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偉，1966年6月出生，1983年12月參加工作，2004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人民政府原黨組成員、副市長，曾任烏魯木齊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烏魯木齊縣委副書記、縣長等職。2020年3月22日，李偉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自治區紀委監委審查調查，並於4月15日被採取留置措施。2020年9月，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其涉嫌犯罪問題被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提起公訴。
「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回想過去的自由、『光環』和家庭的溫馨都已經成為過眼雲煙，留下的只有悔恨的淚水和慘痛的代價。」李偉在懺悔書中寫道，「我在青年時期，就扣錯了人生第一粒扣子，樹立了『金錢萬能、關係至上』的錯誤人生觀價值觀，為自己的貪腐人生埋下畸形的『種子』。」
逐利貪權，把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當作奮鬥目標
1983年10月，18歲的李偉參加了招幹考試，在選擇人生的第一份職業時，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銀行系統的工作，「只因工資待遇比其他行業高」。從參加工作伊始，他就把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當作了人生的奮鬥目標。
進入銀行系統工作後，為了拉業務，李偉很快從「過來人」那裡學到了一些職場「潛規則」。他經常出入一些職能部門給相關負責人送禮、拉關係，理所當然地認為，權力和利益是可以用來交換的，只要與有權力的人拉好關係，就可以獲得自己想要的利益。那時的他，滿眼滿腦都是對利益的追求。
當銀行領導鼓勵青年幹部向黨組織靠攏、爭取入黨時，李偉的第一反應竟是：「入黨帶不來任何實惠。」儘管如此，他還是敷衍著寫了入黨申請書，在參加入黨積極分子培訓時，他總是早早退場，只想著到外面喝酒應酬。如此這般，李偉沒能入黨。
在銀行系統工作20年後，李偉的收入越來越高，內心的欲望卻越來越難滿足：「工資拿得再高有什麼用，還是沒有社會地位，得不到別人的尊重，走到哪裡都要看別人的臉色。」李偉意識到，只有權力才能滿足自己，便萌生了進入政府機關工作的念頭。
2003年5月，已經成為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資信貸部總經理的李偉，藉助多年積攢的人脈關係，調任烏魯木齊市國資辦副主任。新的環境讓李偉意識到，共產黨員的身份將是自己職務晉升必不可少的「籌碼」，出於對權力的渴望，李偉主動向黨組織靠攏並積極表現，於2004年11月入黨。但是，如此不純粹的入黨動機，讓李偉只是形式上入了黨，思想上卻並未真正入黨。
擺譜耍特權，酒桌上人分三等、酒分三檔
在國資系統任職10年後，李偉先後任烏魯木齊縣委副書記、縣長，烏魯木齊市人民政府黨組成員、副市長。工作性質、職務的變化，使他愈發迷戀「當官」的感覺。
李偉對老闆的請託事項照單全收，甚至還洋洋自得地說：「我的本事大、關係廣、朋友多，什麼事經我協調後，基本上都能辦成，沒有我幹不了的事。」李偉在滿足了自己貪婪欲望的同時，痴迷於「當官」後擁有的特權和地位。
為了展現副市長的「地位」，李偉樂於在特殊場所吃請，作為「中國—亞歐博覽會」的舉辦地——新疆國際會展中心也成了李偉的「自家會客廳」。2018年9月，第六屆「中國—亞歐博覽會」結束後，李偉多次請親朋好友在會展中心聚餐飲酒。聽到赴宴親友稱讚就餐環境高端、大氣、上檔次，李偉非常受用，甚至大言不慚道：「我要的就是和其他人不一樣的效果和環境，會展中心是我的專用資源，你們再有錢，平時也體驗不到這種服務。」
李偉認為自己處處高人一等，與其他人不一樣，必須有特別的安排。在接受老闆宴請吃喝時，他在酒桌上刻意把人分三等，對應的酒也分三檔——自己喝15年的「茅臺」，老闆喝「水井坊」，下屬喝本地產的「三道壩」。他說：「我是副市長，怎麼能和他們喝一樣的酒，必須有差別，只有我才能喝15年的茅臺酒。」
李偉認為自己手握大權，他提出的任何要求老闆們都必須照辦。有一次在私營業主李某家中做客時，李偉看到對方家中僱用了外籍保姆，便動了心思，專門讓李某安排其僱用的外籍保姆到自己家中服務，費用仍由李某支付。他說：「看著他們順從的態度，心中就有興奮感、成就感、滿足感。」
扭曲的「三觀」讓李偉貪婪的本性暴露無遺，從幾十元的水果蔬菜、上百元的水電費及理髮費、上千元的手機話費、上萬元的物業費，到幾十萬元的家具家電、近千萬元的別墅，李偉直接向管理服務對象索要。2018年6月至2019年11月間，李偉每周都向私營企業主賈某要菜要肉，有時還打電話催：「老賈，你不送菜送肉，是想把我們家餓死嗎？」該交水電暖及物業費時，李偉竟質問賈某：「我是副市長，我還要交水電暖和物業費嗎？」他甚至連理髮費也要老闆購卡支付。在與辦案人員談話時，賈某說：「一個首府城市的副市長整天找人要肉要菜的，一點形象也沒有。」李偉把管理服務對象當作自家的「提款機」「搖錢樹」，隨要隨取，他曾說：「我出門從來不帶錢，我還需要花錢嗎？全部都有人買單。」
經審查調查，李偉嚴重違紀違法及涉嫌犯罪金額共計2000餘萬元，在黨的十八大後收受的錢款就高達1000餘萬元。
「太平官」思想嚴重，濫權棄權貽誤工作
在特權思想的驅使下，李偉把造福一方百姓的職責、使命拋之腦後，心裡想的是如何滿足內心貪慾，在嚴重違紀違法和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2019年底，烏魯木齊市某小額貸款公司原實際控制人方某及其團夥被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為惡勢力犯罪集團，受到了法律制裁。而李偉早在2012年便與方某交往甚密，他先後收受方某30萬美元、10萬港幣和價值25萬元的百達翡麗手錶，縱容以方某為首的惡勢力發展壯大。2015年，在明知方某涉嫌黑惡勢力犯罪的情況下，李偉仍試圖幫助方某控制的煤礦恢復生產經營。
任烏魯木齊縣長時，李偉一方面「官架子」越來越大，一方面又有著嚴重的「太平官」思想。他一心只求平穩過渡、撈點「政績」，盼著早日被提拔重用。
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李偉將縣政府日常工作幾乎全都交辦給其他班子成員負責，自己只關注能帶來好處的「政績項目」。2015年5月至7月，李偉為了給自己撈「政績」，支持一些私營公司、合作社分別在烏魯木齊縣永豐鎮永新村、公盛村二隊違規建設「大棚房」，「以設施農業之名進行非農建設」。不到3年，這些「大棚房」就被依法拆除，所謂的「政績」卻給烏魯木齊縣生態環境和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惡劣影響。
烏魯木齊縣水西溝鎮東梁村是李偉負責掛牌督戰的貧困村，全村有73戶貧困戶，他卻始終沒有做到走訪全覆蓋，更別說一戶一策精準幫扶。幾次對村子進行調研時，李偉都只是走馬觀花，鄉鎮幹部向他報告村裡某個貧困家庭收入低、困難大的問題之後，李偉仍然藉口工作忙拒絕入戶走訪，也不過問具體情況。最後，他只是口頭要求鄉鎮、村「兩委」做好相關工作。
更離譜的是，今年3月，李偉作為烏魯木齊市疫情防控指揮部副指揮長，在自治區疫情防控二級、三級響應期間，居然組織市政府辦公廳工作人員及私營企業主聚餐飲酒。說到自己為什麼明知疫情防控要求仍然公然違反時，他說：「我當時就想，我是領導，那些要求都是對下面人提的，跟我沒什麼關係。」
「職業生涯起步之時就動機不純、觀念不正，之後又不加強思想改造，可以說，我心中沒有黨、沒有民、沒有戒，最終走到了黨和人民的對立面，給黨的事業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李偉在懺悔書中這樣寫道。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本號—東方法律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