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分餐制始於周朝，興於秦漢，盛行於魏晉，唐宋達到了巔峰期。尤其是在皇族貴胄之間、商賈巨富群體中，分餐制既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也是時尚和禮儀的程式。
《史記·項羽本紀》中描寫的鴻門宴，就表明當時實行的是一種分餐制。在宴會上，「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範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這五人便是一人一案。
鴻門宴中的分餐制，究竟有何現實意義？
時光追溯至公元前206年11月的某一天，西楚霸王項羽和漢王劉邦相約在鹹陽城郊外的新豐鴻門（今陝西臨潼縣東北），商議共同推翻秦王朝之後的大事。同時，這也是項羽的亞父兼謀臣範增密謀殺掉劉邦的生死酒局。
依照秦朝國宴的標準和流程，侍女、侍衛分工擺臺、擺放各種餐具、酒具，把大魚大肉、大酒、大羹，依次、依方位擺置就序。
按照大秦的禮制，主角項羽面東按主桌而坐，長輩項伯（項羽叔父）在同側左下位席地而坐。
謀臣範增則向南而席，主賓劉邦對著範增就坐 （大廳的北側）。而劉邦的謀臣兼首席秘書張良則依項羽對面 （西向侍）。一切看似有禮、有序，實則隱藏著預謀和殺機。
須臾，項莊（項羽堂弟）心領神會進入大廳舞劍助興，藉機蓄謀誅殺劉邦，而項伯見狀亦加入同舞，持劍護住劉邦。
正在危機四伏，殺機重重之際，張良藉故出去喚來劉邦麾下的第一勇士御前侍衛樊噲。項羽先是賜酒一壺，後又賞豬腿一個分餐給樊噲，均由侍女分餐後端送。此時的分餐制運用得可謂鮮明得體。
在項羽和樊噲對話飲酒過程中，在項伯和張良的輪番回護之下，劉邦藉故上廁所，隨即便逃之夭夭，總算是死裡逃生，躲過了生死狙殺。
從本質上說，是項伯利用了自己的特殊身份使得劉邦逢兇化吉，逃過了一劫，但從形式上看，還得感謝當時就已通用的分餐制。
試想，如果不是項羽、項伯、範增、張良、劉邦按照分餐制標準和流程而坐，而是圍著一大桌吃飯喝酒，項莊可能用不著用舞劍的方式，席間趁機完全可以輕易殺掉武功平平的劉邦。再有，如果是主賓多人把酒言歡，觥籌交錯之間，劉邦警惕性減弱，項伯也無暇顧及，互動之間下手的機會就太多了。
假如是此情形，劉邦即便有九條命也得葬送在鴻門宴上了。那麼，如果劉邦死於鴻門宴，也就沒有了楚漢之爭最後一搏的垓下之戰，當然也就沒有了項羽的烏江自刎，也更沒有公元前 202年2月28日西漢的開國大典。同樣，也就更沒有雄才偉略的漢高祖劉邦之後世的四百年之基業了。
《西楚霸王》電影插曲《思歸賦》（楚歌） ▷黃霑作曲◁當然，歷史不能假設。
分餐制看似微不足道，卻蘊含著天機和無窮大的力量。然而，老祖宗留下來的分餐制，在一般社交和普通的商務活動中，運用得也是不鹹不淡，可有可無。即便是在新冠疫情期間，大家還是習慣圍桌而坐，筷子、叉子、勺子混夾、混叉、混喝，細菌共融之行為時有發生，危害極大。
前不久，江蘇南京一家餐廳有家庭聚餐，大家筷子、勺子、叉子混用互使，毫無分餐制的運用。結果，導致9人感染病毒性疾病，一個大家庭付出了慘痛代價。
而在冰城哈爾濱，不久前的一酒樓，也因聚餐時沒有分餐而食，不使用公勺、公筷、公叉，而混合交叉，最終導致了49人之多的傳染病暴發的重大事件。這個教訓是相當深刻的，既危害了公共安全，也傷害了自己，後果十分嚴重。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而論，可以說鴻門宴上的分餐制拯救了劉邦，成就了劉邦。
當前，我們仍然處在與新冠疫情生死相搏的關鍵時刻，就是在平素的社交場合，公共場所用餐，不沿用分餐制，不使用公筷、公勺、公叉，都極有可能傳染或傳播出諸如戊肝、A肝、痢疾等病毒性傳染病。
可見，沿用分餐制，推崇一人一盤，公勺公筷的方式，這不僅十分必要，而且迫在眉睫。我們不能是臨時救急使用，而是要長期地規範化、標準化使用。也只有這樣才能在最大限度上預防傳染性疾病的擴散和潛伏，也才能營造出健康安全的公共和諧環境和秩序。
從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兩方面看，鴻門宴的分餐制影響是深遠的，尤其是在健康衛生和就餐活動之安全防護的過程中，鴻門宴的分餐制可以堪稱是世衛組織體系的教科書級的經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