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並不是一個刻板印象中落後封閉的王朝，
吐蕃曾與世界各地有著廣泛聯繫
託馬斯·普利茲克（ 中） 、瑪格夫婦及兒子大衛，2011年攝於西藏。圖/受訪者提供
普利茲克家族的吐蕃猜想
本刊記者/李明子
發於2019.7.15總第907期《中國新聞周刊》
地處甘肅省西北的敦煌，以石窟和壁畫聞名世界。1200多年前，敦煌被吐蕃佔領，但絲綢之路上的東來西往並未斷絕。東方的大唐帝國，中亞的波斯、粟特與正在興起的阿拉伯，以及南部的尼泊爾、印度，各國商隊都在敦煌駐足休息，不同的文化風俗在這裡激蕩融合，留存於那時人們的服飾、器皿和宗教塑像中，又隨著王朝的覆滅而被遺忘。
「那並不是一個刻板印象中落後封閉的王朝，吐蕃曾與世界各地有著廣泛聯繫。」借用全世界30多家機構的120餘件文物，大衛·普利茲克拼湊出他對吐蕃王朝貴族生活的猜想，這也包括他所在的普利茲克家族40多年來的藝術收藏。
以設立普利茲克建築獎而聞名的普利茲克家族，在中國敦煌策劃了一場「吐蕃時期藝術珍品展」。作為策展人，大衛·普利茲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於我和我的家人，這個展覽是長久以來的夢想。」這一夢想得到了中國國家文物局與東道主敦煌研究院的支持。該院副院長羅華慶說，「我們希望為展覽提供一個原始語境。」
觀眾參觀「吐蕃時期藝術珍品展」展品。供圖/ 敦煌研究院
東方探險
「喜馬拉雅山到底有什麼吸引著你？」這個問題，大衛從未問過他的父母，儘管從他5歲起，每年夏天都會跟隨父母到喜馬拉雅山探險，不過，這卻是他祖父曾問過他父親的問題。
1975年，大衛的父親託馬斯·普利茲克與未婚妻瑪格第一次來到喜馬拉雅山。「我們愛這裡的山、友善的人，和這裡的文化，那是一次非常棒的經歷。」託馬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與古希臘文化發展而來的歐洲現代文明不同，從克什米爾向東綿延2400多公裡到青藏高原南部，喜馬拉雅山承載了沿途國家和地區千年來的敬仰和崇拜。在梵語中，「喜馬拉雅」譯為「雪域」，它的每一處山峰、湖泊與河流都被當地人視為神聖的化身。珠穆朗瑪峰在藏語是「大地之母」的意思，而在山的另一側，它被稱為「薩加瑪塔」，那是尼泊爾人心中的「天宮」。
「起初，我們只是想體驗另一種文化，但這逐漸成為一種只增不減的探索與熱愛。」託馬斯說，他和瑪格的「超長」蜜月期也是在喜馬拉雅山中度過的，他們向北徒步穿越山脈，然後沿著山的東北坡走了800多公裡，直到人跡罕至的地方。
這份耗時的愛好並沒有耽誤託馬斯的主業，他如父親所願，接手了家族生意。普利茲克家族在美國的發展可以追溯到1881年，託馬斯的曾祖父尼古拉斯，從烏克蘭首都基輔附近一個猶太區輾轉來到美國芝加哥，最終創辦了一家律師事務所。等到託馬斯的父親傑伊·普利茲克出生時，這個龐大的猶太家族已然實現了他們的美國夢。1957年，傑伊帶領家族走向又一個高峰——收購凱悅酒店。如今，這個總部設在芝加哥的凱悅酒店集團在全球55個國家經營著750多家酒店和度假村，市值80多億美元。
傑伊與妻子於1979年共同創立的普利茲克建築獎，每年評選一次，被譽為「建築界的諾貝爾獎」。在託馬斯繼任該獎基金會主席後的2012年，普利茲克建築獎第一次頒給中國的建築師王澍，令這一獎項從建築學界走進國內大眾視野。
身兼數職的託馬斯從未中斷在亞洲的探險。1988年秋冬之際，他與瑪格的探險小隊迎來了新成員，5歲的大衛第一次來到喜馬拉雅山，當時他被放在一個籃子裡，由當地人背著走。那之後幾乎每年夏天，大衛都會來尼泊爾度假，到十二三歲，他開始參與比較嚴肅的考古研究工作。
2000年前後的一次旅行中，大衛和父母在尼泊爾西部一座寺廟中發現了一個隱藏的圖書館。通過測量，他們發現寺廟外圍比內部大了很多，但廟裡的僧人並不同意把牆推倒，直到他們承諾承擔推牆的後果，「包括屋頂和其他地方的修復」。大衛補充說，「結果出乎意料，那裡面存放著13世紀的書籍，就像敦煌的藏經洞一樣。」
「在考古過程中，我們逐漸（從文物上）發現東西方之間的聯繫，它們曾互相影響。」瑪格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那時歐美對西方文明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而對東方文化的研究才剛開始，這些發現激發了普利茲克一家更大的探索熱情。
從史丹福大學畢業後的那個夏天，大衛應邀到紐約做一位策展人的助理。隨著越來越多的諮詢和策展工作，大衛發覺他需要更專業的理論背景，於是重返學校，最終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主攻吐蕃早期文獻和史學史研究。
在英國大英博物館和法國吉美博物館，大衛研究和翻譯了很多來自敦煌的手稿，獨自在一個封閉空間連續數小時閱讀，「文獻研究是非常辛苦的，很高興我終於又回到了喜愛的藝術世界。」大衛說。直到2017年，他才第一次來到敦煌，但此前已在文獻中讀過敦煌無數次。
繡獅、鹿、牛和山羊紋以及藏文的帶假袖披風。
吐蕃猜想
以絳紅色和黑褐色為背景的曼荼羅中，厚實粗重的線條描繪出文殊菩薩的輪廓，身體結實健碩，神情莊重。曼荼羅是梵語，譯為壇場，外呈圓形。在同時期不同洞窟中，還有另一股風格迥異的壁畫，佛像飄逸柔美，輪廓線條輕細，坐下蓮花花瓣肥碩，以青、藍色調為主。
兩種來自不同地區的藝術風格在這組洞窟中並存，這只是東嘎-皮央洞窟的一部分。1992年，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和四川大學組成調查隊，在西藏西部阿里地區的札達縣發現了這處佛教洞窟遺蹟。霍巍也參與了這次考察，他現在是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和四川大學博物館館長。
霍巍在《古格王朝》一書中介紹，公元9世紀，吐蕃王朝崩潰後，末代贊普朗達瑪的孫子率部下逃亡到了西藏海拔最高的阿里地區，迎娶當地部落首領的女兒，建立政權，而後，該地方政權一分為三，其中位於扎達的政權便是古格王國的開端。
東嘎-皮央石窟被認為是古格王朝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好的遺址，總數近千座，禮佛窟內繪有佛、菩薩、飛天、佛教故事等壁畫，「其精美程度堪與敦煌石窟相媲美。」霍巍說。
託馬斯聽聞這一考古發現後，激動不已，多方打聽考察活動的細節，並獲得中國國家文物局的批准，帶著大衛跟隨霍巍團隊一起到阿里考察。
「他們一家很能吃苦。」霍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記得，有一次考察用到了攀巖工具。山上不斷有飛石滾落，其中一塊砸中了大衛的頭，鮮血直流，等大衛把血擦乾，託馬斯鎮定地告訴大衛繼續向上爬。
或許因為從小就在喜馬拉雅山中徒步探險，當時年僅11歲的大衛腳力明顯好於考察團裡的大人。1994年，在一次對札達縣的例行考古調查中，走在最前面的大衛最先發現了一批佛教石窟遺蹟，即「帕爾嘎爾布石窟」，「當時我們開玩笑說，這可以叫大衛窟了。」霍巍說。
6年後，在湯姆和霍巍的鼓勵下，大衛根據這次考察經歷寫了一篇文章，名為《帕爾和卡孜的寶藏》，發表於香港雜誌《Orientations》上，這是一本面向喜愛亞洲藝術的收藏家和鑑賞家的刊物。
理論上講，中國學者研究吐蕃文化始於1950年代，「但真正做起來是近三十年的事，從1980年代後期到整個90年代，是考古發現和研究的高潮期。」霍巍解釋說，這主要是因為西藏特殊的自然條件與考古技術力量有限，需要區外學者幫助，因此與對中國其他地區的考古工作相比相對滯後。
近年來的出土文物為還原吐蕃時期生活提供了有力參考。在這次展覽中，西藏阿里地區札達縣文物局提供了一副2009年出土的動物紋金面具，來自公元2世紀的象雄王國，這個王國存在於吐蕃興起之前，後為吐蕃所取代。
唐代史書將象雄稱為「羊同」，記載其豪族首領死後用黃金製作鼻眼。「以前我們只在書中讀過，現在可以真實地看到，吐蕃人確實大量使用黃金。」霍巍介紹說，這件動物紋金面具上有頭冠，人臉部分有五官，與文獻記載相吻合。
「考古發現，吐蕃建構的吐蕃文化是一個具有世界性的文化體系。」霍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是第一次將全球各地吐蕃時期的文物匯聚起來的展覽。」
又見敦煌
在敦煌莫高窟的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一樓，陳列著這次展覽的120餘件展品。放在最前面的是託馬斯夫婦的藏品，一件吐蕃時期貴族小孩的衣服，紅色對襟衫上繡著團窠對鳥紋，配以藏藍色的裙擺。
「這是一件東西合璧的小衣服。」霍巍介紹說，圓形的團花式紋樣，團花外加上連珠紋，團花裡繡著對獸、對獅、對羊或對鳥，這樣的紋飾稱作「團窠」，來自中亞的粟特，但對襟又是典型的唐裝，「這說明吐蕃同時吸納了唐朝和西方的文化。」
另一件寧夏固原博物館藏的鎏金銀胡瓶則講述了一個希臘神話。這件金花銀胡瓶腹部由三組畫面構成，前面是青年帕裡斯將金蘋果送給愛神阿芙羅狄蒂，左側是帕裡斯在愛神幫助下搶劫美女海倫，轉到右側海倫已經回到了丈夫墨涅拉俄斯身邊。
這個鎏金胡瓶帶著古老的希臘故事跨越千山萬水，最後竟出現在遙遠的中國北周大將軍李賢墓中。有研究者懷疑它是中亞波斯薩珊王朝工匠模擬希臘圖像的產物，或是出自薩珊統治下舊屬大夏、受希臘影響較深的工匠之手。
這種難以想像的古老東方與西方的聯繫就這樣隱藏在展覽的珍品中。大衛最喜歡的一件藏品是吐蕃時期的神獸鳥魚紋鎏金銀鋬指杯，這個杯子外壁是象徵王權的獅子浮雕，杯內的圖像頗具意味。杯底刻畫了三條小魚，四周圍繞著一圈荷花，四大朵和四小朵交叉排列，每大朵荷花上都立著一隻鴛鴦，這些意象可以在唐朝花飾中找到根源。
三隻小魚頭朝內、尾朝外，其中兩隻還長著人臉，第三隻頭朝下，像是已經死掉了。「這很像粟特文學中《聰明魚兒的故事》。」大衛介紹說，傳說中，一條魚發現池水將要乾涸，把消息告知其餘三條後逃生了。這三條魚自恃聰明，對忠告嗤之以鼻，最後乾死在了河裡。留在杯子中的三條魚，最聰明的頭朝下浮在水面，另兩條人面魚則象徵著故事裡的偽智慧與高傲。
大衛希望再現吐蕃王室的生活，不過有人質疑，展品中似乎沒有吐蕃地區出土的吐蕃時期的王室文物，這些藏品或是來自吐蕃周邊地區，或產於吐蕃王朝前的象雄王國及吐蕃之後的古格王朝。
「客觀原因是，出於對藏族人民及其文化的尊重，一直沒有對吐蕃王墓進行挖掘考古。」 故宮博物院藏傳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長羅文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通過文物展現吐蕃是非常難的，我們必須要知道需要什麼、去哪裡找，這也是策展過程中討論最多、最困難的地方。」最終的方案就是，當把現有的吐蕃周邊文化呈現出來時，吐蕃文化也就浮現出來了。
就像另一件大衛推薦的藝術品，來自瑞士阿貝格基金會紡織品研究中心的收藏，這是一幅長2米、寬1.73米的巨大掛錦，繡著連珠紋團窠對鹿，來自吐蕃時期的中亞地區，但誰也無法證實它曾被掛在吐蕃王室的金帳中。「不過，從這些文物的品級和品質推測，至少都是王室貴族的用品。」霍巍說。
「展覽落地敦煌，也是敦煌作為絲綢之路文明樞紐的責任所在。」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在開幕式上介紹，公元8世紀末到9世紀前半葉，是敦煌歷史上的吐蕃時期，佛教這時在敦煌持續繁榮，這段時間莫高窟新建了56個洞窟，續建前代洞窟20多個，融合了中原唐代、中亞乃至印度的風格，是研究漢藏歷史文化重要而珍貴的資料。
一個成功的展覽需兼具學術價值和科普性，「對多數參觀者來說，不是要讓他們藉此討論艱深的學術問題，而是讓人們從展品中感受到原來沒有體會過的東西，發現到以前忽略的問題。」羅文華說，「這就是這個展覽的意義，看到以往很少看到的東西。全世界的教材對吐蕃的歷史面貌幾乎都沒有詳實介紹過。」
鑲銀銅彌勒坐佛、二菩薩及若干皇室供養人造像。
開幕式之後，大衛5歲的兒子魯本，向中國國家文物局副局長胡冰介紹他最喜歡的一件藝術品，那是一件薩珊時期的羚羊頭形狀的鎏金銀來通杯，「把液體從羊的頭部倒入後，會從下面的嘴裡流出來。」魯本說。
「來通」一詞源於希臘語，最早被希臘人視為聖物，是專用於祭祀等儀式的注酒器，據說當時人們認為用「來通」杯注酒可以防止中毒，後世俗化成為貴族的奢侈品。
「我從未教過他，我想一定是我給別人介紹時，他聽到了，然後記住了。」大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的整個成長都與這些歷史、文化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通過實地考察，去聽、去看、去品味和感受，而不是停留在博物館中。或許對魯本來說也是一樣。」
值班編輯：羅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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