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宿夜花
約翰·福特，作為經典好萊塢的集大成者，曾4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該項紀錄至今無人超越。如果說奧斯卡對其的表彰多針對於家庭倫理片（例如《蓬門今始為君開》等），注重的是社會意義；那麼，對影迷觀眾而言，約翰·福特自成美學體系的「西部片」的審美價值不遑多讓。
在美國電影學會（AFI）評選的十佳「西部片」中，約翰·福特是唯一有兩部作品入選的導演（第一名《搜索者》與第九名《關山飛渡》）。由此可見，其在「西部片」這一領域內的影響力。
電影《俠骨柔情》是約翰·福特的「西部片」中時常被忽視的一部。儘管從時間上看，它不似《關山飛渡》恰好處在「西部片」的興盛期，也不似《西部開拓史》那般近3小時彩色寬銀幕鴻篇巨製，記錄了「西部片」的衰落史；但在福特個人西部片美學的踐行上，影片卻保持了很高的觀賞性。
首先在「西部片」的元素上，《俠骨柔情》包含了基礎母題——文明與荒蠻、原始西部的「叢林法則」與現代法治的對立衝突，與此同時，在情節的通俗性上也涵蓋了一切戲劇性元素：正義警長、醉漢賭徒、西部女郎、賭博、跳舞、復仇、打鬥。
01
電影《俠骨柔情》的原型懷特·厄普，是切實存在的西部傳奇。從1931年司徒·雷克所著的暢銷書、傳記小說《懷特厄普:西部警長》問世以來，以這位傳奇警長為原型的西部題材影視劇便源源不斷地產出。現實中的懷特·厄普，遠遠沒有令人為之震撼的傳奇故事與英雄事跡，與西部時代漂泊謀生的「大多數人」無異，做過工人、服務員，從底層謀生，幸運地當上警長，卻並沒有傳說中的英武、正義，日常生活庸庸碌碌、平淡無奇。
由此可見，影視劇中的懷特·厄普與現實中的對比落差之大，這一現象的本身，正是對「西部英雄神話」內在本質的最好詮釋。
一方面，構建英雄神話的目的，是為了紀念、緬懷、歌頌那些開疆拓土的先人。他們與惡劣自然環境搏鬥時的英勇無畏、槍林彈雨謀生中的自強不息、不滿現實敢於開拓的氣魄雄心，後人用了一個又一個奇蹟式的角色、一個有一個儀式性的畫面，去書寫一種「西部精神」。
另一方面，任何西部英雄神話的建立，終究是建立在其作為一個「人」而非「神」的現實性之上。因此，所謂的「正義執法者」、「無所畏懼的英雄」最終都要被剝離神話濾鏡，回歸到普通人的身份——一個內心深處仍舊充斥著恐懼、無奈、辛酸、苦楚的看似英雄又實則平凡的人。
因此，英雄神話的構建與消解，似乎是聯繫在一起的，這也是為何《紅河》中的英雄遲暮、《正午》裡的孤獨無助，更能掀起廣泛共鳴。由神性回歸人性，解構、重塑、再詮釋的過程，總能讓英雄形象更有平實的魅力，比起神話的包裝性與美化性，人性的多面與真實更具情感滲透力。
如何能將主角懷特·厄普塑造得富有光彩又不落偉光正的陳舊套路、使之豐富、生動、立體？這對演員的形象氣質與表演能力都有著很高的要求。
在AFI百年百大明星中，亨利·方達高居男演員第六位。如果說本色演員對應的是一種觀眾約定俗成的角色類型，例如，「黑色電影」中亨弗萊·鮑嘉的憤世嫉俗、「西部片」中約翰·韋恩的堅毅滄桑；那麼亨利·方達不同於同一時期大片廠明星的地方，在於其形象的去標籤化與不受定義的角色塑造裡，正因如此，他更接近於現代意義上的性格演員。
亨利·方達獨具的冷幽默感，使得角色有著極其豐富的性格側面。打鬥時的矯健身姿，乾淨利落的言語風格，強悍又幹練，絲毫不拖泥帶水；而理髮、打撲克、跳舞的細節，又還原了角色日常生活中的散漫意趣。
厄普的朋友「醫生」多克，則是一個更為立體式的平民化的「英雄」形象。身染惡疾的多克，是一個悲情英雄的形象，一直處於一種內心坍塌的迷醉狀態中。最終在與懷特·厄普的復仇之戰中英勇逝去。
02
約翰·福特，作為好萊塢製片廠體系內的導演，縱然在表達上仰仗明星對情節的主導性與形象本身的表現力，但其自成一體的西部片美學貫穿全片，體現在其標誌性的鏡頭語言。
在對外部空間的展現上，凸顯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大全景、靜態構圖、廣角鏡頭，將影片的視角拓展至天際線；藍天作為背景，大地成了舞臺，而西部世界與現代文明之間由對立走向融合的人類世界的發展變遷，正好置於自然世界的宏大廣博之下。
而對室內空間的呈現上，約翰·福特注重對門、窗、桌、柱等線條構成的一切「矩形構圖」（Rectangle composition）將封閉的空間人與人之間的微妙距離、制動關係呈現出一種動態平衡。在這種富含隱喻的構圖中，角色之間的主動與被動、強勢與弱勢、主導與依附等各種關係水到渠成。
例如，在懷特·厄普首次與「醫生」多克發生衝突時，形成了劍拔弩張、互不相讓的焦灼局面，先是多克首先拔出槍，厄普處於弱勢局面，處在另一端的厄普同伴遞上了槍，多克處於厄普與其同伴面面相對所連成的直線內，處於他人的包圍中，強勢又變成了弱勢局面。
單個景深鏡頭內的幾何構圖及其中動態變化、此起彼伏的人物關係，都交代了主線情節下暗中湧動的氣氛改變，對角色命運有一定的暗示性。在後來的黑澤明、胡金銓的電影中，這種「封閉空間」內的劍拔弩張，都具有十足的張力。
03
如果說男性角色間復仇殺戮的快意恩仇詮釋的是「俠骨」，那麼「柔情」則被賦予了超脫於一般意義的愛情語境中的含義，西部世界的「俠骨」到現代社會的「柔情」，是一種文明更替的必然性，給西部俠客帶來的精神世界的必然改變。
影片的原名「My Darling Clementine」直譯即是「我親愛的克萊曼汀」。克萊曼汀作為影片的主要女性角色，其象徵意義多過本身的性格色彩。克萊曼汀的優雅談吐、節制不張揚的舉止，都是文明世界理想化的行為規範，其自身純淨、美好的性格特徵，也給沉溺在暴力、殺戮中的西部男性一種對文明世界的想像與嚮往。
對比之下，另一位女性主人公Chihuahua是一個典型的西部女郎，她沒有獨立的人格，所信奉的生存法則便是尊重男人的權威、依附於男性生存，她的嬌媚、風情，無不是西部文化生態下規訓出的一種傳統女性——擁有著令男性著迷的嫵媚，卻喪失自我的人格與思想。
結尾處，Chihuahua的死，與克萊曼汀的生，正昭示著一種現代文明、法治取代西部暴力傾軋的叢林法則的必然性。
因此，在接觸克萊曼汀後，懷特·厄普不見「俠骨」，只見「柔情」。
舊的西部文明終將消逝——原始的叢林法則與暴力殺戮，無盡的復仇背叛、偷搶掠奪，終究陷入暴力傾軋、踐踏生命尊嚴的無望循環中；
新的現代文明終將到來——接受教育、掌握知識，才是融入現代社會的行為規範中所需要學習的。
因此，「舞蹈」這一儀式性的場面，則被賦予了一種強烈的意義：懷特·厄普的精神世界從釋放暴力、張揚野性的戎馬江湖的快意恩仇，轉向現代社會的浪漫輕柔、詩性愜意。
在電影的最後，西部世界的俠骨仍在延續，而現代文明的柔情已經滲透進生活。在福特的大遠景鏡頭下，文明的更替是一種自然規律，一種文明的消逝，對應一種文明的興起，無論身處何處，面對時代變遷、人生起伏、世事更迭，都無需過分傷感與沉溺過往。靜觀萬物變換，感受歲月流逝的美麗與哀愁，正是福特電影中最迷人的詩情與愜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