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中華民眾對關公的崇奉由來已久，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時間跨度之大、影響範圍之廣，神格之高，在中國古代人神中絕無僅有。作為一個綿延千載的獨特宗教現象，關公信仰產生與發展的原因可謂十分龐雜。本文中，筆者將在學界現有觀點的基礎上，從政治、民眾、宗教三個層面對關公信仰濫觴做一探討，以期達到疏理溯源之目的。
關羽，字雲長，山西解梁人。生於公元160年，卒於公元219年。作為我國家喻戶曉式的人物，其事跡隨著小說《三國演義》而深入人心並被國人津津樂道。在近六十年的人生歷程中，他馳騁疆場，鏖戰群雄，譜寫出一曲令人感慨的壯歌，被後人視作集「忠、義、仁、勇」於一身的道德楷模，並逐步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士農工商廣泛頂禮膜拜的神聖偶像。然而有趣的是，若論「忠、義、仁、勇」四字，中國歷代不乏其人，緣何唯獨關羽被神化？筆者認為，關公崇拜是中國封建社會君主集權下的產物，是特定文化土壤中孕育和催生出的果實。論其濫觴，大體可從政治、民眾及宗教三層面予以考察梳理。
政治層面
在三國時代，關羽普遍被認為是一位具有「國士之風」且勇猛無敵的戰將，但由於其失敗而對劉備事業造成不可挽回之損失，使他在逝世後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不僅未受到特別崇敬，反到負面評價屢屢。陳壽在他的《三國志》中就曾寫道：「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關羽死後的諡號為「壯繆」，意在贊其勇而批其繆。就連直接導致其死亡的罪魁禍首呂蒙，人們也似乎並無特別非議。
這種對關羽的主流評價直至宋代都未有太大改變。南宋理學家朱熹就曾在稱讚關羽之勇的同時，又諷其「恃才滷自取其敗」 。不過也就是在宋代，關羽的地位開始悄然發生著變化。這種變化，首先體現在「忠君」觀念的加強。對於剛剛經歷「五代十國」動蕩的趙氏皇帝而言，強化中央集權、穩定政局是當務之急，「忠君」思想可謂一劑良藥。原本並無惡評傍身的曹操，正是在這種「忠君」思潮的背景下淪為漢賊，成為奸臣賊子的代表。相應的，其陣營中的人物自然也都無法獲得正面評價。南宋以後，正統觀念愈發成為人們評判歷史的準繩，「學者皆知曹氏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至此曹魏與孫吳政權皆被徹底否定。三國中，只有劉備政權被視作正統，而在其集團內部，可與關羽相提並論的只有張飛、孔明等人。張飛性格略顯滷莽，孔明又有權臣之嫌，唯關羽對君主忠心耿耿，因此關羽便順理成章地成為「忠君」思想下的標杆性人物，在官方引導下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崇敬。
關羽生前爵位僅至亭侯，蜀漢政權在他去世後也未曾額外封賞。自宋代始，關羽爵位不斷上升，北宋徽宗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封關羽為「忠惠公」，不久又對其加封王爵；大觀二年（公元1107年）封「武安王」；到南宋孝宗時，關羽已被加封至「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民眾提及關羽也不再直呼其名，而尊其「關公」。
宋代以降，歷代統治者出於各自政治需求皆對關羽之忠推崇備至，造神運動得以持續數百年，清代時達到極盛。
清世祖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追封關公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清世宗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追封其三代為公爵；清高宗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7年）在封號前增加「靈佑」二字；清仁宗嘉慶十八年（公元1813年）其封號又加「仁勇」二字；清宣宗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封關公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關聖大帝」；到了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關公已是「忠義神武靈佑仁勇顯威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 了。清代所建關帝廟數量也屬歷代之最，有天下關帝廟「一萬餘處」之說，號稱「今且南極嶺表，北極塞垣，凡兒童婦女，無有不震其威靈者。香火之盛，將與天地同不朽」。連雍正皇帝都認為：「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頤海邀村墟窮僻之壤，其人自貞臣賢士仰德崇義之徒，下至愚夫愚婦兒童走卒之微賤，所在崇飾廟貌，奔走祈攘，敬思瞻依，凜然若有所見」 。
論及清代對關公的格外推崇，究其原因，可追溯至滿清入關之前。文化史學家朱維錚先生曾精闢地指出：「皇太極、多爾袞兄弟，據漢人策士范文程的指點，將描述權力爭奪遊戲的通俗講史小說《三國演義》譯成滿文，當作未脫野蠻心智的八旗軍事貴族的啟蒙教材，無疑對於滿洲接受晚明官方已抬為天尊的關帝神話，進而與薩滿巫術結合，將關帝奉為專顯威靈護佑滿洲的至上神，起了催化作用」。因此，滿人在取得政權後，在全國範圍內提倡關公崇拜就成為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此外，朱維錚又用「神道設教」一語點破清庭提倡關公信仰的本質——關公崇拜只是清庭作為「以漢制漢」的統治手段，統治者正是希望通過對關公信仰的宣揚，達到「移孝作忠」的目的。
民眾層面
宋代社會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商業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出現。繁榮的城市商業中，娛樂業逐漸發達。在這樣的背景下，話本小說應運而生。「說話人」不僅活躍於城市，還遊走於農村。「說話」成了人們最喜聞樂見的娛樂項目之一。三國亂世作為文學作品的熱門題材，是「說話人」的重點演義對象。在三國史話的形成過程中，宋人的「正統觀」貫穿始終。
蘇軾在筆記小說《東坡志林》中記述：「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人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元末明初的陶宗儀也說：「京師有富家子，少孤專財，群無賴百方誘導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戲，每弄至斬關聖輒為之泣下，囑弄者且緩之」。統治者的觀念和上層文人的價值取向就這樣通過通俗文學作品被普及到民間。於是，關羽的形象不斷被塑造，成為「忠、義、仁、勇」的人格化身。
中國民間信仰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偶像崇拜，神化關公符合民眾的心理需求，很快就被大眾所認可並構成一定的心理定式。如同多數學者所論，中國並不存在與所謂「大傳統」迥然有異的「小傳統」。儒家所倡導的「忠、義、仁、勇」等道德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成為全社會的信仰，然而高深的義理對於民眾太過抽象，大眾對「忠、義、仁、勇」的認同，需要一個人格化的具象符號來體現。關公形象的出現，正符合民眾的這一心理訴求，從而獲得了普及的內在動力。至此，歷史上的關羽已不再重要，作為由聖而神的偶像關公，走進大眾生活，影響著普通民眾的行為方式，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開始具有複雜與豐富的內涵。至明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3年）關羽被封為「單刀伏魔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關帝廟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普及。誠如任繼愈先生在《中國道教史》中所指出的那樣，在明末的內憂外患中，連統治者也要向關公乞靈了。
宗教層面
隨著關公逐步走向神壇，各個宗教紛紛納其入營，關公的神力也得以不斷擴充，成為為數不多的，在不同宗教中皆佔據一席之地的神靈。
佛教
在隋唐以前的漢傳佛教中，並無針對關羽的祈禱、讚頌及儀軌。相傳隋代時，天台宗智顗和尚在荊州玉泉山入定時，曾遇到尋找頭顱的關羽，在智顗為他講說佛法之後，關羽隨即皈依並發願成為佛教護法。自此，天台宗寺院首開關羽供奉之風，之後各宗佛寺爭相效仿。譬如在禪宗中，關羽也被稱作「伽藍菩薩」，與韋馱並稱「二護法」，一些寺院甚至還會專門為其建造「伏魔殿」以示敬虔。
道教
道教本就是多神崇拜的典型宗教，在關公封神後，道教自然要將他吸納其中。諸多道教史的著作表明，關公與道教的結緣是在宋代，這當然與宋代對關羽的褒揚有關。在道教中，關羽也稱「關聖帝君」，為道教「護法四帥」之一，甚至部分道教徒稱關公為「第十八代玉皇大帝」。道教徒還以關公的名義編纂了大量的經典，比如《關帝覺世真經》等。
在道教中，關公也是「武財神」。其職能除「治病除災，驅耶闢惡，誅罰叛逆，巡察冥司」外，還有「司命祿，庇護商賈，招財進寶」。傳統意義上，財神有很多，譬如佛教中的「多聞天王」、「善財童子」以及範蠡、管仲、比幹、趙公明等人，但這些財神皆難與關公匹敵。主要原因在於，古代中國商人社會地位不高，經商環境差強人意，幾乎每個看似輝煌的商業傳奇背後都暗藏血淚史。在這種情況下，商人在乞求財運的同時，還需要乞求平安。「一事不煩二主」，忠勇無敵的關公漸漸成為商人乞福的對象，兼起送財的差使。此外，中國商人契約傳統不強，日常商業往來主要依靠道德約束，關公之「義」，更是商業活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可以說，在關公信仰的傳播過程中，商人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多數關帝廟的修建也都與商人有關。
儒教
歷史中關羽的品行雖非人人稱道，但儒教卻因「神道設教」的思想，頗願接納民間不斷神化的關公形象，並視之為道德楷模，因此甘願與道教合作，利用其勸善文書，以教化民眾。崇奉孔子的儒生更把關公視為「文衡帝君」，與「魁星星君」、「朱衣神君」、「純陽帝君」以及「文昌帝君」合稱為「五文昌」。明代之後，讀書人在科舉考試之前不是去孔廟祭孔，而是到關帝廟中祈福。
關公信仰的最大特點就是民間性。可以說，如果離開宗教支撐，關公崇拜是不可能具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和持久的生命力的。在三教共推之下，關公信仰得以普及至社會各個階層，成為全民族的共同信仰。
結語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關公信仰實則是中國古代社會各階層共同推動的一場曠日持久的造神工程，關羽登上神位的背後充斥著人的各色需求，誠如民俗學家黃華節所言：「關羽是被後人拿完美的倫理質素，黏附在不甚完美的本有人格上，成為一種崇高德性的象徽，才躋於帝位成聖的」。在這項造神工程中，官方文化與大眾文化相互滲透，上層需「忠」，下層要「義」，雙方各取所需。關公信仰的「忠」、「義」核心，雖對社會倫理秩序的構建與維護具有一定積極作用，但這種充滿人為因素的造神運動，又大大減低著關羽作為神的真實性。人造神邸所反映出的，恰是中國人對信仰本身的輕視，是出於現世考量的鬼神膜拜大過出於終極考量之信仰的行為具態。在對現世「完人」的堅持中，一種矛盾的宗教觀被異化為徘徊於現實與理想間幻滅般的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