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趙蘊嫻
編輯 | 黃月
「失去意識的醉女人。」
和許多遭遇性侵的女性一樣，22歲的香奈兒·米勒幾乎在一夜之間變成了報紙上「失去意識的醉女人」。她不記得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只知道上一秒自己還在參加史丹福大學的一個派對，下一秒醒來就躺到了醫院的病床上，並被告知有人性侵了她。接下來的十天裡，香奈兒表現得一切如常，她把「強姦、受害、律師」之類陌生的詞排除在外，代之以熟悉而安全的「豐田普銳斯、費奇牌酸奶、改善體態」。直到一天早晨，《斯坦福日報》的一條新聞帶著那些她極力迴避的詞、「兩杯威士忌、兩杯伏特加」以及一個「斯坦福運動員」推倒了她的圍牆，湧進了她的世界，她倒在空地上半赤裸的身體被警方用冷漠、準確的語言描述，一切都在事無巨細地漫溢。
「失去意識的醉女人」，這八個字透著一股暗示、邀約的味道，把男性的犯罪粉飾成女性的罪過。一個女人如果是在無意識的狀態下被性侵——尤其是因為醉酒而失去意識——那麼她再也無法成為一個乖巧的女兒、一個溫柔的戀人、一個有趣的朋友、一個成熟的姐姐。她過去以及將來的所作所為，似乎永遠指向那個「被誘發的錯誤」。人們會在她背後指指點點，「看，是那個失去意識的醉女人，難怪她會被強姦。」
這時候，埃米莉·多伊誕生了，她是香奈兒用以保護隱私的假名，也用來分裝她痛苦、恥辱、憤怒和脆弱的自我。「突然間我恨她，我不想要這些，不想要她的赤裸，她的痛苦。那是埃米莉，那一切都是埃米莉的。」曾經，香奈兒想把埃米莉死死地關在角落，而眼淚總是從兩個身份間的裂隙裡溢出。往後的一年半中，香奈兒與埃米莉在一具身體裡展開爭奪，一個想要努力向前，一個陷入悲傷的泥濘；但她們也會站到一起，去面對警察、法官、律師以及陌生人一遍遍地審視和質詢。
法庭本該是正義的應許之地，香奈兒卻失望地發現，整個司法過程跟報紙的八字總結沒什麼不一樣：一位警官直接把半華裔的她歸入白人一檔，記錄在案；第一次庭審時，她不得不集中精力回答兩百多個和性侵毫無關聯的問題，例如你有多高、你有多重、案發當晚你的手機是否靜音……真相和自我一同被抹去，所有無關的細節都被轉錄為與犯罪相關的蛛絲馬跡。而審判的結果同樣令人失望——2016年6月3日，被告人布羅克·特納的被判「在縣監獄服刑六個月」（實際服刑三個月）。法官珀斯基的判斷和某些報紙的論調一致，「他是個優秀的運動員」、「重罰可能會毀了這位年輕人的生活」。
Buzzfeed上香奈兒公開陳述的截圖，這些是香奈兒在庭審時被問的問題。「生活，一個人的生活，是你的生活，你忘了還有我的生活。讓我來換個說法，我想告訴人們，一夜的酗酒可以毀掉兩個人的生活。你和我。你是因，而我是果。你把我拖過這個地獄，把我一次又一次拖回那個夜晚。」香奈兒在她的受害人陳述中寫道。我們的文化似乎天然地懂得為男性著想，不論什麼時候，總有人提醒大家「他不只是個強姦犯」，對女性的指稱則要扁平粗暴得多。
這封陳述後來以埃米莉·多伊的名義在新聞網站Buzzfeed上發表，短短幾天之內獲得了一千多萬的點擊，引發了全美乃至整個英文世界的關注和討論，《衛報》《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紛紛轉載，拜登、希拉蕊等人公開表達了對埃米莉的支持。2018年，負責該案的法官被以62%的投票結果罷免，加州性侵法案中強姦的定義也由此擴大。
這些改變和來自世界各地的鼓勵讓香奈兒看到，自己不只是那個終日哭泣、悲傷又暴躁、無力向前的受害者，她有勇氣大聲指出那八個字的錯誤，她有能力去挑戰一個白人男性至上的司法系統，她終於可以越過埃米莉·多伊，說出自己的名字——香奈兒·米勒。
在《知曉我姓名》中，香奈兒講述了這個自我分裂與和解、逃避與抗爭的故事。今年8月，《知曉我姓名》的中文版面世，藉此機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連線採訪了香奈兒·米勒，和她聊了聊名字的力量、社會文化與法律的結構性不公以及寫作賦予受害者的敘事權。香奈兒認為，既然法律對被告人做了無罪推定，那麼受害者也理應享有同等的權利，即在被證偽之前得到人們無條件的信任，她們不應當辛苦地去博取這種信任，就像社會不應當壓制女性的自信心，同時又抬高男性的。她也表示，不希望這本書的結局或者這個故事本身被當作一次凱旋而歸的勝利，因為那些痛苦永遠不會消失，它會成為受害者的一部分，改變她們看待世界的方式。「重要的不是擺脫痛苦，而是直面痛苦，學會與它共處，並通過它更好地理解人、幫助人。」香奈兒說道。
界面文化：當人們失去名字時，會感到有關自己的事實和感受都被碾平了。Buzzfeed上的那篇陳述讓人們看到了作為埃米莉·多伊的你，現在你用「香奈兒·米勒」的真名來寫這部書，對你而言，這兩個名字分別意味著什麼呢？你為什麼想讓大家認識埃米莉以外的香奈兒？是什麼鼓勵你從埃米莉走到香奈兒的呢？
香奈兒·米勒：在最開始的時候，名字幾乎是唯一一件完全屬於我的東西。我的經歷、事發現場圖片都在網上流傳，任人解釋，只有「香奈兒·米勒」這個名字是我的，我希望這個名字只被所愛之人呼喚。所以我分裂成了兩個自己：「埃米莉·多伊」是那個被性侵、被公開拆解的女人，而香奈兒還在過她從前的生活，這像是一種自我保護。
一開始，我在這兩個身份之間切換，埃米莉總是被我忽視和排斥，你幾乎察覺不到她，但裂隙就是存在，我在書裡也寫過自己總是忍不住哭，用冰箱裡的冷勺子敷臉的事。埃米莉與香奈兒的分離與融合是我成長的過程，當我重新認識到事情究竟是什麼樣的，重新肯定自己的情緒和價值後，埃米莉的重擔不會再擾亂我，我不再覺得羞恥，我想我可以讓人們知道我是誰，我經歷過什麼。許多倖存者在反性騷擾運動中站出來，這也鼓勵了我。
界面文化：你在書裡面也強調了自己的中文名「張小夏」，這個名字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呢？你覺得華裔的身份讓這段經歷有什麼不同？或者說，當你從身為華裔的視角來看整件事的時候，感受是什麼樣的呢？
香奈兒·米勒：我出生於1992年，生肖屬猴。2016年進行庭審的時候，恰好是我的本命年，那真是最糟糕的一年。但我認為這一年是屬於我的，我經常在紙上畫很多小猴子，希望它們能給我帶來好運。
亞裔在美國主流社會中的形象單調刻板，並且顯得十分溫馴。當我坐在一間多半由白人象徵權威的審判室裡時，我感到自己的力量被他們低估了。這些人覺得布羅克大可免於受罰，因為他們從沒想過我能掀起軒然大波，從沒想過我會大聲指出這種不正義。我在做證詞時經常哭，他們便以為這是軟弱。但即使我在哭，我也很清楚自己的力量在哪兒——許多男人甚至無法在公共場合哭泣，他們害怕這麼做，他們眼中的脆弱恰恰是我力量的所在。對許多女性來說，公開表達自己的情緒就是一種力量，這讓我感到自己十分強大，直到今天我也依舊在這麼做。
他們覺得判處布羅克服刑幾個月就足夠了，但那一年半的訴訟程序讓我認識到，這一切根本就是錯的。我變得越來越憤怒，甚至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因為眼見自己的家人遭受了多大的痛苦，我的妹妹遭受了多大的痛苦。我無法忍受這樣的情況，於是我選擇行動。
之前一位警官和我通話時，默認我是白人，法庭文件就這麼記錄了，我的華裔身份、我從家庭淵源裡繼承的遺產通通被忽視掉了。我受夠了自己的某些部分被抹去，受夠了亞裔美國人不能被塑造成更加強大的角色，受夠了自己無法成為故事裡的英雄或者主角。我想讓人們知道我是亞裔，作為華人，我很驕傲。在這個故事裡，布羅克是主角，媒體報導把這個白人男性放置在故事的中心，我想把故事的中心轉移到自己身上來，並且告訴大家，是時候從我的角度來看整件事了。我想被當作一個多維度、多層次、有天賦的人來看待，請停止對亞裔的刻板印象。
香奈兒·米勒為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創作的壁畫之《我過去是》02 「法庭上我被不停打斷，但沒人可以阻止我寫作」界面文化：受害者在法庭上無法呈現多維度的自己，但卻必須回答很多與性侵案件無關的問題，比如說體重。這些荒謬問題的影響是什麼？你是如何應對的？
香奈兒·米勒：很難公開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布羅克的辯護律師在問我這些問題時，他的目的從來就不是為了傾聽我怎麼說，他提問的措辭方式只是為了操縱我說出一些答案，或者混淆我，讓我顯得笨拙、變得不相信自己。我在書裡做過一個比喻，他這麼做就像把我的鞋帶綁在一起，並且強迫我奔跑，好看我把自己絆倒。
整個過程非常令人迷惑。從前我一直相信，法庭是個追求真相的地方，但他們扭曲事實、埋葬真相，好讓他們的故事版本流傳開來，而把我的噤聲。這一切令我不安，我只能努力集中自己的精神，相信陪審團會聽我說的，但這些提問本來就不是為了聽你說什麼。
完成這本書後，我收到很多採訪邀請，像現在這樣坐下來接受採訪也曾令我倍感沮喪。因為這樣的庭審經歷把我規訓到覺得別人提問只是為了羞辱我、讓我出醜。我已經忘了提問可以是充滿真誠和善意的，人們想要傾聽、了解你的故事。我不得不學著重新去相信人，重新對他人開放自己。現在，我很樂於人們向我提問，我不再感到被冒犯。我會覺得有人在等著我，為我提供可以自由表達的空間，他們在努力理解我所說的，並且認真地進行記錄，而非斷章取義。
界面文化：真高興提問這件事不再困擾你了，否則我會很抱歉。
香奈兒·米勒：現在收到採訪郵件時，我會感到振奮。我看到許多人都試圖在提問中融入自己對生命經驗的反思，這樣的對話非常有意義，並且能不斷地提醒我，我做這些是為了什麼。人們的出現不是為了從我這裡拿走什麼、迫使我沉默，恰恰相反，他們是為了讓我的聲音被更多人聽見。
界面文化：那你在寫書、接受採訪時進行的回憶與在司法程序中進行的回憶有何不同呢？
香奈兒·米勒：為了寫這本書，我翻閱了庭審記錄，回憶的過程非常痛苦。我花了和寫作等量的時間來消化這一過程。一開始，我覺得寫作是我的工作，我必須每天都寫，但我意識到，有時候一連四五天我什麼都做不了，需要處理的情緒和記憶實在太多了。在我重新坐下來嘗試理解所發生的一切，並再次開始寫作前，我需要給自己留足時間去感受悲傷和沮喪，去為之哭泣。
對我來說，在寫作中重訪記憶，最不可思議的是自己變成了完全的掌控者，就像上帝一樣。現在每個人都成了我書裡的角色，而在此前的真實生活中，我存在於他們的世界裡，我不了解法庭世界是怎樣的，那裡的規則由法官和律師制定，我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寫作時，我掌握了全部的敘事權，我可以把讀者帶到任意一個我想要他們去的地方，我可以任意拉長每一個時刻。那些曾經嚇到過我的人，現在成了我的提線木偶，只有經過我的允許，他們才能開口說話，他們只能佔據一頁紙的兩個段落，隨後我便讓他們離開。
在法庭上，回憶令我窒息，因為我永遠不被允許訴說，我的話被不停地打斷。我在書裡也提到，那種感覺就像自己被辯護律師摁著頭壓進水裡，不斷地掙扎，想浮上來透一口氣。
沒有人能打斷我的寫作，我可以無止境地寫下去。我為自己的所有感受騰出位置，自由暢快地告訴讀者，這就是我所經歷的。寫作就像在和一個親密的朋友聊天，我和讀者一起坐在長椅上，跟他們聊我的人生，我希望這本書可以給人這樣的感覺。我相信，即使你有創傷性記憶，只要能在一個對的環境——人們傾聽而非品頭論足，那麼這些記憶就是可以重構的，你可以學會如何與之共處。如果我們能為倖存者創造更健康的環境，讓他們大聲說出或是寫下自己的故事，一切都會變得更容易些。我們只需要為這種聆聽提供更多支持。
香奈兒·米勒為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創作的壁畫之《我現在是》03 「很多時候我們忽視了受害者和她自己的關係」界面文化：無論是做性侵報導，還是進行自我經歷的講述，一個最困難的點在於如何讓別人傾聽。因為許多人看到「性侵」兩個字，可能會先開始做陳詞濫調的批評或提醒，而不是去了解別人的經歷和感受。你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
香奈兒·米勒：必須聲明的一點是，受害者選擇站出來，她們沒有什麼可獲得的，相反還會因此失去很多。而在此之前，她們也已經失去太多了。
受害者經常面臨指控說，她們選擇曝光是想要得到金錢或關注。人們沒有意識到，這麼做的成本有多高，而實際收穫又有多小，這就是為什麼我努力地想讓這些人學會易位而思。受害者選擇站出來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她沒辦法忍受這些事再發生在別人身上。大聲說出來是為了保護他人，這是一種自我犧牲，而社會卻要讓受害者反覆自證其信譽和價值來獲得被傾聽的資格。
在美國的刑事司法系統中，所有被控人在被證實有罪之前都是無辜的，因此，即使布羅克被捕，在接下來的一年半當中，每個人都必須假設他是無辜的，這是他的權利。我認為受害者也應當享有對等的權利，即在一切被證明以前假設她們所說為真。但現實是，無論受害者說什麼，人們都覺得她在說謊，她必須不斷證明自己以博得大家的信任。
我希望人們明白，那兩位瑞典人對我的幫助是不假思索的，他們沒有停下來問「你喝了多少」這種荒謬的問題。我們要做的，首先應該是幫助她，然後再去提問。
界面文化：受害者的故事很少被聽見，除了人們不願意去理解之外，或許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即她們的聲音被攔截了。普通人在接觸到這樣的故事時是比較容易共情的，但更大的權力和社會結構使得這樣的聲音很難被聽到。你怎麼看呢？
香奈兒·米勒：許多受害者說出自己的故事時，總有人問，你怎麼不早點說出來？證據在哪？為什麼不去醫院？他們意識不到受害者面前有多少障礙。
就拿我的案件來說，開車去離事發地最近的醫院需要40分鐘，當時是救護車把我送去的，可如果是一個學生在斯坦福遭遇性侵，她得找人開車送她或者叫Uber，才能到醫院做取證。要走完這40分鐘的路程非常困難，就像我必須辭職才能繼續提起訴訟一樣。處理性侵案的系統是如此隔絕，你必須不斷地重新安排日程、推延計劃，才能保障它的運作。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我很慶幸當事人是自己，而不是某個學生——我已經完成了我的學業，並且能夠承擔暫時叫停生活的代價，但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某個學生身上，她可能不得不放棄學業。
「你怎麼不早點報案」，這句話實際上在問「你為何不放棄生活」——受害者有一千個理由選擇不這麼做，我們有權繼續自己的生活。如果社會更樂於傾聽受害者的經歷和情感，我想更多的人會站出來，但現在這個系統不值得讓人信任。
香奈兒·米勒為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創作的壁畫之《我將來是》界面文化：你的寫作中有大量情緒豐沛的流露，但許多人為了增強敘事的可信度，在講述類似經歷時往往採取一種冷靜的語調，不過多地暴露自己的情緒，你為什麼選擇了另一條路呢？
香奈兒·米勒：大多數人會把施害者看作受害者的敵人，但對我來說，我自己就是一個巨大的敵人。我曾經厭惡自己，試圖把自己心裡的聲音屏蔽掉。很多時候我們忽視了受害者和她自己的關係，我想要糾正這一點，讓人們看到我的感受和轉變。我覺得自己有責任這麼做，因為我知道這些感受不是我所獨有的。
這本書已經出版一年了，我從來沒有對書中的任何內容感到尷尬。那些我們恥於提及、羞於分享的感受其實具有很強的普遍性，它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可怕。我一開始也擔心過，這麼寫是不是有些不妥，但我得到的反饋都非常好，這些感受是能引起共鳴的。
我希望讀者能從中看到我如何完成轉變。正如書裡所寫的，我是個很害羞的人。現在人們看到我，可能覺得我很自信、直言不諱，但在高中時，我從沒在任何站上過任何活動的舞臺，課堂上不舉手，小組討論時不說話，也沒有提出過很鮮明的觀點。人們腦中有一幅積極分子的標準相，過去的我顯然不符合，但我希望我的故事可以讓那些安靜、害羞的人意識到，他們也可以是強大的。如果他們很在乎一件事，或者這件事傷害了他們所愛的人，他們也有能力去捍衛和保護，儘管有時候這麼做會很痛苦。不要因為某種性格而低估自己在社會上發聲的能力，也不要因為覺得自己不是一個社會活動家、女權主義者而放棄發聲的權利。
04 人人都會說「外面不安全」，但世界應該是安全的界面文化：你在書中寫道：「在你感到孤獨的夜晚，我與你同在。當人們懷疑你或輕視你時，我與你同在。」這種團結激勵了世界各地的很多人，但你也強調，這些話不是向受害者兜售一個虛假的夢，一個平靜而令人興奮的存在。要取得實質性的進步，除了你剛才所說的創造更健康的環境，我們還應當做些什麼呢？
香奈兒·米勒：年輕的女性受到侵犯，或者在街上被騷擾，人們都不當回事，覺得這沒什麼大不了的。當下的文化不是把性騷擾的影響最小化，就是指責受害者有問題。社會將性騷擾當成根植在文化裡的現象，它顯得那麼自然、那麼不可違逆，人們像談論天氣一樣談論性騷擾。這是錯誤的，我知道我們可以改變它。如果能讓男性恐於受到懲罰，他們就能控制自己。
然而，我們就生活在一個對性犯罪輕縱的世界，他們很清楚這一點，他們幾乎可以為所欲為，而代價由我們來承擔。負擔總是被放在女性身上——她必須自我調整、自我改變。可是性侵的發生到底跟受害者有什麼關係呢？不論她們是誰、她們年齡的大小、她們穿的是牛仔褲還是裙子，和這些通通都沒有關係。但他們總是會挑刺，並且讓你覺得就是你做錯了，粉碎你的信心，讓你閉嘴。
一開始，我也覺得自己應該表現得更好，但這只會讓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窄。我不願意放棄晚上出門遛狗的權利，我不想被恐懼支配和限制。人人都會說「外面不安全」，但世界應該是安全的，女性不應該忍受越來越多的限制。難道我們的目標就是小心翼翼地走到人生終點，然後說「謝謝老天爺，我做到了」，僅此而已嗎？我們的目標應當是能夠自由地生活。
性侵案發地改建的紀念花園，史丹福大學曾因拒絕在紀念牌上採用香奈兒的話而引發爭議。在走司法程序時，最讓我驚異的是布羅克的自信心。即使他被捕了，他依舊顯得那麼自信，覺得自己可以找一個好律師來了事，又或者他覺得，我會因疲憊不堪而放棄。我時常想，他憑什麼這麼自信？這種信心到底是哪來的？女性為什麼沒有這樣的自信？布羅克做錯了事，卻能信心滿滿地滿世界走，我卻要承擔所有的恥辱，這多麼瘋狂啊！我們必須要讓女性也獲得同等的自信。
但有時候，儘管我知道自己在為了這個目標努力，我依舊感到沮喪。因為當我獨自走在深夜的街道或搭乘地鐵時，我還是會保持警惕，就像腦子裡有個聲音在說，不要在夜裡停留得太晚。這種恐懼是真實的，也是合理的，但把它正常化為女性的行為規則，我就無法接受了。我們應當不斷地去質問和挑戰這些所謂的「常規」。「待在家裡」「穿件夾克」「不要喝太多」——這些為女性制定的規則看似正常，實際上卻反常得很。它製造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好像只要你遵守規則，就能免受侵害，但實際上無論你怎麼做，你都有可能成為受害者，事實就是這樣，人們卻不願意接受。
界面文化：在斯坦福的標語之爭這部分，你談到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社會主流往往期待受害者的敘事「振奮人心，積極肯定」，如果她們談到了暴力的真相與傷痛，就會被斥為「陰暗」、「可能造成社會恐慌」。但真正傷害社會的，是性侵與性暴力的存在。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敘事來指認這一點？
香奈兒·米勒：我經常說，（受害者所經歷的）生活令人不堪其重，但去傾聽他們的故事卻並非如此，我們至少應該學會去傾聽這些沉重之事。如果我們轉身離開，這無疑向受害者釋放了一個信號，即她們太過陰暗、讓人難以忍受，而不是告訴她們，你是很好的人，你只是被一個糟糕的故事卡住了，就像被壓在大石頭下面。
我們需要做的是告訴她們，我會幫你舉起這塊石頭。社會給受害者編織了一個讓她們不斷受到傷害、自我懷疑的陰暗故事，期待她們獨自應對這種敘事是不切實際的，我們必須幫助她走出來，回到生活的正軌。與其讓她獨自吶喊，不如成為她的聲音。
在寫這本書時，我對於如何結尾非常謹慎。我不想把它描繪成一次鼓舞人心的勝利，我認為沒有那麼單純而徹底的東西。悲傷永遠存在於任何形式的失去當中，就像你失去了某個人，你可能也邁步向前了，但某個部分的你也隨著那個人離開了。不管是過去十年還是二十年，那些情緒和記憶都不會改變。唯一不同的是，你不再感到害怕，不會再被它們淹沒，不會再失控哭泣。我用自己的語言重新理解了這些感受，並籍此與他人建立更深層次的聯繫。有很多女性曾經或者正在經歷我所經歷的一切，所以在這個結尾處，我希望讀者能看到，重要的不是擺脫痛苦，而是直面痛苦，學會與它共處，並通過它更好地理解人、幫助人。
《知曉我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