國考文垂大學、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葡萄牙裡斯本大學、英國諾丁漢特倫特大學、美國查塔姆大學等,聚焦以旅遊業為引領的現代服務業。
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語言大學聚焦江東新區總部基地及主導產業發展需求,落戶海口江東桂林洋教育科技產業園區。
……
「後浪」的競爭確實給王琳帶來了一定的「危機感」,但她認為,對於海南本土高校來說,這更多的是一種發展機遇和推動作用。「在巨資的注入下,或許很快能搭建起一個商業項目,但教育與之並不相同,它有自身獨特的發展規律和影響因素。」她說。
比如,對中外合作辦學項目而言,最核心的便是國際化師資團隊的建設。在引進高層次國際師資時,「拖家帶口」比「單槍匹馬」的教師更具穩定性。為他們做好「安居樂業」的生活服務,讓他們儘快融入本地社區,是本土高校所具備的優勢。於細微處見精神,才能保證國際教師安心工作。畢竟,中外合作辦學在任何時候都是質量為王,而不是數量優先。
那麼,她心中的這份篤定在政策紅利的衝擊下,還能夠存在多久?
先做區域知識創新中心
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設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這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我國科技發展的一種期許。
參照成為世界科學中心的邏輯,首先要成為世界科學次中心,而成為世界科學次中心之前,或許可以從成為區域知識創新中心找到突破口。
在周光禮看來,海南有潛力成為區域知識創新中心。區域知識創新中心最典型的特徵是能夠從事前沿知識生產,又能把知識生產通過有效的方式進行傳播,進而將其轉化為生產力,即知識的生產、傳播和運用在一個地方實現。
如美國西部的舊金山灣區,以通信技術、信息技術為核心,支撐高校是史丹福大學、加州伯克利大學;美國東北部的紐約灣區,以生命科學帶動產業,支撐高校是麻省理工學院。據不完全統計,單是麻省理工學院和史丹福大學的校友、教師創辦的企業產值,就已經佔到了美國GDP的1/5。由此可見,區域知識創新中心對一國發展的巨大牽引作用。
如果海南要打造區域知識創新中心,周光禮認為,學習的樣板應是鄰近的區域知識創新中心——新加坡。
它們最大的共同點在於都是自貿港,人員進出自由,尤其是科教政策都面向全球開放,能夠吸引高等教育各方面要素到此聚集。同時,它們都是宜居地區,氣候宜人。而相比新加坡,海南的面積足夠大,生活成本也更加低廉。
「新加坡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是,理工科大學可在短時間內打造為世界一流大學,而以人文社科為主打的大學,則需要漫長的歷史積澱。」周光禮說,尤其是前者,對於海南自貿區中外合作辦學而言,值得借鑑。
世界一流大學的形成主要有自然演化模式和人為設計模式兩種。前者如牛津大學、哈佛大學,其成為一流大學遵循的是自然演化邏輯,經過漫長的歷史積澱。後者如英國華威大學、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其形成一流大學是通過人為設計,短時間內通過組織和管理的創新實現跨越式發展。
新加坡的大學無疑是第二種。如新加坡國立大學從馬來亞大學中分出來,起步時基礎薄弱,但在較短時間內便辦成了世界一流大學,且辦學水平遠超當初的母體高校。
如今,全球一流人才除了流向美國之外,一些人也因高薪選擇了新加坡。後者也在事實上成為東南亞高層次人才的匯集中心,吸引了一批優秀的學生到此留學。
中山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長申曙光認為,相較於雄安新區辦雄安大學,人才流動會受到北京虹吸效應的影響,海南遠離政治中心、經濟中心,「一張白紙好畫圖」,只要國家政策到位,是能夠吸引國內外優秀人才到此聚集的。
鑑於海南的高等教育基礎薄弱,省內僅海南大學一所「雙一流」高校,「海南的第一步,應該引進海外一流大學到此辦分校,引進一流學科和有學科優勢的專家、學者來此開設一流課程,從而形成集聚效應。」在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北京大學社會經濟史研究所名譽所長蕭國亮如是說。
「海南究竟該向誰學習,還得看它的人才培養目標定位在哪裡。」申曙光把海南看作未來2.0版的綜合改革試驗區,為全國的改革開放服務,而不單單為海南服務。
蕭國亮認為,海南不應簡單地模仿新加坡、我國香港地區,而是應採納各家之長,通過自身創新,實現具有中國特色的自貿港辦學。「辦學要培養通用人才,不能照搬他人的人才定位,應與國際接軌,體現更高的品位與要求。」
王琳對此表示贊同。她認為,海南的發展必須將高校優勢與當地實際條件相結合,找好辦學定位和目標,在辦學模式、教學管理等方面進行創新式發展,才會有可持續的生命力。「事實上,不止一所美國高校在新加坡辦學以關門告終,其原因就在過于堅持『自我特色』不變,與本地資源沒有融合。」
吸引一流大學帶動產業
反觀國內三點一線地區,除了長江經濟帶,海南自貿區、粵港澳大灣區、雄安新區這三個「點」的高等教育在歷史上都比較薄弱。但近年來,廣東在高等教育領域接連出臺新舉措,使得該省的高等教育改革走在了全國前列。
以深圳為例,早在10年前,該市就開始進行規劃,其高等教育由三個體系構成。
第一個體系是本土院校,如深圳大學、南方科技大學,以及全國高職排名第一的深圳職業技術學院。
第二個體系是名校所辦的分校。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在此設立的本科或研究生院,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在深圳開設的分校。
第三個體系是專業學院。根據深圳市的主導產業,選擇每個產業的龍頭企業與政府合作,再分別尋找一所國內外大學辦學實力最強的學院,四方合作辦專業學院,為產業服務。例如,北理莫斯科大學、湖南大學羅切斯特設計學院(深圳)。
此前,海南公布了「十三五」期間重點發展的12大產業,包括旅遊產業、熱帶特色高效農業、網際網路產業、醫療健康產業等。但蕭國亮指出,海南最大的問題在於以前的產業結構單一,且成熟度遠不如深圳。
他認為,海南如今的功能並不適合發展傳統產業,而應在新興產業上發力,建設高度知識密集型的零汙染產業,如晶片、大數據、網際網路、生命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
申曙光也認為,海南的產業建設,第一階段應與自貿區的特點相符合,重點打造國際貿易產業、現代服務業;第二階段引進先進技術,在智能化、自動化等方面展開。
在周光禮看來,海南的專業學院建設並不那麼迫切,「更重要的是,學習深圳高等教育的第二個體系建設,吸引海內外一流大學到此辦分校,形成氣候之後,自然會帶動本土大學、產業共同發展」。
周光禮提醒道,此次在境外高校獨資辦學上的突破,有利於保留其母體學校的辦學傳統,更易形成或保留自身的特色。但與此同時,在專業設置上應是我國所急需的STEM專業,即科學、技術、工程、數學以及生命科學等學科專業。培養高水平科技創新人才,是我國面對複雜的政治形勢亟須補足的短板。
「如果一個人的青春年華在某個城市度過,就會對該地產生不一樣的情愫,畢業後甚至不願意離開。此時,佐以適度的產業政策,就很容易吸引他們留下創業,相關產業就能迅速發展起來。」周光禮說。
需要「帶頭冒險」的人
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的專家們紛紛表示,海南發展的關鍵在於人才引進。對於教育、產業底子薄弱的海南而言,人才引進要靠政策紅利,但給足了政策之後,海南就能如願發展嗎?
創新的兩個關鍵詞是自由、冒險。那麼,海南是否做好了這兩方面的準備?
陳鴻指出,雖名為自由貿易港,但真正「綁住手腳」的卻可能是自己。長期偏安一隅,海南人骨子裡可能缺乏改革所需要的闖勁。
「中央給予海南巨大的政策紅利,但海南人是否有能力、有勇氣把原則性政策轉化為可操作性政策,是眼下最頭疼的事情。」陳鴻說,「如果沒有一批打破既定平衡的人,凡事只會在政策上找依據,上面說什麼就做什麼,上面沒說的就不做,照此發展就會陷入死循環。」
儘管自貿港辦學擁有一定「自由」,可以衝破一些政策條框,但仍有很多「自由」無力衝破。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專家表示,有關部門的政策從單個來看都是正確的,但有時組合在一起就會出現邏輯上的不自洽。由此,也容易導致各種政策組合起來所產生的系統優勢消失。
如某有關部門嚴格控制中外合作辦學,如果海南希望從此處尋找改革的政策依據,大概率會「碰壁」。相反,按照中央「先行先試」的原則,大膽創新、不拘泥文件條框,興許能夠搏出一番天地。
「對於海南自貿港的發展,國家需要一批『帶頭冒險』的人,在境外高校獨資辦學上捨得給予優惠條件,並敢於承擔一定的風險,才能促進這一辦學模式誕生。這也是『先行先試』精神的體現。」陳鴻說,「當然,『先行先試』不等同於胡來,而是要於情於理,建立在能夠自圓其說的基礎上。中央也要做好『兜底』的準備,基於自貿區的特殊性去『寬容』,否則執行者連警告都害怕,還談何探索?」
在陳鴻看來,海南的發展要體現海南的國家價值、海南的自身價值。「第一原則是以優質資源的引進為主,再加一句whatever(不管它是什麼);第二原則才是考慮海南自身經濟發展的特點和利益。」
特別是對於高等教育,「海南的思想解放要更快一些,步子要邁得更大一些。」申曙光說,「人文社科方面可以小心謹慎一些,但是科學技術方面要有更廣闊的胸懷,應樹立為我所用、不問出處的觀念,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乃至全球的人才,真正發揮出海南獨特的區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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