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30日12點50分，從北京開往銀川的一列火車徐徐進入銀川站，寧夏回族自治區林業廳和寧夏交際處的有關人員從車上走出的眾多旅客中，一眼就認出了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竺可楨。
他們負責將竺可楨接到了寧夏交際處第一招待所的2樓323房間，自此，竺可楨開始了他短暫但有深遠意義的寧夏之旅。
竺可楨帶領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等單位的植被、土壤、地理、治沙專家來到寧夏，主要考察寧夏的風沙危害及其治理情況。
在寧夏交際處簡單地吃過午飯，竺可楨一行基本上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下午3點，他們就開始和寧夏政府、林業廳等單位的領導交談，了解寧夏的農村情況。晚飯後，才有時間去中山公園、新華街上轉轉。
7月1日一大早，竺可楨帶領有關專家專程前往設在靈武白芨灘防沙林場的中國科學院治沙隊研究站實地考察。
聽完設在靈武縣的治沙試驗站考察隊的報告後，他指出：「黃河東岸的陶樂縣，一向植被茂盛，人口稀少，受風沙威脅不大，但近年附近平羅、惠農、賀蘭、永寧等縣的農民，甚至內蒙古自治區的牧民都到該縣打柴，現已在若干地方形成起沙的跡象。」
因此，他大聲疾呼，要治沙防沙，首先「對於現有植被和林帶必須加以保護」。
在靈武東邊的鹽池縣，他看到沙化現象日益嚴重帶來的危險，結合歷史上這裡的地貌地質，感慨道：「陝西榆林在300年前明末清初的時候是沒有多少風沙的。因為榆林地區雨量尚屬豐沛，它天然是一個草原地區……到清朝乾隆時代（即18世紀末），山西和陝西北部農民受清皇朝和當地地主的兩重壓迫，不勝困苦，大量移發到榆林以北關外開墾。因為地曠人稀，農民種莊稼不打井開渠用水灌溉，不施肥料，幾年以後產量減少就把田地拋荒，另闢新地。原有樹木也統作燃料，如此濫墾濫伐，原來草地，統統赤裸裸地露出泥土來，經風吹日曬，沙塵到處飛揚。到解放以前，榆林地區關外30公裡變沙荒……毛烏素八百多萬畝沙荒大都是這樣造成的。」
聽取了寧夏有關領導的匯報及在賀蘭山農牧場等地的實地考察後，作為氣象學家和地理學家，竺可楨深知乾旱地區的生態平衡比較脆弱，強調草原不能任意開墾，農業發展方向應以牧為主，要重視草場載畜量問題，實行天然草地輪牧和建設人工草、料基地。
他在考察中著重指出：乾旱和半乾旱地區的天然植被應當是乾草原和荒漠草原。因此在乾旱和半乾旱地區，一般應鼓勵以畜牧業為主，使草高羊肥，用豐富的畜業產品如乳、肉、皮毛等來滿足全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而糧食只要能自給即可，不應該以擴大農田與輸出糧食為著眼點。
要在乾旱和半乾旱地區發展畜牧業，也必須注意牧場載畜量的問題，否則過度放牧也極易引起風沙的侵蝕，如在包蘭鐵路沿三道坎、石嘴山一帶，鐵路以西的白刺、沙蒿、沙冬青已被羊和駱駝吃光，現在單靠沙障的機械作用，已積累累，很難保護鐵道不被風沙所埋。
銀川市賀蘭畜牧業試驗場（今賀蘭山農牧場）有地40萬畝，其中10萬畝是山地，現有羊1.2萬隻，馬340匹，牛100頭，進行天然放牧已感覺飼料不足，如需發展，非建立人工飼料基地和牧場輪休不可。根據國外資料，在荒漠地帶進行天然放牧，每隻羊應平均有地3至4公頃，才足以使草場進行輪休，恢復牧草生長。
因此人工飼料基地問題已成為在牧區和半農半牧區進行治沙工作能否保證徹底勝利的關鍵問題之一。
要建立人工飼料基地，在乾旱區非與造林結合不可，賀蘭牧場在去年春季和今年春季都播了大批苜蓿，但種子都被風吹跑，幼苗被連根拔起，如有林帶保護，苜蓿就能正常生長……在必要時還可以採用飛機播種（林草）等先進辦法，使成效更為顯著。
在寧夏平原的考察中，竺可楨深感黃河兩岸荒坡上植被覆蓋率太低，土壤遭受風蝕水蝕嚴重。因此到處大聲疾呼，要大力發展林木，培植牧草，選育、推廣優良的樹種、草種。還明確提出，水土保持是綜合性、群眾性的工作，要做好這項工作，必須工程措施與生物措施齊頭並進，必須科學研究與群眾經驗相結合。
7月3日，竺可楨一行從銀川出發向西而行，開始了對寧夏平原的考察。
傍晚，竺可楨一行來到他一直關心的、設在沙坡頭治沙試驗站的中國科學院林業土壤研究所與鐵道部蘭州鐵路局等合辦的鐵路防沙研究工作站視察工作。
從寧夏東部的鹽池到靈武，再到寧夏平原西部的中衛，竺可楨一路上看到的是沙漠進逼農田、水渠、公路和城鎮的危險。
從中衛縣城到沙坡頭的路段上，他親眼見到風沙完全覆蓋了路基。
車輛行駛要麼繞道，要麼像蝸牛般爬行在沙地上，讓他擔憂的是，風沙還在繼續向公路旁的灌溉渠道伸展；濱河地段更是成了沙漠向黃河輸沙的通道。
對此，竺可楨著重指出，不合理的破壞森林、草地，過度開墾、放牧和打柴，是乾旱、半乾旱地區沙漠化的重要原因。
在沙坡頭治沙站負責人李鳴崗的帶領下，竺可楨詳細地了解了沙坡頭治沙的情況，尤其是看到這裡利用草方格治沙的成效後，他對治沙更是充滿了信心。
他說：「乾旱地區的雨量雖然少，但是要造林種草還是完全可能的，有的地方還有豐富的地下水可以利用。」
他知道沙坡頭雖然年降水量僅170毫米，風大且頻繁，但有的地方下面蘊藏著豐富的地下水。
治沙站的技術人員在不到3年的時間裡，不僅採用麥草方格沙障等工程固沙措施，同時利用沙丘溼沙層中的2%～3%的含水量，試種成功檸條、花棒、沙拐、沙蒿等12種植物，展現在竺可楨眼前的，不再是漫漫黃沙中沒有任何生機的景象，而是一方方麥草方格把鐵路線北面7公裡長的沙丘初步固定下來，一株株從外地移植來的沙生植物開始頑強地生長在這裡。
此前，沙坡頭試驗站的建立及其研究工作的開展，就是在他的熱心倡導、大力支持下進行的。
他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並主持中國科學院的一些事務時，就一直沒有中斷過對沙坡頭治沙站的關注、支持、指導，沙坡頭研究站試驗成功了一整套治沙防沙的系統經驗和理論，成為聯合國在全球範圍內推廣、培訓的典型，受到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最高嘉獎，並榮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這一切均與當年竺可楨的指導、扶持密不可分。
站在沙坡頭向北俯瞰，撲入竺可楨眼帘的是黃河水緩緩東流的情景，在這塊沙與水裝訂成冊的沙水畫卷邊，怎樣科學地治理沙漠一直是縈繞在他心頭的話題。
指著腳下流過的黃河水，他向隨行的人指出了水資源對於乾旱半乾旱區農業發展的關鍵性作用。
他在報告中、談話間經常說到，埃及就在撒哈拉大沙漠裡面，但因為有一條尼羅河灌溉了沿河農田，在沙漠裡創造出一個大綠洲，不但供給了幾千萬埃及人的衣食，而且還有大量優質棉花出口。
寧夏引黃灌區也是寧夏平原的人民幾千年不斷勞作、在大西北荒漠草原中創造出的一個大綠洲。「荒漠如能得到適當的水源，並加以人工的灌溉，反而能得到比一般土地更高的產量，原因是這種土壤礦物質充沛，再加上日照較長，陽光充足。」
沙漠裡的「風力可以發電、提水、磨麵，日光可用以發電、取暖、製冰、取得蒸餾水和鹽，半導體能把日光變為熱能和電能」。
站在沙丘山，聆聽著黃河水聲，竺可楨的結論是：「無論植林還是種草，必須土壤中有充分的水分和養料，所以水仍是主要條件。」
在沙坡頭考察時，竺可楨對這裡流傳很久的「沙坡鳴鐘」現象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已近古稀之年的他，還興致勃勃地和隨行專家一起，走到數十米高的丘頂上，再慢慢滑下來，聽隆隆之聲。
針對民間流傳的「這是沙漠中的幽靈鬼魂在作怪」的說法，竺可楨指出，2000年以前，我國勞動人民早已通過實踐道破了「鳴沙」的秘密。
為此他還專門寫了一篇科普短文《沙漠裡的奇怪現象》（載於《人民日報》1961年2月19日），宣傳「鳴沙」「海市蜃樓」等現象的科學道理。
1959年7月3日晚，在沙坡頭聽取了李鳴崗的匯報後，竺可楨對沙坡頭的風沙治理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隨後，他結束了在寧夏平原的考察，就離開了寧夏。
但此後對這裡的關注並沒有停止。1年後，1960年7月18日，一份《治沙報告》端放在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的書桌上，這份報告中涉及到寧夏中衛沙坡頭的風沙治理，牽引著他的思緒不時從北京飛向寧夏平原西端的中衛沙坡頭。
3天後，竺可楨在北京香山飯店負責召開了中國治沙匯報會，下午2點半，沙坡頭治理站的負責人李鳴崗開始向與會者介紹經過摸索後得出的方草格治沙情況，竺可楨認真地聽完後，在當晚的日記中這樣寫道：「方草格治沙，初二年有效，但今年草格失效，沙又移動，侵入火車軌道，所以主張黃河灌溉鐵道兩旁400米至100米地帶，以防流沙。」
儘管有花棒扦插種植、球狀沙拐等植物的移植成功，但沙坡頭治沙的總體情況依然困擾著這位科學家，他在第二天的日記中繼續寫道：「昨天下午，李鳴崗報告了沙坡頭，說高幹造林很成功，以楊柳為主，現在水浸十五六天。過去花棒要採子，不能插，今年插扦棒已成功。在沙坡頭，花棒、紫蒿、檁條、球狀沙拐長得很好。油松去年成活率達80%，但是黑梭梭長得不好。做了泥炭固沙工作。」
遠隔千裡之遙，竺可楨總是放不下沙坡頭的治沙工作，在他心裡，這是一份中國能否成功地向世界交出一份橫穿沙漠鐵路的治沙報告，牽扯到一個國家治理沙漠的水準。
針對當時沙坡頭治沙站只有4個人的情況，他在7月23日的日記中特意寫道：「沙坡頭站的人太少。」
一位著名的科學家，在寧夏平原上儘管留下了很短的背影，但沙坡頭作為中國治理沙漠的典範教材而走向世界治理沙漠的課堂，沙坡頭成為世界上那些深受沙漠化侵擾地區學習的榜樣，這都和竺可楨的指導、關心、幫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文章選自《火焰戰刀花香：寧夏之書》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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