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外情似乎是文學作品最常涉及的話題，原因是託爾斯泰在婚外情的經典著作《安娜·卡列尼娜》中精闢總結指出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既然我們看小說更喜歡圖個新鮮，那麼誰願意書中男女展示著日常生活向我們秀恩愛呢？所以一個童話寫到「王子和公主從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就可以打住，花式虐狗的細節我們沒興趣知道。不過，要是有個「第三者」出現，這故事就可以越寫越長，繼續吸引我們的目光，因為大家更為關注的好戲就要開場了！《道德經》上說，「三」生萬物，真是所言不虛。
在關於婚外情的文學作品中，《奧賽羅》可能是最冤的一部，因為壞人的蠱惑，奧賽羅懷疑自己的妻子出軌，可憐的妻子因為莫須有的婚外情被憤怒的丈夫活活掐死。觀眾們全程知道妻子的無辜，所以會同情，會憤怒。然而如果妻子真的有婚外情呢？故事會不會變成吃瓜群眾一起興奮地喊著：「掐死她！掐死她！」家庭的不穩定總是讓人恐慌的，斯特林堡的劇作《父親》中，因為懷疑孩子不是自己親生，這個念頭活活逼瘋了一位父親。一個家庭譴責婚外情的義正詞嚴，與一個民族懲罰叛徒是很相近的，摩西在律法上早就吩咐了：把這樣的人用石頭打死！不過西方仍然有另一種看法，來自耶穌：有一個女人行淫時被拿住了，有人問耶穌，該把她怎麼樣。耶穌的回答是：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於是大家都默默走開了。耶穌的博愛的確是偉大的，不過我覺得這些觀眾的誠實也一樣偉大，而且，從世風日下的當今看來，更為難得。
每個民族對婚外情的態度都不盡相同，這和社會制度息息相關，也受制於人們對道德的不同層次的理解。在父權制社會，一個男人三妻四妾眠花臥柳似乎並不受指責，甚至令人豔羨，風流韻事成了社會地位的象徵，而「河東獅吼」卻惹得人恥笑。不過我相信恥笑的肯定大都是男人，多數人覺得有特權而不享受特權的理由一般有三種：不願，不敢，不能。第一種那是要做「大事」的人，例如柳下惠可以坐懷不亂，所以被譽為聖人，宋江更喜歡結交兄弟，所以不近女色，甚至為了保全江湖義氣狠心殺了閻婆惜；第二種常被笑稱「沒種」，例如被蘇東坡寫詩嘲弄的懼內的陳季常；但真正的「沒種」本來應該是第三種，即沒這個功能，例如就有人懷疑柳下惠是不是性功能障礙者。對男人婚外情的寬容，對女性第三者的歧視，本質上當然是一種精神不平等，因為每一件這樣的事情發生，理論上總是有一男一女，而為什麼受傷的總是女人？雖然中世紀已經結束了，但中世紀男尊女卑的思維方式，似乎還流淌在許多人的血液裡。
我們習慣為一切婚姻失敗尋找第三者，仿佛第三者這回事是「理所當然」的，然而還有一種在普通人心中「不可理喻」的婚外情。例如《月亮與六便士》中以畫家高更為原型的斯特裡克蘭，《刀鋒》中據說以哲學家維根斯坦為原型的拉裡。毛姆筆下的另類「婚外情」，男人並非愛上了別的什么女人，而是愛上了一個夢想，藝術的夢想，哲學的夢想，當然也有人是宗教的夢想，例如「拋妻棄子」出家的李叔同。夢想和夢中情人一樣充滿誘惑，而且，可能比現實中的男女更具誘惑，因為夢想永遠不會變得「有心無力」，遭遇「人老珠黃」。
當然，毛姆寫的都是特例，是成人的「童話」，世界名著中的大部分婚外情，仍是浮世男女之間的恩怨情仇，有人引以為恥，有人因之自得，皆因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個體的習性使然。
東方，中世紀，偷情的美好時代
同樣是「中世紀」，日本與中國在男女問題上的觀念發展大相逕庭。中國至少在唐代以前，私奔偷情婚外戀，那都不是事，因為那時候提倡自由戀愛。《唐律》中有規定：子女未徵得家長同意建立了婚姻關係的，法律予以認可，只有未成年而不從尊長者算作違律。再加上當時女性地位較高，享有與男子同等的婚外偷情的自由。法律和風俗都為青年男女自由選擇戴綠帽開綠燈。宋代之後，貞操觀念才不斷強化。
古代日本的風俗習慣多模仿唐代，女性魅力除了文採風流，性魅力也是重要的衡量標準。平安朝的女才子清少納言在《枕草子》中就寫了偷情的美好：「秘密去會見情人的時候，夏天是特別有情趣。非常短的夜間，真是一下子就亮了，連一睡也沒有睡。無論什麼地方，白天裡都開放著，就是睡著也很風涼地看得見四面。話也還是有想說的，彼此說著話兒，正這麼坐著，只聽見前面有烏鴉高聲叫著飛了過去，覺得自己還是清清楚楚地給看了去了，這很有意思。還有，在冬天很冷的夜裡，同情人深深縮在被窩裡，聽撞鐘聲，仿佛是從什麼東西底下傳來的響聲似的，覺得很有趣。雞聲叫了起來，起初也是把嘴藏在羽毛中間啼的，所以聲音悶著，像是很深遠的樣子，到了第二次第三次啼叫，便似乎近起來了，這也是很有意思的。」真是無冬無夏，約會不斷。還有一位文藝女青年和泉式部，老公移情別戀，於是她靠著美貌加才華不但俘獲了許多男子的心，還以「小三」上位擠走了親王的正室。這在她的日記中可是「恬不知恥」地記錄著。
相對而言，紫式部的私生活就顯得潔身自好多了。但在《源氏物語》中，她的「三觀」也並不保守，整本書都是光源氏瞞人耳目的偷情暗戀，作者雖語微含諷，但卻不以為忤，甚至可能把光源氏視作「脂粉堆」中的英雄。大概所有中世紀能發生的不倫之愛都能在《源氏物語》中找到，只要這愛符合審美需要。但紫式部的高明之處在於，除了欲望本身，她同時也看透了欲望本質的苦惱。
《源氏物語》，[日]紫式部著，林文月譯，譯林出版社
文藝復興，性自由作為夢想
東方和西方的中世紀，性自由都只是極少數人的特權，對大眾而言，不道德的行為是地獄之門。於是早期文藝復興，對人性的張揚就成了撥亂反正的應有之義。如義大利《十日談》中的世界，性自由就是作為一種夢想，而且是一幕幕熱熱鬧鬧的喜劇。
書中一位因婚外情被告上法庭的女性，面對法官的詢問，她的回答是：身為世間的飲食男女，如果在家吃不好吃不飽，就只有到外面充飢解渴了。法官認為她說的有理，宣告她無罪釋放。丈夫不但「人生苦短」，還要因此忍氣吞聲戴綠帽。《十日談》整本書都仿佛在赤裸裸地宣告：欲望無罪，偷情有理。這樣隨心所欲的好日子，即便在西方，恐怕也是一去不復返了。
《十日談》，[意]薄伽丘著，王永年譯，人民文學出版社
十九世紀，婚外情作為夢想的破滅
文藝復興只是短暫復興了欲望，男女關係亂了一陣後，西方就開始了宗教改革。所謂宗教改革，並不是取消基督教，而是消解中世紀宗教不近人情、禁錮人權的專斷權威，重新合理制約被解放的人權。這種合理制約延續至今，在維護普通人的心靈生活上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對放縱自由的藝術家們來說，就顯得有那麼點兒不夠友好，在他們眼裡，獅子和綿羊共用一部法律，就是專制。
從這個意義上說，有評論家把福樓拜筆下的包法利夫人稱為女性的堂吉訶德，是極有見地的。堂吉訶德因為讀了騎士小說，要實現書裡行俠仗義的理想；包法利夫人因為讀了愛情小說，而一心追求戀愛的夢想。但正如現實的風車不是堂吉訶德眼中巨人一樣，現實中的婚外情也沒有書上描寫的那麼美好，最起碼男人沒有書裡那麼美好。包法利夫人為「人性解放」的夢想而做的努力，只好無情地撞碎在現實的南牆上。
對此，福樓拜用一種近乎看客的事不關己、不動聲色的冷靜和淡漠，冷冷看著包法利夫人偷情、遭情人遺棄、欠債、服毒自殺，看著一個文藝復興時期被作為喜劇的夢想灰飛煙滅，成為悲劇。我們看多了文學家寫的世界，總以為社會風氣比我們想像的更先鋒，其實那只是文學家的三觀走在了時代的前面。託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對女主人公的同情，是作者偉大的體現。而《包法利夫人》中近乎冷酷的冷靜，更是一個時代關於婚外情看法的一個整體象徵，是作品偉大的體現。
《包法利夫人》，[法]福樓拜著，許淵衝譯，譯林出版社
二十世紀，被部分肯定的世俗欲望
到了二十世紀，被欲望折磨的世俗男女都應該感謝一個「神」，他叫弗洛伊德。自從他給人類的原罪重新命了名，我們就重新受了洗，從此我們再也不叫「原罪」，改了一個高大上的名字——「力比多」，真是又溫柔又性感。
被理性的上帝拍碎的情感夢想，因為弗洛伊德而得以復甦。「力比多」表面上看大逆不道，總是扒了褲子往男男女女的下半身指指點點，但它骨子裡卻是極其寬容、極其平易近人的。理性雖然帶給人類啟蒙，但絕對理性卻往往走向理性的專制和理性的瘋狂。「力比多」則使人回到充滿人情味的日常幸福，消解禁欲主義給人格帶來的扭曲。由此，勞倫斯唯美主義的偷情文學《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雖然曾以「有傷風化」的罪名被查封，但終究還是解禁了。這是文學的勝利，部分復甦了《十日談》所宣揚的世俗欲望。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英]D.H.勞倫斯著，黑馬譯，中央編譯出版社
但欲望的復甦絕不能矯枉過正，因為理性告訴我們，婚外情也必然會帶來它造成的後果，也是弗洛伊德早就告訴過我們的——心理創傷。同為德語世界的作家君特·格拉斯，在婚外情事件中就更為關注其對家庭人員所造成的心理創傷，尤其是心智尚未成熟的兒童在這一大人的任性行為中承受的惡性影響。《鐵皮鼓》中的小孩，因為目睹了母親的婚外情而拒絕長大，這可能會是婚外情家庭的孩子普遍存在的潛在問題。大人們不用一廂情願地強調自己可以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有些行為一旦由人構置出來，甚至也就不以當事人的意願為轉移了。我們雖具備造成惡果的條件，卻往往並無收拾惡果廓張的能力。人的欲望是應該被部分肯定的，但理智幫助我們的，可能更多。
《鐵皮鼓》，[德]君特·格拉斯著，胡其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