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約2萬字，分為三個部分
Part 1 對話王石：企業家青史留名，在於扮演的社會角色
王石與何偉3小時高維對話，詳解自己的財富觀、公益觀、運動心得、再創業規劃與人生思考。
Part 2 流量前浪王石
從企業家到社會活動家，解析這位非標企業家在後浪奔湧時代不斷進階的密碼。
Part 3 王石快問快答
王石妙答新財富徵集的網友提問：有何保養秘訣？用化妝品嗎？還會做什麼樣的冒險？人生有遺憾嗎......金句迭出。
點擊圖片可查看完整視頻
疫情期間，王石再次成為話題人物。他不僅在深圳發起登山健身運動，號召市民走出新冠陰霾，帶領猛獁基金會對40多個國家展開捐贈，更率領萬科全體員工向清華教育基金會捐贈市值53億元的萬科股票，用於共建清華大學萬科公共衛生與健康學院。這筆國內高校史上最大單筆捐款，背後有怎樣的故事？
4月21日，身為萬科創始人的王石與證券時報社長兼總編輯、新財富出品人何偉，展開3小時的高維對話，詳解其中考量，分享自己的財富觀、公益觀、運動心得、再創業規劃與人生思考。
退休後將大量時間用於公益的王石坦率表示，自己在乎錢，也警惕有錢後能不能駕馭得住，自己掙錢更追求證明能力，但掙錢的能力並不能衡量企業家的社會價值，企業家能否青史留名，不取決於在行業裡排第幾，而是在社會上跨行業時能扮演的角色。而公益是另一種維度的競爭，把錢花得有價值、有公信力，甚至比掙錢還要難，挑戰困難則是他身為企業家的天性。
回顧改革開放40年，自認是既得利益者的王石心存感恩。面對未來，他說要擁抱變化，保持謙卑的心態，虛心學習。十多年來，王石不間斷踏上求學之路，慈善之外，他在以色列、日本都有投資，雖從萬科退休，他說自己還要創造財富。在他看來，世界在變，人性不變，疫情過後，中國的機會才剛剛開始。
證券時報社長兼總編輯、新財富出品人何偉(左)對話萬科創始人王石(右)
談財富：在乎錢，更追求通過掙錢證明自己的能力
何偉：您從萬科退下來近3年，從一個一線的企業家轉型成一個社會活動家、慈善家。32年前（1988年），您放棄持股，選擇做職業經理人，使您遠離了富豪榜。本月初，您率領萬科員工集體向清華大學捐贈了53億元的企業股權，您說這是最好的歸宿，能否介紹作出這一決定的過程？
王石：我1983年到深圳創業，公司股份制改造是1988年，股權的60%歸國家，40%歸企業，當時叫企業所得，即企業創始人帶領的團隊所得。紅頭文件下來的第二天我就宣布，放棄所有的權利。當時萬科團隊不大，我就是創始人。但是放棄之後，股權給誰、怎麼用，當時並沒有想清楚。
這樣一晃32年過去了，最後才有一個歸宿。這件事情出來之後，我沒有想到有這麼大的社會反應，而且很正面，這很出乎我的預料。我覺得這樣的結果，應該是個緣分。
放棄之後，這部分股權的所有權、分享權，應該和我就沒有關係了。那麼具體該怎麼處置呢？當時是這樣安排的，首先成立了萬科員工的互助會，用於幫助員工中家庭有困難、需要補助的。於是又成立職工委員會，即職工委員會擁有對股權的處置權，但沒有所有權和分享權。我既不是委員會的委員，也不是主席，所以我是沒有權力來處置的，當然最後處置給誰，我是有發言權的。在此期間，有需要補助的萬科員工，但用的錢不多。我們還專門成立了一個公司，來管理這筆股權，讓它增值，但最終它依然需要被處置。
十年前，我們就明確，要在國內做一個國際一流的兒童醫院。我在國際上考察發現，美國並不僅僅是個超級大國，全球最棒的、排名前十的兒童醫院，大部分都在美國。我們最後決定，要在國內做一間一流的兒童醫院。當時先後在上海、廣州、深圳考察過，最後就差籤買地協議了，不過看到規劃，有一條地鐵線要從兒童醫院地下穿過，有地鐵就會有震動，如果做防震處理，代價非常大，顯然這個選址不合適，就擱置下來。隨之而來就是股權之爭，顧不上這件事情，等到股權之爭基本眉目明確了，還是我率領這個團隊繼續管理公司，當時我做了個決定：退休，於是又考慮退休後怎麼安排，這事就暫時放了一段。
去年有管理層提醒我，便又開始考慮，這件事情不能擱置，但是，原來做兒童醫院的團隊因為股權之爭而散了，如果再重啟，要重新搭建班子。這種情況下，發生了新型冠狀病毒事件。
疫情發生後，萬科率先向武漢捐了1個億。隨著疫情變成全球面對的問題，公共衛生與大健康得到了高度重視。就在這樣的因緣際會之下，清華大學看到萬科在抗疫和健康事業方面積極主動，便給萬科發來了準備籌建公共衛生與健康學院的信息。
我感覺到，如果這筆錢都用到這件事情上，就和全人類的命運共同體連在一起了，於是就和萬科現在的團隊以及職工委員會商量。大家很快就形成了一致意見，那就響應清華大學的呼籲。從信息給到我們，到最後籤協議，不到1個月的時間。之後我感到自己了卻一樁心願，1988年放棄的股權，最終有了著落。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其他特別的感覺。
萬科創始人王石
何偉：企業家對財富的理解不一樣，馬雲就曾說，不要把錢看得太重要，要將錢看「輕」。您是如何理解財富的？
王石：單獨說馬雲對財富不太重視，我不會輕易相信。馬雲這句話說出來，肯定有前因後果，脫離原文的單獨一句話不能被理解為他不在乎錢，所以這個不好比較。至於我的財富觀，因為我放棄了那麼一筆財富，好像顯得我對錢不太在乎？實際上不是的。
雖然時代給了你機會，去做企業家，但並不等於你只有機會做企業家，你可以做很多的選擇。我少年時代有很多選擇，但從來沒想到會成為一個企業家或商人。當時來深圳創業的想法，是把這裡做個跳板，短則兩年、長則三年，賺點錢出國去留學，讀研究生，接受國際化訓練，體驗海外生活。未來回不回來也不清楚，更多想的是大丈夫志在四方，要借這個機會闖蕩一番，去看看世界，但沒想到在深圳一呆就是一年、兩年、三年。尤其是萬科股份制改造之後，有非常多的不確定性，雖然有很多機會，卻又想著再放一放，但心中始終存在出國留學的夢想。
對錢，我當然非常在乎。首先表現在我非常羨慕有錢之後可以過上比較體面的、自如的、自娛的生活。但同時也警惕，自己突然有錢，能不能駕馭得住？突然有錢之後，人的狀態就會改變。
另一方面，我會思考自己掙錢的目的是什麼，是證明我有掙錢的能力，還是為了積累財富？我覺得我更追求證明自己的能力。賺得越多，證明你的能力越大，所以對我來講就是個能力。但我並不覺得我特別有能力，只是沒想到這個結果顯得你的掙錢能力還是挺強的。
不過，掙錢的能力難道能衡量你的社會價值？我們那個年代，已經有國際交往，當時我就知道，美國的企業家卡內基在各地建圖書館，傳播宣傳知識，他心目中，知識財富比金錢財富更有價值。另一位企業家洛克菲勒，大家都知道他是靠石油起家的，他因為有錢了，便開始做公益基金會。在中國，洛克菲勒給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辦的協和醫院，到現在還是中國最好的醫院，最好的醫科大學之一。
對我來說，作為一個企業家，賺錢非常重要，在行業裡排第幾位非常重要，但可能更重要的是，你能否青史留名。這不取決於你做的企業在行業裡排第幾，而是你在社會上跨行業時能扮演的角色。
這一點我在80年代就已經很清楚。到深圳創業之前，我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當過兵，當過工人、工農兵學員、工程師，還當過機關幹部，我到深圳創業的時候已經32歲，世界觀應該怎麼把握，我心裡已非常清楚，只是那時不像現在說的這麼邏輯清楚。
上世紀80年代創業的時候，民間最稱道的人是胡雪巖。我也曾經崇拜過胡雪巖，但是我把高陽的《胡雪巖傳》讀完之後，我知道這條路不是我要走的。第一，作為商人，他是非常精明的，山西的票號、浙江的錢莊都是他做起來的。但是你會發現他有兩條路徑，一條路徑是比較典型的官商勾結，和浙江巡撫王有齡、湘軍將領左宗棠等形成軍事上的官商關係。
再如實業救國，他更多停留在買賣上，不像張之洞在湖北武漢發展現代工業，建造紡織廠、兵工廠，他做的買賣就是囤積生絲，和洋行競爭，最後生意失敗。換句話說，那是民族工商業和西方現代繅絲業的一種競爭。比較下來，我覺得胡雪巖這條路不是我要學習效仿的，還是要做實業，不做倒騰買賣的商人。
何偉：上世紀80年代，全國都比較窮，沒什麼人擁有過財富。改革開放之前，您也上山下鄉又當兵，也沒怎麼有過富裕日子，那個時候怎麼就形成這麼一種比較成熟的財富觀？是否與您的家庭經歷有點關係？
王石：1988年股份制改造，在決定要不要股份時，我曾經去查了一下我老家安徽金寨的族譜，上溯了30多代，我希望我家祖上有地主出身，但是沒有，更沒有名門，也就是說，沒有積累財富的基因。所以如果我突然有錢了，我能把持住嗎？我不清楚。如果不清楚，最好離它遠一點。真正的農民，有錢了就修祖墳、娶小老婆、抽大煙，把持不住自己，這是原因之一。
其次是因為我少年時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度過，雖然停課了，但我閱讀了大量的書籍，包括英國、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之後的書籍，比如司湯達的《紅與黑》、巴爾扎克《高老頭》、狄更斯的《雙城記》等，書中對暴發戶嘴臉的描述，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就特別警惕那些負面的東西。股份制改造，我突然很有錢了，怕自己會成為一個暴發戶。
除此之外，我還會覺得，如果我突然很有錢了，我會缺少動力。你不覺得我到現在還動力滿滿嗎？
我把錢放棄了，只是萬科翻篇了，我還要創造財富，還要再創造一個企業，無論最後精神財富還是物質財富，作為企業家，最後都要落實到資產平衡表上，看淨資產是多少，作為風投，則要預計增值的部分。
我面前有很好的榜樣，就是褚時健先生。我記得非常清楚，2003年我第一次面對他，那是在哀牢山上，那時候他已經出來創業了。在這之前，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去年我把褚老送走了。所以你看，人生就是這樣，很快。
談慈善：把錢花得有價值、有公信力，比掙錢還難
何偉：比爾·蓋茨、巴菲特也做慈善，但他們非常有錢。您做慈善和他們有什麼不一樣？聽您介紹，您現在動力滿滿，還是想創造更多的財富，然後再用於慈善？
證券時報社長兼總編輯、新財富出品人何偉
王石：做慈善，首先要有公信力。我覺得我要扮演的角色，並不是把我們團隊一起創造的53億用來做這件事情，以顯示一種能力。事實上，這個消息公布一個禮拜之後，我怎麼也沒有想到，深圳一位企業家找我談事，他問我還想不想做兒童醫院，他掏錢，讓我來做。我舉這個例子想說，做公益更多是公信力。
第二，做公益還要有能力。實際上，花錢比掙錢還難。比爾·蓋茨是首富了，但是你會發現，比爾·蓋茨做公益，比他創辦微軟操的心還大、費的精力還多，為什麼呢？因為掙錢比較容易衡量，就是營業額減去支出，再減去所得稅，剩下的就是利潤。做公益花出去的錢，怎麼來衡量？公益做得好不好，不好衡量。比如把錢捐給公共衛生與健康學院，最後它做得好不好，很難用資產負債表來衡量。做公益，如何把錢花得有價值、有公信力，甚至比掙錢還要難。
何偉：人一生要先謀生、打拼、創業，創造財富，最後處置財富。西方國家，特別是新教倫理下的企業家，他們都有一種文化，覺得賺了錢要給上帝、給社會，要做好事。人這一生的狀態，是不是做慈善時的狀態是最美好的？
王石：你說什麼叫美好？過去一個禮拜，我覺得很美好。
首先，深圳登山協會找到十座最美的山峰，呼籲市民走出疫情的陰霾去攀登，邀約我來當形象代言人。我當形象代言人的經歷比較多，決定這次當一個響應者。我喜歡登山，來深圳已經41年，第一年我就登過深圳的山，1997年開始系統登山，之後登完廣東的山，再是中國各省的最高峰，2003年第一次登上珠峰，這中間差不多有20年沒再登過深圳的山。所以一聽說號召全民來參加登山活動，我便來響應。
我本來計劃用40天的時間，把這十座山峰完成，但是因為接下來北京、武漢的行程安排有頗多不確定性，我便決定集中在7天完成，而且，其中周一至周五主要利用晨練時間登山，早上四五點起床，九點之後還要幹其他的事，雙休日則可以一天登兩座。我後來還加了一個鐵人三項，每天晨練之後，去跑步、劃賽艇或者攀巖，運動之外還不影響工作。
我突然發現，我回到了上世紀80年代那種狀態了。7座山完成後，團隊和我商量，為了直播的效果，再延長一天到星期天，先上蓮花山，再跑3.5公裡到市民廣場作為結束。我就非常委屈地延長了一天。
你問是不是做公益很開心？沒這個開心。開心在於我不是在證明什麼，我是響應深圳登山協會的號召。
我把10年前穿過的鞋子拿出來，結果還沒登就出洋相了，底子掉了。第一座山是登梧桐山，有將近30個人。最後到市民廣場的時候，一直堅持下來的是4個人，這4個人都是登上過珠峰的。我突然發現，過去的一周，包括攀巖、登山、賽艇等深圳的戶外運動圈，因為這個活動實現大匯合，過去深圳的各項運動都不交圈，現在大家都出圈，非常有意思，所以我非常開心。
何偉：您是個運動達人，有的人把運動當成遭罪，您一談登山、運動，就有發自內心的開心、興奮。您喜歡那種運動狀態？
王石：我很喜歡現在這個狀態，就是向你顯擺（笑）。去做了，所以有資格顯擺，其實運動的過程並不愉快。
我過去一個禮拜非常愉快，因為荷爾蒙分泌非常多，多巴胺也分泌非常多，為了身材，我已經十年不吃火鍋了，結果過去一個禮拜連吃了三晚上火鍋，大開殺戒啊。
何偉：做慈善也一樣開心？
王石：做慈善會讓你感到安心和愉悅。什麼叫安心呢？西方這一代企業家積攢財富後做慈善，在他們的理念裡，是上帝把錢存放在他們那裡，這是他們的生存哲學和生存追求。中國沒有上帝的概念。
通俗一點，從心理學上來說，賺錢，是一種企業家能力的評估榜。慈善也有排行榜，慈善排行榜並不僅僅是比拼捐了多少，更多是做慈善的能力。如果有人願意把賺到的錢讓你去花，這是不是一種能力？有沒有感到心裡很踏實，很愉悅？這也是一種競爭。做慈善看似境界很高，但其實我們不用唱高調，只不過是在不同的比武臺競爭。
進化心理學有一個研究，是通過研究動物的行為來參比人的行為。人是高級動物，高級動物會掩飾，文明、文化某種程度上也是掩飾。明明追求的就是財富，但偏要說我不追求財富；明明就是想比較，卻說不小心第一了，不說實話。
之前大家認為「利他」是人的行為，動物沒有，實際上不是的。在阿拉伯沙漠上有一種鳥，叫阿拉伯鶥。鳥類學者研究它們的行為時，發現它們也有社會構成，裡面有一把手和二把手，分工明確，像人類的皇上和宰相。「皇上」手裡有幼蟲時，它沒有自己先吃，而是耀武揚威把美食賞賜給「宰相鳥」。「宰相鳥」畢恭畢敬地把幼蟲吃掉，這時候「皇上」就非常得意地走開了。這種利他行為，證明它不僅有能力養活自己，還可以賞賜給其他人，未來這個「宰相」一定聽他的。人類行為當中很多「利他」也是有這種動機的，誰都不是聖人。
何偉：比較起來，是掙錢還是花錢更愉快？
王石：缺錢的時候，當然掙錢非常愉快，不大缺錢、掙錢比較容易的時候，錢就是個數字了。
企業家的特質之一就是挑戰，無論掙錢、還是花錢做慈善，很多時候都是為了挑戰，要接受這種挑戰。挑戰可能不成功，可能失敗，可能要承擔很大的風險，接受不成功，承受不成功帶來的壓力。
我曾經非常喜歡引用巴頓將軍的一句話，衡量一個人成功不成功，不是看他在頂峰時候，而是看他從頂峰跌落到低谷的反彈力。我非常欣賞褚時建，不僅僅是他頂峰的時候創造的雲南紅塔，可以和萬寶路香菸去競爭，甚至賣價比它還高，每年創造稅利上百億，更佩服他跌入低谷後，竟又創造了一個褚橙。所以，不能說做慈善就比賺錢更高階，關鍵看他是否有創新的能力，開創一個新的局面。
由於文化背景的原因，中國社會做公益的空間不是很大，很多公益慈善都是政府來做。共產黨替窮人打天下，讓窮人過上好日子，從某種角度來說，共產黨就是一個最大的公益組織和慈善機構。又因為它是執政黨，所以很多的事情都是共產黨來做，包括扶貧攻堅、綠色環保、生態修復、退耕還林等。
另外，傳統上，很多公益是家族在從事的，政府過去照顧不到的，家族來把控，這種公益帶有相當的局限性。到現代社會，企業家做公益、慈善，是個新的課題。怎麼來做？如何嘗試？有很多挑戰，各種方面都存在很多新的問題。
所以企業家做公益，更多是如履薄冰，平衡好企業家、政府和公眾的關係，擺正自己的角色。企業家要把握好自己的空間和位置，把握不好可能越過界，這是中國的文化所決定的，傳統上就是這樣過來的。
談改革：要把變化當成常態，保持謙卑
何偉：改革開放40年，企業家走到今天，經歷了風風雨雨，結局大不同。您是第一代企業家，現在看來您是善終。
王石：善終與否還不好說，因為還沒結束。
何偉：回頭來看，您認為咱們國家的民營企業家，要想走好走穩，應該怎麼把握自己？
王石：第一，我覺得我是非常幸運的。應該感謝這個時代，改革開放給了機會，我抓住了。記得在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候，我曾經用兩句話、6個字來表達我的感受。第一句話，回顧過去，想不到。無論是個人、企業、家庭、社會、民族，真是想不到。第二句話，關於未來，不確定。現在又過去了十年，我還是用這6個字、兩句話概括過去的十年和未來。
對於過去，我心存感恩。有的人的感覺是委屈，但是我想，大家都叫我「企業家」了，至少說明我做經營能站住腳。
都說企業家不容易，在中國有容易的事嗎？我們都不容易。換句話說，心態非常重要。比如，你制定了要賺10億的目標，最後賺了兩億，你覺得不滿足，最後去找原因的話，會發現找的全是別人的原因。馬雲就一個，個個把馬雲當成目標，那肯定一輩子覺得不公。同樣做房地產，你一定要把超過王石當目標，那你肯定很痛苦。
第二，面對未來，要把變化、不確定當成常態，把灰犀牛、黑天鵝當成常態。舉個例子，2004年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深圳推出兩個代表人物，王石和馬化騰。我當時對馬化騰有點不以為然，但很快就發現了，完全不同的時代到來了，網際網路、數碼來了，他們的時代來了，我要學著去適應這個時代，學著把網際網路當成工具來應用。
所以當前面對疫情的不確定性，我也沒有想到。疫情發生後，我做了一些事情，導致我的狀態出奇地好。
去年我組建了兩個公益基金會，鄉村發展基金會和猛獁基金會。鄉村發展基金會是由100個人組建的，包括50位企業家和50位知名人士。我們和延安大學合作，建立了延安大學二級學院，也叫鄉村發展研究院，2019年8月掛牌，2020年開始招研究生，同時成立「明日地平線」大講堂。
原本大講堂是定在線下，並計劃以各地農業大學為講課的地點，一年開講10次。疫情之前，勉強做了兩次演講。疫情發生後，不能聚會，學校都在網上教學，講座也被迫變成了網上。張朝陽是基金會理事之一，我就在張朝陽的搜狐千帆教育上做直播大講堂，一個禮拜就直播了4次，一次1個小時，第二個禮拜又連續直播5次，現在已經14次了，它突然就成了一個網紅節目。
我從中開始明白，網上直播不能代替線下，但是顯然網上直播已是主流，而且網上直播頻率要比以前高多了，教學內容題材很容易就動員起來。接著抖音、快手等直播平臺都找上門，我們成了非常好的內容供應商。
猛獁基金會有3家發起人，華大基因、萬科和松禾資本。基金會和中國科學界合作，在大專、大學、中學建立基因測序實驗室，做基因測序科普。基因測序作為新事物，從分子生物學的層面來觀察生命、認識生命，未來也會像顯微鏡一樣普及。
猛獁基金會已經在3所中學建立實驗室，北京、深圳和廣州各一所。疫情發生後，大多數基金會做的事情是捐口罩、防護服、護目鏡、手套、測試盒。猛獁基金會因為有華大基因的測序技術背景，核酸測試對我們是小兒科，我們即刻決定，對20家醫院的實驗室進行升級，或直接捐贈核酸測試實驗室。例如有的實驗室之前一天測試量是200份，我們能升級到400份；原來沒有測試能力的，只要衛計委同意，我們可以捐建。捐建的不僅僅是實驗室的設備，還包括一些基本建設，這正好是萬科的強項。
我們給衛計委寫了一封信，主動推薦，最後在湖北捐建了7間，湖北省外9間。捐建到16間的時候，國內疫情已經基本得到了控制，我們即刻轉戰國際，首先給日本捐贈試劑盒，在國際上引發巨大反響，隨即40多個國家的駐外使館向當地的政府請求捐贈試劑盒，我們最後給40多個國家進行了捐贈。之後，我們開始在國際上捐實驗室或給當地實驗室進行升級。首家是塞爾維亞，4月20號已經舉行了籤約儀式，我和汪建代表中國方面參加了雲上簽約儀式，預計我們要援建或升級的實驗室，至少會達到20家。
疫情之後，我們再回來看猛獁基金會，未來想要在中學、大學做基因測序實驗室，會不會有人響應？這都是可以想像的。發生的任何不確定機會，都是給有準備的人。
我一直在感激，覺得幸運，沒有想到自己能得到社會的尊重，在國際上有一定的影響力。我突然發現，即使沒有疫情，在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的階段，在東西方文明衝突、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下，深圳作為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其角色和過去已不大一樣了。如果說過去是摸著石頭過河，現在則不允許你再摸著石頭過河，需要有更多前瞻性的、規劃性的內容，不斷地調整往前走。
中國對深圳會有更多的期望，我們是既得利益者，我們在還沒到走不動、糊裡糊塗的時候，就應該感恩，做貢獻。如何感恩？就是無論從做生意還是做慈善等各方面，都帶來好的可能性，等到有一天去父母那兒報到的時候，可以安心地去。過去都是在培養、鍛鍊我，現在要知道應該怎麼做。
何偉：民間基金會走出去，能夠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國的形象，猛獁基金會有沒有考慮走得更快一點？
王石：我想談一下這麼多年在國際上經歷的體會。首先我非常在乎日本，原因很簡單，第一，它是我們的鄰居；第二，我們的文化很相近，人種也接近；第三，日本是第一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成功轉型的發達國家，當然它曾經走向帝國主義，是個教訓，我們也深受其害。
其次，也要學習歐洲、美國，因為現代社會是從西方起源的，只不過與歐美相比，直接從日本學習，借鑑性更強一些。學習日本，應該是我們現代化的一個捷徑。
上世紀80年代到現在，我們與日本的關係，是學生與老師的關係。深圳和香港亦是如此，香港是老師，深圳是學生。但差不多從十年前開始，深圳對香港的依靠性越來越小，逐步平視，甚至現在深圳有點超越香港的感覺，同時我也已經感覺到日本開始平視我們了。顯然，現在歐洲和美國還不是這樣，尤其美國還在俯視我們。我們和歐洲會從仰視變成平視，我們和美國有一天也會變成平視，我覺得這是個過程。
真正重要的不是別人怎麼看我們，而是我們怎麼做。比如現在一些企業家，已經開始在俯視香港的企業家，我覺得這不對，應該平視。以做公益為例，香港的企業家做公益是非常成功的。香港恒隆地產，其規模不如李嘉誠、李兆基旗下的地產公司大，但是他們十幾年前就捐了4000萬美元給故宮，專門做其中一個殿的修復，不動聲色地引進國際上一流的古建築、古文物修復技術。恒隆地產董事長陳啟宗的弟弟是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博士畢業，他們以家族名義向哈佛公共衛生學院捐贈了3.5億美元。
更不要說邵逸夫先生。我在中國登山、探險，去了很多地方，從拉薩、日喀則到大慶，乃至更多偏遠的地方，都看到邵逸夫先生捐贈的教學樓、實驗樓。李嘉誠先生報效他的家鄉，在引進高等教育方面不遺餘力，創辦了汕頭大學，他又通過汕頭大學和以色列最棒的大學之一海法理工學院合辦了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是以色列大學在海外合辦的唯一的學院。
我舉這些例子想說，香港值得我們學習借鑑的地方非常多。中國發展很快，外界心態的不平衡肯定有，這是很正常的，但是關鍵是我們能不能更虛心、更謙卑一點，更多看到別人的長處。
談再創業：有壓力，看好中國、日本和以色列
何偉：您當前的創業計劃是怎樣的？
王石：我退休之後，在以色列成立了一家風險投資公司，在日本註冊了一家公司，投資的標的都在中國。這和我個人傾向性有關係，不論是我個人資源，還是我認為未來的發展空間，都在這三個國家。中國就不用說，日本的國際網絡渠道、對國際商業社會的認知、資本的富餘量都是很顯著的，中國的國際市場拓展如一帶一路，如果能和日本結合起來，空間是非常大的。
以色列這個民族一直在危情、危難中，所以他們一直很團結，一直在創新。除此之外，他們還會休閒。休閒的英語叫sabbath，和安息日是同一個詞。他們的律法規定，安息日工作是違背信仰的。安息日這一天就一定不要帶任何功利性，而是用來想問題、開放交流。這不影響他們出諾貝爾獎獲得者。
猶太人的社區在平常的生活日是不對外開放的，安息日是個例外，那一天他們歡迎任何願意來了解他們的客人，包括陌生人、鄰居或異教徒。我在那兒過了40多個安息日，每到安息日，我一定要到他們家裡去體會，聊天、吃飯，其他什麼都不做。
我曾帶著一個做風投的朋友到一個不太熟的人家裡。那家主人是個大律師，過去一直是在倫敦執業，後來又回到以色列。朋友非常興奮，因為他準備在以色列投資，需要了解當地法律。他當即掏出名片遞過去了，我注意到大律師非常猶豫地接過來，然後表示，「名片我會給你的，但是今天不行」。但實際上我們第二天就走了，不可能再來的。
以色列創新、有活力，農業發達，高科技發達，但他們沒有什麼大公司，他們只有一家醫藥500強，這家公司3年前收購了美國一家非常大的壟斷藥業公司，成為全世界的十大藥廠之一。以色列海法理工學院和我所在的希伯來大學，資源非常短缺，他們沒有能力出來辦大學。李嘉誠先生就出了13億港元，把以色列理工大學引導到廣東來。所以我必須到以色列去建立孵化器，孵化到一定程度再進入中國，這是我再創業的想法。我的風險投資基金在日本成立，到以色列去投資孵化，再到中國來投資。
日本的大企業在中國投資很長時間了，倒是日本的一些中小企業也開始想到中國來，只是對於具體怎麼做還不太清楚。現在疫情給的機會太好了，打破了原來的路徑依賴，逼著你進入一個完全不熟悉環境，但是人性並沒有變，經營管理企業的方法沒有變，只要你插入進來了，還有機會。對中國的機會，現在才剛剛開始。
何偉：現在創業有壓力嗎？
王石：有壓力。壓力和過去不一樣，1983年到1984年，做雞飼料的那一段，壓力最大，我從來沒體會到比那時候更難的階段。
何偉：回顧您創業的歷程，有沒有至暗時刻？
王石：2008年很難，但不是至暗時刻。我到深圳創業時，世界觀已經相對成形，父母、中小學教育、部隊、工農兵學員、三年大學，都無意中對自己造成了綜合的影響。
為什麼我要到深圳來？就是覺得我想做的事情啊，過去沒有得選擇，而現在可以。辭職要到深圳來，這是非常大的一個選擇。所以是自己選擇的，再難的時候，我告訴自己這是自己的選擇，不是你被動的，不是別人給你安排的，所以一步步堅持下去，再怎麼做不會後悔。所以在那之後，我不知道該怎麼選擇的時候，我的方法很簡單，就是這樣也可以，那樣也可以。如果失敗了，那是天意，是自己走的路，是老天爺讓你失敗。這種心態是非常重要的。
流量前浪王石
入駐快手後，王石首條短視頻即收穫逾760萬播放量，3萬多個贊和2000多條評論。當後浪奔湧，身為前浪的王石，何以依然能躋身頂級流量？
4月下旬的深圳，南山區一家室內健身攀巖館，王石和世聯地產董事長陳勁松等企業家帶隊進行小鐵人三項的最後一次比賽。6米高的攀巖牆下，69歲的王石十幾秒輕鬆到頂，引發全場沸騰。一個助手全程直播，很快，這條直播被用戶頂上快手平臺廣東省實時人氣第一名。此前一天，王石剛剛入駐快手，首條短視頻即收穫逾760萬播放量，3萬多個贊和2000多條評論。
當後浪奔湧，身為前浪的王石，何以依然能躋身頂級流量？
王石的關注度，無疑不只來自他帶領的公司登上了行業的世界之巔，他本人完成了「7+2」（七大洲最高峰加南北兩極）的極限挑戰。雖然，冒險、挑戰、不服輸、好奇心、學習能力等企業家精神在他身上有著多重折射；不過，更能觸動人心的或許是，在時代的洪流裡，不甘被裹挾的王石，總是努力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
非標企業家：主動選擇，證明自我
王石的不甘裹挾，離不開時代的成就。
2019年1月9日，中國改革開放的第40個年頭剛剛過去。1000多人在晚間黃金時段湧入距離在建的萬科新總部不到5公裡的深圳保利劇院，傾聽王石在跨年演講《回歸未來·感恩時代》中講述自己的創業緣起與感悟。一年前，他在北京水立方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跨年演講。
1978年，27歲的王石被派駐深圳半年，得以與皇崗村村長莊順福結下交情。1981年春節，莊順福例行到廣州看望王石，他帶來的新奇士橙、555香菸和特區成立後深圳變化的消息，令王石深感衝擊。1983年春，王石作出職業生涯的第一次主動選擇，告別廣東省外經委，到深圳創業，開啟人生第二階段。
「我當過兵、當過工人、當過機關幹部、當過工程師，這些經歷都是我被社會選擇，不是我主動的選擇。改革開放給了我們有尊嚴地選擇自己命運的機會，我主動選擇來到深圳創業。我非常珍惜我的選擇，我要對我的選擇負責。」
王石下海經商的第一站，是1983年在深圳特發下屬貿易部飼料科擔任科長，從事玉米貿易。王石對新財富坦言，做雞飼料的那一段，壓力最大，「我從來沒體會到比那時候更難的階段」。炙熱的深圳，他靠鄧麗君的卡帶和崔健的搖滾排解孤獨，在旱冰場上摔得精疲力盡才回去睡覺，最終完成了未來萬科的原始資本積累。
1983年底，飼料科全體員工轉入科儀科。1984年5月，萬科前身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成立，王石擔任法人。錄像機經銷，是其第一筆生意。王石的商業才能進一步顯現。
「當時，一臺錄像機進貨價2100元，批發價7000元，零售價是13000元。我去找了一個最主要的經銷商，我現在有15000臺，你要的話給你一臺1500元。籤合同第二天，我把廣告經理叫來，說你打個廣告，由於供貨原因，我的貨到不了了，急購30000臺。廣告經理驚了，我們是賣，怎麼會買呢？我說，我是老總，你是老總?他說，你是老總，聽你的。一登報，全國雪花似的電報來了，我一算同時到貨的會有20噸。市場因為這麼大一筆單子，零售價繼續增長，但是貨一到，批發價就從7000元一路降，最後降到800元。我再次進貨，因為我在這個過程中建立了很多渠道。上次不是進貨價2100元，我賣1500元，虧了700元嗎？但現在我800元進來，還賣1500元給他，賺了700元，這樣一進一出把虧的錢補上，我還賺了。」
成為深圳最大的錄像機經銷商之後，王石開始拓展其他業務，並於1988年在羅湖紅桂路拿下威登別墅地塊，進入房地產業。「到了1992年，我突然發現房地產的局面和我賣錄像機時驚人地相似。我把財務叫來：1984年到1992年做錄像機賺了多少錢？財務說一直在虧。因為超額利潤的市場早就過去了，但是你培養的團隊不會做非超額利潤的市場。這是市場給我上的一課。我反思後得到一個結論：市場是很公平的，你怎麼投機賺的錢，它一定讓你還回去。只要你培養的是一家可以堅守價值底線、拒絕利益誘惑，堅持以專業能力從市場獲取公平回報的企業，沒有什麼經濟寒冬是不可抵禦的。」於是，他又主動選擇利潤超過25%的生意不做。
主動選擇，貫穿王石的創業生涯。此後，他又作過許多廣為人知的選擇：放棄萬科股權，成為職業經理人；出售萬佳百貨、怡寶等企業，退出多元化業務，專注住宅開發；曾被醫生診斷下半輩子可能在輪椅上度過，卻在52歲登頂珠峰；60歲重拾留學夢，在哈佛與自己1/3年紀的後浪們成為同學……個性鮮明的選擇，讓王石成為非標準企業家，時常收割人們的話題流量。
作為一個企業家，40年站在流量風口，並不容易。企業家的流量，首先與企業的地位息息相關。如果掌舵的企業不能穩立行業之巔，公眾對其興趣也會隨之衰減。
而創業是一場九死一生的歷險。改革開放的大潮，成就眾多企業家，也滌蕩無數人的創業夢想。尤其是過去40年，從製造業、房地產，到網際網路+、AI+，中國經濟風潮迭代不斷；從資本遊戲套路翻新，到併購重組擠泡沫，許多暴富故事淪為一地雞毛；加之宏觀調控此起彼伏，企業資金鍊時時面臨大考，對於任何一個企業家，做對大多數選擇題，保持正確的商業方向和策略，才能跨越所有風口和暗礁。
新財富從2003年起，每年通過500富人榜研究中國民企創業創富情況，18年來，持續在我們榜單上佔據一席之地的創業者，只有37人。他們之中，從1978年開始創業或從事相關業務、進行創業準備的，只有美的何享健、碧桂園楊國強、福耀玻璃曹德旺、沙鋼集團沈文榮、浙江龍盛阮水龍、浙江廣廈樓忠福等寥寥數人。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代企業家，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時代，不僅需要探索市場邊界，學習商業技能，在野蠻生長中掌握商業法則，也需要學習如何面對財富、建構商業倫理。如同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企業家們破局市場的過程中，非標準化的選擇也是一種常態。
而回溯王石的一系列非標選擇，固然有市場邏輯在生效，也在於企業家精神的驅動：證明自己。他坦率地表示，自己掙錢的目的，更在於追求證明自己的能力。
創業本身，是一條自我價值證明與自我實現之路。企業家無論前浪後浪，在財富成為數字之後，也在不斷追求破圈，在更廣泛的邊界證明自我能力。而成長於循規蹈矩時代卻又富於挑戰精神的王石，自我證明的動力更為充沛。
1988年萬科股份制改造，他放棄股份，一個原因就是出於對自己能力的自信，他相信自己能夠不靠股份管理好一家公司。外人揣測，他有沒有後悔過。他總是輕鬆應對：就是因為放棄了，你才能看到我依然這麼生龍活虎，讓自己保持飢餓感，才有動力不停地去折騰。
他說，按照進化心理學，通過展示自己的能力，並被大眾接受，這個過程很愉快。他發問：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裡，最高級的「自我實現」需求，不同樣是得通過大家對你的認可來獲得滿足嗎？
種種非標選擇背後，是他希望在更多的人生維度自由探索，在時代的洪流裡，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萬科「創造健康豐盛的人生」的企業文化，包含著王石的追求。許知遠在《十三邀》第三季評價王石，他屬於不多的拓展了這一代企業家維度的人，從企業家變成社會活動家。
而企業家的影響力要向社會輻射，並不只是證明「我能」，還要達致「我們能」。這不僅需要充分的公信力與號召力，也需要對於社會大眾有深刻的理解。從企業家到社會活動家，可能是一段苦其心智的歷練。
公益：攜商業經驗，與社會良性互動
擁有頂流的中國企業家，馬雲亦是其一。
2020年4月26日，阿里巴巴第四屆橙點公益獎頒發，以獎勵內部年度十佳公益項目與團隊。馬雲一段寄語獲獎者的VCR，被冠以《商業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的標題，掛到了阿里在B站的官方帳號，並隨即引爆40萬播放量、7000多條彈幕、9000多條評論。後浪們的群嘲淹沒了視頻本身，最後，阿里不得不予以刪除。2019年，馬雲在內部交流中提及「能做996是一種巨大的福氣」，同樣引發眾多網友怒懟。
馬雲與公眾的衝突，王石早有經歷。2008年5月，汶川地震後，王石在博客中寫，「萬科對集團內部慈善的募捐活動中有條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員工的捐款以10元為限，其意就是不要讓慈善成為負擔」，全網罵聲一片，主流媒體也發聲批評。
捐款門，令王石陷入人生低谷。他發現，1983年創業的那些夏夜，並不是他最孤獨的時刻。「很多人對你不了解，是因為你對這個社會不了解。」王石說，我很感謝那個階段，低谷是我的寶貴財富。王石敬佩褚時健，正是看重他由頂峰跌落到低谷之後的反彈力。
公益是王石了解社會也被社會進一步了解的途徑之一。同時他也認為，企業家「能否青史留名」，不在於企業的行業排位，而在於其扮演的社會角色。
參與公益事務方面，王石算得上企業家中的早行者。2004年，他與已故的首創集團原董事長劉曉光、萬通集團創始人馮侖等企業家共同發起成立阿拉善SEE生態協會，並在劉曉光之後出任第二任會長。這也是中國第一家以保護生態為目標的NGO。
以環保切入公益，緣於王石的戶外探險經歷。他回顧自己攀登珠峰時，為了登頂無暇顧及其他，沿途留下了很多垃圾，空瓶子、排洩物都直接扔在了山上。「珠峰是亞洲生活圈很重要的水源生產地，珠峰的不乾淨，有我的一份子。」王石坦陳這些不為人知的細節。
2003年第一次登頂珠峰之後，他在5年裡逐一徵服七大洲最高峰，並徒步穿越南極、北極，成為世界上第11個完成「7+2」紀錄的人。2004年他啟程去北極時，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潘文石在機場贈與他北大崇左生物多樣性保護基地的旗幟，並附信，「探險是對大自然的尊重，與環境保護、生態保護等精神是一致的」。王石意識到，作為公眾人物，可以用自己的影響力，賦予每一次探險活動以公益意義。
2007年第二次攀登珠峰時，他和隊友做了個承諾，全程不留下一片垃圾。為了運輸隊員每天產生的垃圾，他們花錢專門組織了一個運輸隊，每個人的排洩物，都有一套複雜的裝運程序。最後，他們不僅將自己隊員產生的垃圾都帶下山，還沿路清掃了200多個其他人丟下的氧氣瓶和2噸垃圾，並完成垃圾分類和評估。2010年8月，他將垃圾處理裝置帶到了上海世博會展覽。
從2009年起，每一年的聯合國氣候大會，他作為企業界代表，從未缺席。2018年王石出任遠大科技集團聯席董事長，也緣於他與遠大總裁張躍對於環保的共識。今天，王石到訪之處，助理都會悄悄提醒大家，把瓶裝水收起來，改用茶杯；點菜適量，保證吃完，不要剩餘。多年來踐行環保思路，他堅決不喝一次性瓶裝水，身邊的團隊也養成這一習慣，渴了寧可忍著，也不喝瓶裝水。
環保之外，王石也關注生命健康、自然保護、災害救助與兒童保護、鄉村發展等公益主題。目前，他身上有40個公益組織的頭銜，就算每個組織一年開3次會，每年也有120個會議要參加。
這些頭銜，固然與王石的聲名和初心有關，也與其在公益事務上的視野、能力和豐富商業經驗有關。畢竟，伴隨諸多大型企業的介入，公益組織商業化運作、影響力投資等趨勢的確立，正令公益慈善這一人類最悠久的社會傳統之一變得日益商業化與可持續。無論勸募技巧的改進，還是基金會透明度與運作效率的提升，都有助於公益慈善資源獲得最優配置。
2008年，王石推動萬科成立萬科公益基金會，如今仍擔任理事長。時至今日，萬科公益基金會、上海南都基金會、騰訊公益基金等都是國內由企業發起的基金會的重要代表。萬科公益基金會成立的10年裡，在醫療健康、精準扶貧、教育發展、綠色環保、古建築保護和運動等六大公益領域累計支出近3.2億元。2018年，其將工作重點轉向社區廢棄物管理，推動環境保護和社區可持續發展。
公益機構，比拼的是募資的能力、投資的能力，也是散財的能力，也就是說，能夠讓人心甘情願把錢交給你，這些錢在你手上能夠穩健增值，並且花得卓有成效。這一過程中，企業家的經營管理經驗頗有助力。
如果說萬科公益基金會的資金主要來自於萬科的定向捐資，那麼，從2012年王石倡導發起的深圳市紅樹林溼地保護基金會的募資上，其對公益組織的運營能力可以窺見一二。
紅樹林基金會是國內首家由民間發起的地方性環保公募基金會，致力於以紅樹林為代表的濱海溼地的保育，王石、馬蔚華擔任聯席會長。到2015年，即成立的第三年，紅樹林基金會的籌款總收入883.63萬元中，同業基金會捐贈佔60.78%，企業捐贈佔24.18%，個人大額捐贈佔6.89%。2016年，由於開始託管深圳福田紅樹林生態公園，其收入結構有了轉變，當年度籌款1268.27萬元中，政府採購服務收入佔46.63%，捐贈收入佔32.87%。
2017、2018年，紅樹林基金會的總收入增長顯著，分別達到2470.8萬元和2575.2萬元，除了政府採購收入，其捐贈收入結構也明顯優化，2018年1755.3萬元收入中，來自個人、基金會和企業的捐贈分別佔21%、38%和38%。持續增長的捐贈收入，更為多元化的收入結構，顯示其對不同群體的引力增強，這背後，無疑是其能力獲得認可。
紅樹林基金會的成功，引發多地效法，不少省份成立了保護鳥類、保護溼地的生態組織。有工作人員擔心，競爭影響基金會的發展空間。「我的心態很簡單，應該為此感到高興，因為我們做了很好的示範。你有水平，去國際上發揮力量，能不能成立國際首個紅樹林環保聯盟？」
2017年6月，正式辭任萬科董事會主席之後，王石宣布開啟自己的人生第三階段。他原計劃在2021年70歲時退休，寶萬之爭讓他的退休時間提早了3年。退休，讓他更專注，也更忙碌，尤其是公益方面的事務日益吃重。
2019年，他與馮侖、經濟學家海聞共同發起創立西安市鄉村發展公益慈善基金會，致力於成為中國鄉村創業創新的加速器。袁隆平、許智宏、李寧、王振耀等50位企業家和50位知名人士，受邀成為聯合創始人。
2020年4月，王石率領萬科全體員工，通過萬科企業股資產管理中心，向清華教育基金會捐贈2億股萬科股票，市值約53億元，用於共建清華大學萬科公共衛生與健康學院，王石出任學院理事會名譽理事長。這筆捐款，也把國內對高校基金會的單筆捐贈拉到了新的層級。
2018年8月，王石出任華大基因控股股東華大集團的聯席董事長。與王石相識多年的華大基因創始人汪建曾表示，王石主要關注華大經營層面事務。事實上，王石在華大的公益事務上也擔綱重要角色。
2019年初，由華大集團、萬科集團、松禾資本共同發起的深圳市猛獁公益基金會成立，王石出任執行理事長。以「讓基因科技惠及人人」為使命的猛獁基金會，在新冠疫情中發揮長項，不僅對國內疫情嚴重地區實施實驗室技術升級的援助，捐建或升級的核酸檢測實驗室達16家，還展開跨國捐贈，為日本、安哥拉、秘魯、塞爾維亞、菲律賓、阿根廷等40多國提供檢測試劑盒。
中國企業家打開眼界，實施國際救助，是中國崛起的有力證明。與此同時，國內公益慈善機構也面臨著比爾與梅林達·蓋茨基金會這樣海外同行的強勁競爭。2020年5月，字節跳動創始人張一鳴向「蓋茨慈善夥伴」下設的抗擊新冠肺炎公益基金捐贈1000萬美元，用於支持「新冠肺炎治療加速器」。這筆捐贈無疑彰顯了張一鳴對蓋茨基金會能力的信任。
當下，正在淡出經營一線的中國第一代企業家，集體進入了人生的「後財富時代」。越來越多人希望，通過公益慈善，豐富財富的意義和維度。這其中，有如創辦河仁基金會的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創立陳一丹基金會的騰訊聯合創始人陳一丹者，對公益慈善事業有著清晰規劃和實踐路徑；也有如張一鳴者，希望藉助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如何獲得後者的信任，公益機構的專業技術能力比拼才剛剛開始。
「沒有技術含量，哪有存在的價值？沒有專業能力，如何讓別人放心地把資金交給你？這和經營企業是一樣的，要放棄投機取巧，把基本功做紮實。」王石說。那麼，他擔綱的公益機構，能否通過做實基本功，獲得更多企業家們的捐資投票？
在這一領域，王石或面臨更多的自我證明。而其過往的成功企業家經驗，將起到有力的賦能作用。「做公益有沒有難題？有，但是企業家就是解決問題的。」
再創業：深潛水下，放眼國際
王石堪稱運動達人，也有驕人的運動能力。平板支撐，十多人齊刷刷趴在地上，2分鐘後，年輕隊員已漸漸體力不支，4分鐘時，剩下王石一人巋然不動，只有額頭滲出汗水，比賽結束。立起身的王石表情淡定，「平時能做8分鐘，最多時堅持了12分鐘」。
2020年4月，疫情的陰霾逐漸散去，為了推動城市復工復產，呼喚城市復甦，作為深圳市登山協會創會會長的王石，響應協會的「深圳十峰」攀登活動，帶領企業家、運動員、媒體、普通市民「上山下海」，用8天時間爬完十座山峰，順帶還給自己加了一個小鐵人三項，即每天爬山晨練之後，去跑步、劃賽艇或攀巖。
談及運動的樂趣，王石自黑，「就是可以像現在這樣在你面前顯擺，其實運動的過程並不愉快」。顯擺背後，是高度自律和自我克制。比如，為了運動而保持身材，王石飲食頗為節制，早戒了高熱量的火鍋。只是在這次8天十峰之旅中，才破例連吃三頓火鍋，過了非常愉快的一周。
他喜歡的運動，除了眾所周知的登山，還有賽艇。
王石2001年在南昌的青山湖首次接觸賽艇，就喜歡上這一運動，2013年他到劍橋留學時，已經劃了12年賽艇，在世界各地參加過國際大師杯比賽。但是他說，到了劍橋，才真正領悟到賽艇的精神，及其對企業管理、社會關係、個人修為的啟示。
賽艇與足球、籃球、排球等團體運動項目最大的區別在於，後者能產生明星，並且幾乎都以明星為中心展開對抗。賽艇運動沒有明星，一條8人艇，要求強弱互相平衡，弱者要跟上強者，強者要照顧弱者。「每個人要將自我形成無我，又將無我融入到集體，沒有個人英雄主義。世界上有那麼多體育運動，劍橋、牛津偏偏把賽艇當成傳統項目，每年一度的比賽，全國轉播，上億人收看，魅力就在這裡。」
2014年開始，王石全力推廣賽艇運動。同年，中國賽艇協會推薦王石競選亞洲賽艇協會主席，他成功當選。卸任時，他一共推動亞洲建立了414家賽艇俱樂部，305家在中國，109家是在日本。2016年，王石個人曾向萬科公益基金會捐贈660萬元，專門用於賽艇運動推廣。
退休後，他也把創業的一大落點放在賽艇上，希望把這項運動帶給他最大的改變，分享給更多人，尤其是讓企業家團體重新思考什麼叫成功，重新定位自己、家庭、社會和國家。王石說，運動就是他人生的一部分，它不僅僅是個人愛好，更多的是從中學習到如何把握人生的位置，同時和企業管理結合。
深潛運動健康（深圳）有限公司（簡稱「深潛」）是王石二次創業的重要載體之一。深潛成立於2018年4月，業務集訓練營、水上運動基地、賽艇事業運營為一體。根據官網介紹，深潛是「體育+教育+網際網路」的綜合性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平臺，其以賽艇運動為特色和切入點，以遍布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深潛城市中心為線下場景，以RockRow App為核心線上平臺，通過線上線下聯動，為用戶提供運動社交、健康管理、賽事運營、知識付費等全方位健康服務。
經過兩年的深耕，深潛已形成體育和教育兩條業務主線。體育方面，主要依託數量持續拓展的訓練基地，建立賽艇俱樂部，組織付費會員訓練和參賽；教育方面，除了針對企業家的訓練營和青少年訓練營，還提供面向企業的團建和素質拓展服務，目前，其已與招商證券、百度等50多家大型企業建立長期合作關係。企業團建已成為深潛獲客的重要入口和主要收入來源，會員可以在RockRow App上定製訓練計劃、數據分析、教程學習、瀏覽賽事資訊等。
2019年5月，深潛A輪融資中，基石資本投資數千萬元，投後估值超過5億元。最新股權結構顯示，深石持有深潛57.6%的股份，珠海深健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持股38.4%，深圳市領創基石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持股3.6%，馬鞍山紫荊花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持股0.4%。
目前，王石仍然是十餘家企業的實際控制人。他直接持有深石管理諮詢（深圳）有限公司（簡稱「深石」）99%的股權。深石旗下有數家公司，除深潛外，還包括有限合夥企業深圳市梯蔓管理諮詢中心、經營範圍「含機械產品及人工智慧領域的設計」等的深源科技文化（深圳）有限公司以及深圳市深石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等。
2018年11月，繼哈佛和劍橋之後，王石又開啟了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求學之路。他再創業計劃的另一部分，也落子在以色列，瞄準大健康領域。
他向新財富透露，自己在以色列成立了一家風險投資公司。公開報導顯示，這家公司投資的項目之一，是2019年12月在伯利恆揭牌的海德實驗室。這一項目所屬的海德計劃，由北京東方高聖旗下專注於腫瘤創新藥開發的東方略生物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啟動，意在匯聚中、美、以等國的生物醫藥研發資源，在B肝創新藥研發領域有所作為。
此外，王石還在日本註冊了一家公司。在他看來，日本在網絡渠道、對國際商業社會認知、資本量級上都有顯著優勢，中國企業的國際市場拓展如果能和日本結合起來，空間非常大。而無論他在以色列還是日本的公司，投資標的都在中國。
社會活動：平視中更多看到別人的長處
早年自認中文表達都「羞澀」的王石，今天能夠紮根中國，放眼國際，得益於2011年放下身段，去哈佛遊學。
突破語言關的他，國際上活躍的活動家標籤越來越鮮明。媒體報導中，他在倫敦出席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公益晚宴，在巴黎氣候大會上呼籲企業家共同致力低碳發展，在東京商議舉辦中日企業合作論壇，他倡導組建的鵬愛樂團在故宮舉行公益首演。
在耶路撒冷，他每天坐著公車到校園，並珍惜每一個安息日與當地人交流的機會。回到國內，他饒有興致地分享對以色列這個國家的觀察。在了解到耶路撒冷這個世界宗教中心居然沒有佛教寺廟，「我還有點使命感，就是把中國的漢傳佛教引導那邊去。」王石說，「當然真正實施的是佛教協會，不是我。」如今因為疫情，他已從希伯來大學轉學特拉維夫大學，訪學也要暫停近一年。
廣泛的社會活動，不僅為他打開了一扇國際交流的窗口，也是在國際場合代表中國企業界發聲。推動中外交流，也是他如今的一大使命。在這一過程中，他對中國與外界的關係有了新的思考。
日本，是王石如今極為關注的國家。在他的觀察中，日本人以前對中國更多俯視，現在已經開始平視，「我們和歐洲、美國有一天也會變成平視，在這個過程中，真正重要的不是別人怎麼看我們，而是我們怎麼做。比如現在一些企業家，已經開始在俯視香港的企業家，我覺得這不對，應該平視。香港值得我們學習借鑑的地方非常多。」
他認為，這次疫情給了中國很好的機會，讓世界看到中國在應對大型公共衛生危機時的表現，重新審視中國。與此同時，「中國發展很快，外界心態的不平衡肯定有，這是很正常的，但關鍵是我們能不能更虛心、更謙卑一點，更多看到別人的長處」。
更虛心，更平和，更通透，也是王石本人的轉變。2019年11月，王石出版最新自傳《我的改變——個人現代化40年》，分享自己2008年之後的變化：身體的塑造、個性的伸展、智識的提升、社會角色的變化、生死觀的變化，並把個人的改變，歸攏在中國40年現代化的框架之下。
王石的個人現代化，代表了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代企業家的進階。
出生於1951年的王石，成長於集體主義時代，前30年跟著國家命運起伏，經歷了文革，當過兵、做過工人，上了工農兵大學，當過外貿員。1983年，32歲的王石帶著膽識、學習姿態來到深圳創業，用人生的第二個30年打造了全球最大的房地產公司，完成了自我價值的證明，「讓建築讚美生命」的口號成了80後記憶裡轟轟烈烈城市化大潮中來自房企的一縷溫度。2017年6月，辭任萬科董事會主席的王石，投身公益，從商界領袖向社會活動家轉身，心態歸零的他，帶著企業家的「較量」、「自我證明」和「較真」，進入新維度的開拓，從個人實現的「我能」，邁向帶動公眾價值提升的「我們能」。
從我能，到我們能，王石的示範，也落在他喜歡的運動領域。他參與「深圳十峰」攀登活動，乃至組織「小鐵人三項」運動，即意在走出不太接地氣的登山、賽艇運動小圈子，推廣登山、跑步等適合普羅大眾的全能運動，帶動不同運動出圈、交圈，突破自我，激發潛能。2020年4月，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裡，他在深圳、南京、揚州等十餘座城市完成一輪健康運動巡迴。
1983年，王石就在深圳登山。隨著挑戰世界最高峰的進程開啟，他已經有20年沒有登過深圳的山了。「深圳十峰」第一天，攀登鵬城第一峰梧桐山，他拿出了10年前的登山鞋，走到半路，鞋底掉了，大家輪番湊上前去看熱鬧，「王石掉鞋底子了」，人群中哄出陣陣笑聲。
王石快問快答
採訪王石之前，新財富向網友徵集「你想向王石提出的一個問題」；並根據大家關注的問題，在採訪中向王石展開快問快答。且看王石的答案。
問：能否用三個詞來形容一下現在的自己和十年前最顯著的變化？
答：老了，頭髮少了，我自己覺得比那時候帥了。
問：當下您最堅定持有或者看好資產是什麼？
答：學習的知識。
問：您最近的小目標？
答：我真的沒什麼小目標，我只有一個大目標，就是人生第三個階段。
問：人生的第三個階段怎麼活著？
答：怎麼活著？過去一個禮拜，那就是活的一種狀態，運動、慈善和創業。
問：您曾勸年輕人不要買房，也勸年輕人不要著急，要先做公益或探險，有網友評價這言論不太接地氣，您怎麼看？如果再給年輕人一句話的建議，您會說什麼？
答：那是斷章取義。我經常不接地氣。有什麼建議呢？建議不要斷章取義。很多人說你站著說話不腰疼，沒有錢，怎麼做公益？做公益分兩種，一種捐建，一種是參與公益的事業。
問：公眾給您有很多標籤，您覺得其中有哪一個是不合適或者不認同的？
答：沒有不合適。
問：您不僅身材保養得好，皮膚也保養得很好，有什麼保養或管理秘訣嗎？
答：我的皮膚真的保養很好嗎？我希望我家裡人這樣說。
問：有沒有用什麼特殊的化妝品牌？
答：你讓我帶貨是吧？是這樣，戶外運動一定要擦防曬霜，脖子也要擦，大家會忽略這個地方。品牌根據自己的喜好，因人而異。
問：您想對做實業的企業家說的一句話是什麼？
答：我沒有資格來向他們說什麼。
問：回首過去的人生，您有什麼感到遺憾的事情嗎？
答：沒有。
問：如果再讀一個學位的話，您會讀什麼？
答：醫學。
問：為什麼呢？
答：你不是讓我簡單回答嗎？
問：您真的會去讀嗎？
答：你不是說如果嗎？
問：再給您一次機會去冒險，您會做什麼？
答：我一直在冒險，人的生命就是一次冒險。生命只有一次，不可能再有機會給你第二次冒險了。
問：過去十年，您一直不間斷在求學的路上，求學帶給您的樂趣表現在哪兒？
答：主要還是對世界的好奇。現在西方社會依然是主流，我希望主動去了解他們。因為疫情發生，我已經從希伯來大學轉到特拉維夫大學了，但是因為疫情，我估計訪學要先暫停近一年。求學當然還要繼續下去。當然也要保證讓別人對你保持好奇，如果別人不好奇，怎麼會歡迎你去？
《財智人生》欄目簡介
新財富《財智人生》欄目旨在約見國內頂尖上市公司領航人、資本界先鋒人物，就企業經營、資本運作、營商之道、財富哲思等內容進行深度對談，呈現當代企業家、資本人的商業邏輯及其背後的多面時代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