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我：couhuo2014 ——
如若此地作別 也好他鄉再見
原載於《Vista看天下》2015年第33期。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
「如何做好保密工作」是工作人員必上的一課
京西賓館，最低調的政治地標
從天安門沿著長安街一路向西，羊坊店路和復興路的交叉口，有一座掛著「羊坊店路1號」的大院，門口總有兩組持槍的衛兵相對而立。藍色琉璃圍牆內的建築，在路邊一排高大的樹木掩映下，靜謐而低調。
這裡就是京西賓館，《新聞聯播》畫面裡的「常客」，中國政治生活最重要的見證者之一，頻繁與諸多領導人「同框」出現在公眾視野。
不過，大多數普通中國人並不了解它真正的樣子。
當人民大會堂、釣魚臺國賓館等國務活動重地先後對外開放的當下，京西賓館依然因其「內部性」而顯得獨特又神秘。
見證諸多軍政大事
對於《新聞聯播》的忠實觀眾，京西賓館的會議大廳是最常見的領導人出鏡背景之一。人民大會堂之外，黨和國家領導人會見「先進人士」、「代表人士」、「全體與會人員」，多半選在此地。
而對於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的主任編輯於向真，京西賓館是她連貫一生的溫暖記憶。於向真1958年隨父母進京時，就住在緊鄰京西賓館現址的一座淺黃色宿舍樓裡。
「我家剛在北京落戶時，京西賓館還沒開始建。那裡的地名叫皇亭子，據說清朝皇帝向西出巡，每次都在這座鑲有黃色琉璃瓦的八角亭中休息。」於向真回憶道。
小學三年級時，於向真發現幽靜的小樹林突然被夷平，漂亮的鑲著明黃色琉璃瓦的八角亭消失了，變成了一座四平八穩方方正正的大樓。
根據《見證：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京西賓館那些年那些事》（下簡稱《京西賓館那些事》）作者夏瑋對賓館歷史的研考，京西賓館建設的初衷就是為軍隊最高統帥機關提供一個安全良好的開會場所。1958年籌建時，其被稱為「八一飯店」，實際是軍委的招待所。
之後，因為各種因素限制，建築項目兩次中斷，直到1964年9月14日才建成開館。當年6月，時任軍委秘書長羅瑞卿根據「八一飯店」所處的地理位置，將其定名為「京西賓館」——據說，這個名稱是受到了周恩來總理「軍隊在京西新建的飯店」之說的啟發。
當時，京西賓館的主樓（現稱西樓）共13層，為北京最高建築。1層為大堂，2至12層為客房，13層為包房和餐廳。會議樓莊嚴肅穆，部分會議室頂部裝飾有巨大的五角星，長長的過道鋪著厚厚的紅地毯。
而忽然毗鄰地標建築而居的於向真一家發現，「大樓蓋好後，裡裡外外滿是穿軍裝的人把守得嚴嚴實實，人們根本不得靠近。」
自投入使用後，京西賓館便一直是軍隊和國家高級別會議的重要會務地點。由於會議多、活動多，京西賓館也是中國最繁忙的賓館之一，被稱為「會場之王」。京西賓館一位原領導曾透露，賓館每年至少接待200場次以上的會議，幾乎天天有會。按照這位原領導的說法，安排會議的原則是先保中共中央會議，其次是國務院會議和軍隊會議。
京西賓館不僅承接歷年的全國人大、政協預備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共中央全會，還是會議期間軍隊代表駐地，以及一些地方高層領導到京的指定駐地。據夏瑋的統計，自1964到2014年，京西賓館完成了30多次全國人代會（包括臺灣代表團在內的幾乎所有代表團都曾入駐過）、50餘次全國黨代會和中央全會以及數千次黨政軍重要會議及活動的接待任務。
也正因如此，共和國政治中的諸多決定性時刻都發生在這裡。
賓館三層的第一會議室裡，曾召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鄧小平和陳雲在這裡微笑著坐在一起拍下了一張黑白照片，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瞬間。
1979年8月，對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的審判工作會議也是在此召開。1989年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在此產生——從1968年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開始，歷屆中央全會絕大部分在這裡召開。
除了重要會議，京西賓館也會舉行一些特別活動。如2006年8月7日，解放軍總參謀部在京西賓館禮堂，為在黎巴嫩遭以色列空襲身亡的杜照宇烈士舉行悼念大會，解放軍官兵、烈士家屬等千餘人參加。
作為京西的「鄰居」，於向真一家有著特殊的生活體驗。「經常路過京西賓館，每次那一帶警戒森嚴時，大家心照不宣知道裡面有活動或是正在開會。」
「最難進」的賓館
在有著多年採訪「兩會」經驗的《浙江日報》記者俞佳友看來，京西賓館與其它商業化酒店渴望曝光度和注重自我宣傳截然不同，「安保嚴密」和「限制人員流動」是京西賓館的金字招牌。
京西賓館為軍隊編制，隸屬總參謀部管理保障部，管理單位為京西賓館管理局（原為總參謀部管理局京西賓館管理處），系軍隊事業單位，實行企業化管理。
2007年3月2日，北京京西賓館服務員迎接出席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的代表們
在《京西賓館那些事》一書序言中，解放軍前副總參謀長張黎上將把自己曾經分管過的京西賓館，稱為北京「最難進」的賓館：安全保密措施最嚴格，定期進行保密安全檢查，任何危險品、竊聽設備都無法藏身；對人員出入檢查嚴格，沒有會議證，任何身份證、工作證都不準通行，只有會議保衛人員通知，會務組或賓館工作人員到門口迎領才能進入；它還是北京唯一不直接接待散客、外賓的賓館，散客或外賓入住必須報經上級部門或領導批准。
而據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曾負責京西賓館保衛工作的警衛何訓祥介紹，保證首長乘坐的車輛到達京西賓館時及時開門、關門，是連隊訓練的重要科目之一。經過苦練，全連官兵們人人達到了「一口清、一眼明、一看準」的執勤標準。正常光線下，能在5米開外對證件進行準確識別。有的戰士即便用布蒙上眼睛，也能藉助證件上字體、圖案印製上的凹凸，分辨出不同證件的樣式。
就算進了大門，俞佳友發現同樣不能隨意自由行動，也不允許隨便拍照。圍牆內三棟高樓的每一個出入口，還是有衛兵嚴密守衛，而且「每層樓都有警衛巡邏執勤」。
「從未洩密」是京西賓館營業50多年來最重視的「紀錄」。為了不破這項紀錄，從賓館大門到代表活動區域，至少要經過3道身份檢驗和安全檢查。在賓館公共場所、首層大廳、主要出入口和周邊地界都裝配了安全監控設備。
不僅是賓館外圍的安保措施十分嚴密，在賓館內部，也有著嚴格的保密管理制度和措施。《小康》雜誌2014年的報導顯示，會議室還專門配備一系列保密設施，有的高級別保密會議室外有專門的手機儲櫃，會議室能夠屏蔽無線電信號，保證會議內容絕對不會外洩。樓層24小時值班，進行安全巡邏。每次重大會議前，保衛部門更是要多次拉網式排查。
「文革」期間，京西賓館同中南海、人民大會堂、釣魚臺賓館一樣屬於重點保護單位，任何軍隊和地方組織不得衝擊。賓館接待室還安裝了一部直通周恩來總理辦公室的專線電話。
「在那個特殊年代，有關賓館的一切信息都是極其重要的秘密，都事關黨和國家命運前途，京西賓館經受住了考驗。」京西賓館一位原領導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回憶。
而據這位領導介紹，每次黨代會期間，賓館大門、地下室、樓道、會議室，一個崗哨按8小時工作制，輪班值勤。個別房間有專人值守，出入必須獲得中央警備局認可，就算是委員也不能隨意帶人進入。
「如何做好保密工作」是必修課
於向真小時候有幾次跟隨父母進入京西賓館的訪友經歷。
「每一次都是先在東門傳達室往裡面打電話，裡面的叔叔阿姨急匆匆出來，接上人，然後馬上進去。」於向真說，進入京西賓館的過程讓她至今記憶猶新。
「《羅馬之戰》《魂斷藍橋》《簡愛》……我都是在京西賓館禮堂看內部電影。那裡的皮沙發可舒服了，加上影片精彩，看很久都不累。」
更讓她津津樂道的是賓館裡那些身著統一制服，一見客人就立正行禮的美女服務員。
賓館成立之初，服務人員都是從瀋陽、北京等軍區和空軍、海軍等兵種抽調的。當年，京西第一批服務人員的抽調通知還留存在賓館的館史室內。「歷史清白，政治可靠，無複雜社會關係，思想正派，作風端正」，是選人標準最主要的內容。
儘管如今京西賓館的服務員和警衛主要來自社會招考，但仍舊門檻不低。招聘服務員時，各個學校先由學生報名，學校甄選，公安局政審，市一級政府甄選，省領導親自指示，最後賓館來人面試。而警衛員在政審時，本人及家屬檔案要全部提交，並且不允許工作人員和家屬有任何違紀違法行為記錄。
北京京西賓館外景
「相貌、身高以及皮膚，在面試服務員中是關鍵要素。」京西賓館一位原領導曾透露，上崗前每位工作人員都要經過兩個半月的培訓。其中既有部隊新戰士入伍後要訓練的所有科目，又有服務行業的專業知識，必不可少的還有館史教育。這位領導透露，京西賓館的服務員每三四年輪換一批，「如何做好賓館保密工作」是每屆新進人員必上的一堂課。
此外，賓館服務員也被要求充當安全員角色。上述領導介紹，工作人員不僅自己嚴守保密規定，還能協助提醒每一位與會人員，遵守保密規定。通常，在會議召開期間，按照規定，會議文件只能在會場或房間內閱讀，其他時間應該存放在房間的保險柜裡。一次，一位領導同志手拿涉密文件剛走下電梯，服務員即迎上前：「首長，請您按照會議規定，將文件存放在保險柜裡。」聽到這話，首長非常認真地答覆她：「我堅決聽從你的指揮。」
那些在京西賓館開過會的人，幾乎全都對賓館的服務陣仗印象深刻。夏瑋在書中將之稱為「京西服務」——
「一列、一行、一線」：會場布置和物品擺放採用「拉線法」，從桌、椅到桌面的茶具、文件和文具，縱看成列，橫看成行，斜看成線，整齊劃一。
「三個服務」：熱情服務、主動服務、針對性服務。
「一條龍」：車站、機場有人接，到了樓層有人迎，人至茶到方巾到。
三「美」：迎接賓客表情美、問候答話語言美、服務賓客形體美。
三「輕」：服務中說話輕、走路輕、操作輕。
四「勤」：服務中眼勤、嘴勤、手勤、腿勤。
四個一樣：首長和一般人員、熟人和生人、重要會議和一般會議、軍隊會議和地方會議一樣服務。
十主動：主動為賓客提行李，主動問候，主動介紹情況，主動照顧老弱病殘賓客，主動為賓客要電梯，見客人主動直立，主動為來訪賓客送水，主動徵求意見，主動為賓客做好事，主動為賓客送行。
「京西賓館最具特色的是會場倒水、續水、送毛巾服務。」夏瑋表示：「服務員列隊進入會場，步調一致、速度相同、整體移動、操作輕盈，似仙女飄移，如彩虹落地，讓人嘆為觀止。」
根據賓館規定，房間電話也只有在房客本人同意下才會轉接。因此京西賓館內擁有自己專門的電話管理隊伍——屬於「軍委一號臺」的通訊女兵。無論是室內接電話還是室外爬樓架線均由她們完成。據說，重大會議期間，一個話務員一天要接轉上萬個電話，最高時達到15000多個。每年「兩會」期間，京西賓館還承接代表團接待任務，因此她們都能夠辨別十幾種方言、並且可以聽音辨人。
作為京西賓館最老資格的服務員之一，十一屆三中全會時，張麗華在會議科服務二組工作。清晨5點，鬧鐘剛響兩聲，她就會起床，隨後和一幫姐妹趕往第一會議室布置會場——擺茶具、疊毛巾。
如此辛勤工作，也是有些隱形「福利」回報：能夠近距離接觸一些中國的最高層領導人。
在張麗華的眼中，十一屆三中全會時的鄧小平總是在思考的樣子。「他愛抽菸，出於健康的考慮，他的隨員已經限制他的煙量了，每天也就兩三根。」但是在會議休息室，張麗華卻看到，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卻避著隨員偷偷相互遞煙，「或許有助於思考吧」。
思考的鄧小平開會期間也愛喝水，當時規定兩小時的會議期間，每20分鐘續一次水，張麗華發現，每次給鄧小平續水的時候他的杯子都不是滿的，「他講話多，喝水自然要多一些」。
低調中的內裡「功夫」
在一些曾經進入過京西賓館的客人描述中，這裡堪稱「復古」：賓館商店裡很難看到進口奢侈品牌商品，也缺乏其他四五星級酒店完善的娛樂休閒去處。
但這家賓館擁有中國「最高級」的待客標準。賓館每次接待重要會議，都有一套固定的程序。《京西賓館那些事》中寫道：
一是思想動員。召開常委會、黨委會、辦公會、幹部會、全體人員動員會，進行層層動員，深入發動，要求幹部骨幹普遍同群眾談心，明確做好會議服務工作的重要意義，樹立政治責任感。
二是明確責任。成立會議接待領導小組，對會前的準備、會中的服務進行分工，提出具體要求。實行崗位責任制，層層分解任務，做到事事有人抓，人人有事做，保證忙而不亂。
三是會前準備。參照多次接待重要會議的經驗，提前對生活用品、主副食品進行採購添置；清掃衛生，做到窗明几淨，館容館貌煥然一新；對缺員崗位進行補充調整，做到有崗有人；準備花草，美化環境；購買特需用品，滿足特別需求。
四是設備檢修。各科室、各班組、各工種提前對所有設備一項一項、一處一處進行嚴格檢修，按崗分工，明確責任，對重點部位重點檢查，對容易發生問題的部位反覆檢查，把水、電、煤氣、電梯、消防、擴音、上會車輛等作為重點檢查對象，堅持會前查、會中查，保證會議正常使用。
五是安全檢查。對全體人員特別是年輕職工進行全面政審，防止「燈下黑」，確保內部不出現問題。組織專門人員擔任食品衛生監督，嚴格食品採購、儲存、加工、製作和監督檢查。對食品堅持48小時留樣化驗制度，特別是對生冷食品必須化驗檢查後才能上桌。對餐具、茶具、小毛巾等實行消毒，對一線服務人員個人衛生進行檢查和不定時抽查，不合格者不準上崗。
六是組織迎送。把接站、送站、歡迎歡送視為接待服務工作的重要環節，主動與各代表團先遣人員和大會會務組進行協調聯繫，提前制訂接待計劃，及時了解代表到站、離館時間，主動匯報賓館接待組織機構、住房分配、就餐、會場、車輛、醫療、文娛活動等安排情況。迎送時，組織職工門前列隊，向代表團主要成員獻花等。
對賓館的重要客人，賓館還專門建立了服務檔案，記錄其個性化需求。細微到房間裡每一個杯子擺放順序、床上用品的安排、飲食習慣以及會議座位的安排等他們都為客人詳細記錄。
張麗華就曾說過：「我記得清清楚楚，（十一屆三中全會時）鄧小平是12號杯，葉劍英是3號杯，李先念是13號杯……」重要客人還配備專用茶具、臥具，為不習慣睡軟床的賓客準備硬床，對每天有洗腳習慣的賓客準備洗腳盆，對年老的賓客準備洗澡凳。
夏瑋介紹，賓館餐廳提供的自製酸奶，奶源由總參管理保障部自己的副食品生產基地提供，酸奶香淡味醇、口感獨特，是賓館一絕。京西賓館自製的各式小菜也享有盛譽。據說，前些年，香港特首夫人到京西賓館，品嘗了他們自製的黴豆腐後讚不絕口，臨走時特意購買了100罐帶回香港饋送親友。
京西賓館的理髮室，除了接待一般賓客，還擔負著為國家和軍隊領導同志服務的任務。
有領導理髮之後非常滿意，便固定「光顧」，甚至出國訪問也要帶上京西賓館的理髮師傅。
就算是那些普通的參會者，如果留心也能發現這家酒店的內在不俗。一位曾經居住於此的客人告訴記者：「因為裝修時要求不能太奢華，所以京西的『功夫』都在內裡，裡面家具是桃木的，衛生間的鏡子都是自動加熱，房間內每幅畫都是各地成名的畫家為京西創作的真跡。」
中共十八大前夕，客房內原先的顯像管彩電全部都更新成了大屏液晶電視，但仍有諸多細節頑強地捍衛著這座「國家賓館」最初的政治傳統。在《京西賓館那些事》一書序言中，張黎上將透露，當年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第一會議室，從房間布局到門窗、立柱，從桌椅到喝茶的杯子仍保持著當年原樣，正面牆上仍然懸掛著「自力更生，艱苦奮鬥」。
再比如，在賓館客房和會議室內，至今保留著高層領導用於批閱文件、如今市面上已不常見到的紅鉛筆。
雖然幾乎從不對外營業，但京西賓館的改造升級這些年間始終沒有間斷。如今除西樓外，賓館還擁有高97米的東大樓和一棟會議中心。
據公開報導，其改造費用一部分來自各省市政府的「援助」。天津市政府「支援」了近5500萬元人民幣用於賓館東樓的修整；西樓和會議樓的抗震升級費用，則來自北京市政府的1.4億元人民幣援建。2004年，江蘇省曾援助2500萬元人民幣購車款，使京西賓館會議車輛達到128輛。上海也曾多次投入京西賓館相關工程。上世紀90年代，上海市政府投資2.8億元人民幣援建賓館西樓和餐廳加固改造工程。2011年末，京西為迎接次年的中共十八大而進行的維護修繕二期（東樓）工程，即由上海建工集團總承包。
對地方而言，參與京西賓館相關的工程，是體現軍地合作的契機，也是重大政治任務。多個地方援建項目中，地方黨委書記或行政首長都會親自出任項目組長。
除了建設和裝修由軍委和各地政府撥款以外，京西賓館日常開支需自負盈虧。即使在遭遇非典的2003年，賓館營業收入也突破1億人民幣。其成立京西世紀之星廣告公司，將院內圍牆變成廣告欄，每年上交利潤近百萬元人民幣。
如今，在沒有重要黨政軍會議召開的時候，京西賓館也開始接待一些通過「組織介紹」的會務生意。根據賓館接待人員的介紹，京西共擁有1300人的禮堂、700人的大會議室以及其他各類會場60餘個，客房1011套，並且能提供派車服務。
不過根據賓館管理局的指示，京西賓館仍要恪守「斷了皇糧，不吃雜糧」的政治規矩。除了接待黨政軍會議，京西賓館接待的所有港澳臺人士、外籍人士參加的會議，都要經過嚴格的審批和報備，並且「即便在接待量不飽和的情況下，也不能擅自接待社會團體會議」。
京西賓館見證裁軍百萬
· 夏瑋 ·
1985年，是中國「裁軍年」。
這一年，時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宣布：「中國政府決定，人民解放軍減少員額100萬。」
而這一決心，鄧小平半年前在京西賓館，即已向中央軍委其他成員表達。
「虛胖子能打仗？」
1984年11月1日，國慶35周年閱兵一個月之後，在京西賓館召開的中央軍委座談上，鄧小平提出了裁軍的想法。
他說：「這次閱兵，國際國內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國際友人講，非常好。我說有個缺陷，就是80歲的人來檢閱部隊，本身就是個缺陷。裁軍是個得罪人的事，還是我來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給新的中央軍委主席。」
對裁減100萬，當時有些領導人擔心會減弱軍隊的戰鬥力。鄧小平回答：「虛胖子能打仗？軍隊要多節省開支，改善武器裝備，更要提高軍政素質，這就必須減少數量。」
1984年10月1日，北京，國慶35周年大閱兵，鄧小平乘坐敞篷車檢閱部隊
裁軍是1985年6月初公布的。而當年5月20日，各大軍區的司令員、政委以及軍以上單位的主要官員，都被召集到京西賓館舉行軍委擴大會議，一個議題就是討論各大軍區的裁併。
裁軍百萬，相當於裁掉當時人民解放軍1/4，軍級以上單位要裁掉31個，而原有11個大軍區要合併為7個大軍區——其中，最難決定的是成都軍區和昆明軍區到底撤誰留誰的問題。
當時對越自衛反擊戰還沒有完全結束，昆明軍區是所有軍區中唯一還有作戰任務的軍區。1985年春節期間，時任總Z書記胡耀邦、軍委副主席楊尚昆等還前去視察慰問昆明軍區。
這些都被看成保留昆明軍區，將成都軍區併入昆明軍區的跡象。
「成昆之變」
一開始，昆明軍區也很有底氣。所以，在中央正式宣布最終裁軍方案之前，昆明軍區已做好了接收成都軍區的一切準備，連接收後的方案都擬好了，準備拿到北京與大家一起討論。
同在西南的成都軍區則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各級領導忙於找人談話，了解大家的想法，是去昆明？還是下基層？或是轉業？
成都軍區大院裡一座在建的現代化通信、情報中心大樓停工了。裁軍消息傳出後，挖好的地基準備填平，在上海定製的兩架電梯要談判退貨。
昆明、成都，對比鮮明。
1985年6月3日上午，中央軍委最後一次研究討論整編方案，當天下午就要在全體會議上公布。
當天中午，成都軍區司令員王誠漢就得到了消息：「定了——變了。」
當天晚上，王誠漢給軍區司令部發了指示，大樓的基坑不要再回填，在上海定製的電梯暫時也不要退貨。
一年後的1986年，原昆明軍區司令員張銍秀告訴採訪此事的作家袁厚春：「保留昆明軍區是眼前的考慮，但保留成都軍區是長久的戰略打算。從戰線上看，軍區設在成都能兼顧昆明，但設在昆明兼顧不了成都，更顧不上西藏。」
大多數部隊在整編中都能以大局為重，但在悲傷氣氛瀰漫的被撤部隊裡，少數人人心渙散，出現了「分田分地真忙」的現象。
實際上，對此類事件，中央軍委在下決心裁軍時就做了準備。部署整編行動之前的1985年5月，軍委紀委就召開了全軍紀檢工作會議，制定出了若干「必須」、「不準」等規定。可仍有人頂風作案。
昆明軍區下轄的某野戰軍是撤銷單位，該野戰軍政委在部隊撤編的時候，做了不光彩的行為。
該名政委搬家時，拿走了公家的微型收錄機一部、小口徑步槍兩支，搬走辦公室大寫字檯、小茶几各一個，要了4桶汽油，還要了21張包裝板用於打包。
搬家那天，動用了9輛解放大卡車、一輛吉普、47名戰士才將政委的家當，搬上了一節可裝載60噸的火車車皮。
隨著搬家的車皮出發，舉報信也寄到了北京。1986年8月，中央軍委宣布，撤銷這個政委的黨內一切職務和政委職務。
「最特殊的賓館」與周恩來
· 夏瑋 ·
「解放軍軍人俱樂部不修了，把修建軍人俱樂部的人力、物力、財力全部用來興建一處我軍的招待所。」1950年代末的一天，時任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接到了林彪的電話。
彼時，為了「提高我軍指戰員的科學文化水平和體能素質，關係軍隊的文化生活」，中央撥款2000多萬元，準備在北京修建解放軍軍人俱樂部。
計劃改變了，時間也緊迫不少。根據林彪的指示，這座招待所「必須在一年內完成，交付使用」。
這一改變與當時的形勢有關。伴隨著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交往日益增多，「為了接待國際友人，同時也為了給我軍最高統帥機關提供一個安全良好的開會場所」，中央軍委決定修建一處招待所。
這處「招待所」，就是京西賓館的前身。
「軍隊在京西新建的飯店」
京西賓館初建時稱「八一飯店」，於1958年開始籌建。
時任副總參謀長張愛萍要求：「『八一飯店』的建造，必須遵循實用、耐久和在儉樸的條件下適當照顧美觀的原則。」
籌建階段，設計者到全國參觀，最後參照上海錦江飯店的樣式設計建設主樓（即現在的西樓），以蘇式建築風格為主。因種種原因，直到1960年5月18日，「八一飯店」工程才正式開工。
半年後，「八一飯店」完成了飯店14層樓的框架結構，1961年初進入內部裝修階段。當裝修到第八層，第七層以下的樓層、地下室和禮堂的內部裝修尚未展開時，黨中央、國務院為了壓縮經濟開支，決定禁止興建樓堂館所。
不久，國務院辦公廳通知：召開關於停建一切樓堂館所的會議，周恩來親自主持，通知還列出了一些在建項目的名單，「八一飯店」亦名列其中，要軍隊派人前去參加。
這次會議上，周恩來宣布，上報到國務院、正在各地興建的20多個樓堂館所，除解放軍的八一飯店外，其他全部停建。當時，參與會議的總後營房部一名處長表態稱，「我們軍隊也不能例外。」但周恩來回復稱，「這事由你們羅瑞卿秘書長決定。」
羅瑞卿當時召集開了軍委辦公會議，決定「留下一個施工中隊維護」，「八一飯店」停工。
1964年，時值建國15周年，全國人大擬在北京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同時舉行國慶慶祝活動。而在一年前，北京市以市委書記彭真的名義向國務院建議，為了迎接15周年慶典，能否在人民大會堂的西側——即現在國家大劇院的位置——修建一座能接待兩千多名人大代表的賓館，請國務院予以考慮。
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知道後，就向部隊打聽停工的「八一飯店」情況。當時，飯店內部各設備已購置，只要把八層以下的樓層內部裝修完成後就可以交付使用，周榮鑫將這一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匯報。
周恩來表態稱，軍隊在京西新建的飯店的收尾工程可以繼續施工。此外，飯店由軍隊管理，軍政共用。政府接待外國副總理以上的國賓，住釣魚臺國賓館；接待外國部長級貴賓可住軍隊這個飯店。
按當時設計，飯店各層東西兩側的臥室既可合為五居室套房，也可分為三居室和二居室的套房，便於根據情況安排貴賓居住。
1964年1月8日，「八一飯店」建設工程復工。
9月初，主樓完工。12月22日，會議樓工程交付，1965年1月19日，隨員樓等工程全部完工。其中主樓建築面積為4.7萬餘平方米，會議樓建築面積為1.1萬餘平方米，其他附屬建築面積2.6萬餘平方米。
最終，總投資達3000餘萬元。
1964年6月9日，軍委秘書長羅瑞卿根據「八一飯店」所處的地理位置，將其定名為「京西賓館」。
京西賓館開始由軍事博物館管理。後來，軍委辦公廳兼總參辦公廳主任肖向榮向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建議：「京西賓館交給軍委和總參辦公廳管理比較好。」最後，京西賓館就由軍委和總參辦公廳接管。
首長到、電梯開、會議室門開、保衛人員到
1964年9月1日，這座北京彼時最高的建築舉行了第一期工程落成典禮。京西賓館的主樓（現稱西樓）共13層，1層為大堂，2至12層為客房，13層為包房和餐廳。
賓館落成後，總參謀部決定，從1964年4月25日起，京西賓館隸屬於總參管理局，全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管理局京西賓館管理處」，正師級編制。
而早在賓館建成之前，工作人員的選調就已經開始。
1964年6月13日，來自瀋陽、北京、濟南、南京、福州、武漢、廣州、成都、蘭州九大軍區，以及空軍、海軍、鐵道兵、工程兵、裝甲兵、通信兵6個軍兵種的95名選調幹部，401名職工陸續進京。
7月20日，老紅軍吳世昌調任賓館主任。8月5日，賓館成立臨時黨委，分別組建接待、會議、餐廳、營房、行管、組織、保衛7個小組。
為了安撫職工，賓館還相繼解決了40多戶職工家屬進京、子女入學等問題，對家庭生活困難的職工給予救濟。其後，一系列的憶苦思甜教育和模範英雄人物的學習教育，讓這些從各地選優而來的職工，最終安定了下來。
起初，京西賓館的管理人員都是軍人，後改為職員；服務人員是北京市的固定工和戰士，後改用外地合同工。
1970年代初，時任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到京西賓館詳細查看了賓館所有人員的編制表，要求京西賓館要根據服務工作特點，培養女幹部。「京西賓館是中央負責同志經常工作的地方，要像（人民）大會堂那樣，保證不出政治和責任問題。」
而從1985年開始，賓館陸續與山東、湖南、山西等省籤訂合同，每年招工數百人。服務員主要來自各地旅遊職業學校，先由學生報名，學校預選，公安局政審，市一級政府甄選，有的還要經過省領導親自審定，最後由賓館進行面試，對相貌、身高等都有要求。
所有的服務員都要經過嚴格政審，不允許本人和親屬有任何違紀違法記錄，一段時期還要求服務員不能有任何海外關係。
新招服務人員都必須進行兩個月以上的軍事訓練和崗前培訓，半年實習期之後才可正式上崗。服務人員一般3年一換。
1967年後，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相繼到京西賓館來館開會、辦公日益頻繁。賓館逐漸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服務規範和要求。無論白天還是深夜，「首長到、電梯開、會議室門開、保衛人員到」。1968年初，京西賓館還在會議樓東側二層開設了餐廳。
「常駐京西賓館兩個連」
「文革」開始後，一批軍、地領導當時被保護性地安排入住京西賓館。
兩個星期內，一道道指示下發到了京西賓館。
先是1967年1月26日，軍委決定：「京西賓館同中南海、人民大會堂、釣魚臺一樣屬於保護單位。京西賓館的『文化大革命』要按照軍以下部隊的辦法，搞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戰鬥組織，不搞串連，軍隊和地方戰鬥隊組織不許衝擊。」
兩天後，時任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又指示稱：「住京西賓館要經過一定手續批准，不能隨便前來住宿，使京西賓館成為無保障的場所，要像人民大會堂、釣魚臺一樣嚴格控制，並妥善保護。」
2月7日，周恩來指示北京衛戍區，京西賓館從這天開始，實行軍事接管，未經北京衛戍區允許，任何人不能進入賓館，不但前門不能進，後門也不能進。「如果有人要進的話，講清道理，避免衝突，說明這些人（各省、自治區和軍區的住館領導）來賓館開會是中央請來的。」
周恩來還在指示中建議，京西賓館要設立接待室，不能設在大樓，可設在東小樓，把力量配備好。「一定要按軍委八條命令辦，不許衝擊，不許進去抓人，不許把人揪走，衛戍區要絕對負責。」
北京衛戍區隨即將周恩來的指示發布通告，張貼在賓館的四個門口。而在2月7日下午，周恩來的秘書周家鼎就到京西賓館，檢查實行軍事接管情況。而沒過多久，當天晚上，周恩來還親自前往京西賓館，查看通告張貼情況。
1967年7月，毛澤東指示北京衛戍區：「常駐京西賓館兩個連。」當天，北京衛戍區派出兩個連的兵力進駐京西賓館，加強了警衛力量。
然而，僅僅過去了一個月，就有瀋陽某「造反派」衝進賓館圍攻時任東北局第一書記、瀋陽軍區第一政委宋任窮，抄搶文件、打傷警衛、損壞物品，並企圖搶走宋任窮。
周恩來得知後，在8月21日嚴厲批評了某「造反派」負責人，並對軍委辦公廳發出指示稱，今後對衝擊賓館，處理要嚴格。打了人要賠禮道歉，對打傷人的兇手要拘留教育。在指示中，周恩來一再強調，京西賓館是中央、軍委開會辦公的地方，「大家要遵守紀律，搞好秩序」。
1972年5月，時任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向周恩來匯報工作時。周恩來詳細詢問了京西賓館的情況，認為京西賓館「完成任務不錯」，還指示道，總政和衛戍區要明確責任制，外圍警衛要由衛戍區負責，經常分析情況，「腦子要清醒，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1975年1月8日至1月10日，十屆二中全會在京西賓館召開，這是周恩來最後一次參加中央全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