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幾大封建王朝，在其建立之前，大都有一個短暫的王朝為其奠基，這些短暫的王朝不同凡響，只是，它們的光芒往往被後起的王朝掩蓋，比如秦之與漢，隋之與唐，後周之與宋。
後周是五代的最後一個王朝，歷兩帝、十年，也是一個短命王朝，但前後兩任皇帝太祖郭威與世宗柴榮均是難得的明君。
郭威出身職業軍人，輔佐後漢高祖劉知遠建國，但劉知遠死後，其子隱帝劉承佑即位後大殺功臣，郭威被逼發動兵變，建立後周。
五代王朝興替，有斬盡殺絕的傳統。朱溫稱帝，把李唐皇室近親殺光；後唐時，李嗣源稱帝，把前任皇帝莊宗李存勗諸子殺光；末帝李從珂繼位，又殺盡李嗣源諸子。
郭威一改前朝濫殺惡習，兵陷開封時，不殺後漢宗室。有人提出，可比照西晉對待曹魏小皇帝曹髦的辦法，以公爵之禮安葬死於亂軍中的隱帝。郭威沒有同意，他奉後漢李太后為母，遷於西宮奉養，停朝七日，為隱帝舉行了隆重的安葬儀式。
郭威將受隱帝派遣，殺儘自己家小的權知開封府劉銖和權侍衛馬步軍督虞侯李洪建梟首於市，但赦其家人。郭威上陣打仗時，著短裝，與士兵一樣，「臨矢石，冒鋒刃，必以身先，與士伍分甘共苦」。在軍中接見賓客時，穿寬袍大袖，風度儒雅。
與五代重武輕文的風氣不同，郭威親自到曲阜拜奠孔子，並從民間找到孔子、顏回後人，授以官職。郭威幼年孤貧，深知民間疾苦，力行節儉，廢除了前代苛捐雜稅和殘酷刑法。
郭威的出現，使唐末以來極混亂的北方、中原社會開始走上安定的道路。歷史迎來轉身的時刻。
954 年正月，郭威病死，遺命妻侄柴榮即位。柴榮繼續執行郭威的路線。他率軍奪取後蜀秦、成、階、鳳四州。三次親徵淮南，奪取南唐江北十四州六十縣。又於959 年三月率諸軍北伐，以奪回燕雲十六州。
遼軍望風而降，柴榮連取益津、瓦橋、淤口三關和易、莫、瀛三州十三縣，關南之地平定。正當他與諸將商議如何攻打幽州時，不料突發重病，北伐乃止，中原王朝痛失收復燕雲的歷史機遇。
柴榮率軍於六月返回開封，病情加重，開始安排後事。他解除郭威女婿張永德的兵權，任命親信趙匡胤為檢校太傅、殿前都點檢，統率禁軍。不久，不到四十歲的柴榮駕崩，他七歲的幼子恭帝柴宗訓繼位。
但此後不到一年，960 年正月，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建立大宋王朝。親歷五代之亂的宋太祖趙匡胤深知，不汲取唐五代教訓，不消除歷史的負能量，他新建的王朝有可能重蹈覆轍，成為第六個短命王朝。
立宋後的第二年，961 年七月，太祖問心腹大臣趙普，五代戰亂不斷，老百姓遭殃，是什麼原因造成的？要熄滅戰亂，使國家長治久安，該怎麼做？
趙普回答：「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亦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
大道至簡，管用的道理並不複雜。收了方鎮節度使的權力、軍隊和錢糧，把「君弱臣強」局面恢復到「君強臣弱」的常態，天下自然就安定了。
太祖茅塞頓開，立刻說：「卿無復言，吾已喻矣。」太祖將「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奉為圭臬，著手對國家軍事政治體制進行大幅改革。
改革目標十分明確，即「懲創五季，而矯唐末之失策」，確保皇帝的絕對權力，消除兵強馬壯者即可為天子的隱患。簡而言之就是兩個字——防亂。
軍事改革針對兩個方面：一是有可能威脅皇權的將領；二是造成兵強馬壯者即可為天子的軍事制度。
對於功高的宿將，歷史上的開國之主往往大開殺戒，以除後患。但太祖實行「杯酒釋兵權」，將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等宿將解甲歸田，同時賜予優厚待遇。從此，太祖放心地當起他的皇帝，老將們安心地頤養天年。
太祖以後周禁軍最高統帥——殿前都點檢身份奪得天下，深知其中的機關奧妙，立國後不久便廢除了這個權力大得沒邊的最高軍職，以及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司，將中央禁軍的統兵權改由「三衙」——殿前都指揮司、侍衛馬軍都指揮司和侍衛步軍都指揮司分別統領，並另選一些資歷較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擔任將領。
太祖另置樞密院，不統軍，但管軍隊的召募、訓練和調動。三衙統軍，但無權調動軍隊，與樞密院形成相互牽制，便於皇帝操縱。
在軍隊的部署上，實行「強幹弱枝」「守內虛外」，將全國約半數的戰鬥力最強的禁軍調至京師及附近駐防，由皇帝直接控制。其他禁軍分戍邊境及內地若干重鎮。實行「更戍法」，每年或兩年將禁軍換防一次，但其統帥不換防，使「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將不得專其兵」，防止武將個人勢力做大。
實行國家募兵制，嚴禁地方擅自招兵。凡災荒之年，朝廷都會招募饑民，防止流民造反。太祖對這項政策頗得意，說：「吾家之事，唯養兵可為百代之利。蓋兇年飢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變生，有叛兵而無叛民。」
宋太宗趙光義對軍事將領的控制更加嚴格，將軍權抓得更牢。每次戰前，他都會為出徵的大將授以「陣圖」，即作戰方案，即使方案不符合實際，前線指揮官也無權改變。照著陣圖，打了敗仗，主帥責任不大；反之，不按陣圖而打了敗仗，則罪名極大。
行政改革亦沿著集權於上、分權於下的方向進行。為限制宰相權力，太祖將宰相之權一分為三，設為二府三司。最高行政機關稱中書門下，又稱政事堂，樞密院為最高軍事機關，合稱東、西二府。最高財政機關設為三司。二府三司互不統屬，分別對皇帝負責。
在中央朝廷與州府之間，增設路一級，設安撫司、轉運司、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等，代表中央監督地方州、縣，將部分財權、司法權收歸中央。
如此一來，軍政大權最大限度地集中到中央朝廷，最高權力則牢牢掌握在皇帝一人之手。在制約武將的同時，太祖、太宗推崇文治，大興科舉，重用文人士大夫。
北宋前期，樞密院長官尚有不少由武將充任，到仁宗時則基本由文臣把控。
營武出身的狄青屢立軍功，仁宗準備提拔他為樞密副使，遭到言官反對。狄青進京赴任，被一些朝臣呼為「赤樞」（當時軍人有「赤老」的蔑稱）。西南儂智高反宋，仁宗令狄青、餘靖統軍南徵。
狄青夜襲崑崙關，大敗儂智高，取得宋自統一以後在邊疆的最大勝利，被擢為樞密使。流言隨之而來，有人稱看見狄家的狗長出角來；有人發現狄青宅院在夜晚常發出奇光，而這種光亮恰與當年後梁太祖朱溫稱帝前的情景驚人的相似；還有人稱，見到狄青在相國寺內身穿意義非凡的黃襖。
宰相文彥博勸仁宗將狄青外放，仁宗說狄青是忠臣啊，文彥博反駁道，太祖難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嗎？狄青終於罷放陳州，不久鬱鬱而終。與「文臣主樞密」相呼應，太祖令「文臣任知州」。
太祖認為，文臣即便造反，危害也遠小於武將，因此讓文臣代替節度使出任地方一把手。為強化文治，籠絡讀書人，太祖、太宗大興科舉，通過科舉者即授官，科舉入仕人數大大超過唐代。
宋廷還規定，武官的磨勘，即考課年限比文官更長，其升遷速度較文官緩慢。文官的福利待遇也比武將高，除去官俸，還有茶酒錢、職錢、給券、廚料、僕人衣食等各樣雜費，以及「職田」，即依官階高下可得良田四十頃至一二百頃不等，退休後還能享受較高俸祿。
因此文臣不願改任武官，武官則很難躋身文官之列。
太宗時，文官主政、重文輕武的局面基本形成。此後的歷代君主均因循不悖。北宋被金人滅亡後，高宗趙構重建南宋，他本人一度被金兵窮追入海，惶惶不可終日。
而一旦抗金形勢轉好，他便解除嶽飛、張俊、韓世忠三大將兵權，並與秦檜一道殘殺嶽飛父子。重文輕武，嚴防武將，作為遺傳基因，已深入趙宋王朝的骨髓。
但就防亂的初衷而言，宋初的改革相當成功，奠定了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唐五代以至前代屢見不鮮的武將擅權、藩鎮割據、權臣篡逆、宦官外戚之禍、大規模農民起義等，在兩宋基本沒有出現。
明人陳邦瞻在《宋史紀事本末· 敘》中盛讚說：「其制世定俗，蓋有漢、唐之所不能臻者。」改革促進了新國家的穩定，穩定帶來了繁榮。
太祖開國的頭四年史稱「建隆之治」，期間，國家兵馬強壯、國庫充裕、社會安定，中國歷史達到了自唐開元盛世以後的又一強盛時期。
在此基礎上，北宋經濟全面恢復，農業、工商業、對外貿易、城市經濟得到了空前發展。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在《中國大歷史》中感嘆道：「公元960 年宋代的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
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中稱：「工業大師是中國，而不是英國。中國『工業奇蹟』的發生有一千五百多年歷史，並在宋朝大變革時期達到了頂峰——這比英國進入工業化階段早了約六百年……正是宋朝中國許多技術和思想上的重大成就的傳播，才極大地促進了西方的興起。」
國家的穩定與經濟的繁榮，使宋朝在對外關係上呈現出內向與和平的特徵。但繁榮與富足，常常喚起他人覬覦的野心，和平需要武力之盾，這個文治的王朝能夠守衛和平嗎？
文：陳勝利
圖源：網絡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編輯：張雪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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