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毛澤東曾會見過時任聯邦德國總理的赫爾穆特·施密特
施密特：中國對美國人變得重要起來，是從日本襲擊珍珠港那天開始的。反過來，1941年美日開戰，使得美國對中國變得重要起來。那個時候，中國大部分領土被日本佔領，不僅整個朝鮮半島，不僅是滿洲，而且沿海所有重要的地方，包括上海和南京或者南部的香港，都被日本佔領。面對這樣一種無望的處境，唯有靠美國人的幫助才有可能扭轉局面。這關係到這個中央帝國的前途命運。
西倫：不過，從毛和他的追隨者在長徵期間的觀點來看，美國人開始時是站在錯誤一邊的。美國人是反共主義者，他們支持蔣介石的國民黨，而國民黨既反對毛領導的共產黨，又反對日本人。隨著戰爭的進展，日本人越來越強大，這促使美國壓中國的對立雙方團結起來，共同抗日以拯救民族。事實上，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後來結成了聯盟。
施密特：是這樣。後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毛的部隊較快地佔領了日本人留下的一些地區並且繳獲了其武器。同樣重要的是，蔣介石軍隊的殘暴使它非常不得人心。此外，美國人顯然低估了毛部隊的力量。
西倫：日本投降後，美國對中國的興趣又減弱了，您對此怎麼解釋？
施密特：當時，世界歷史的中心是四個戰勝國控制的中歐。中國共產黨人利用了正在潰退的日本人和注意力被轉移的美國人留下的真空，戰勝了國民黨人。國民黨人逃到了臺灣這個小島上，直到今天他們仍待在那裡。
西倫：1950年顯示出美國人多麼大意。他們低估了毛的擴張欲。在北朝鮮人發動進攻之後，美國人於1950年9月中旬受聯合國委託，由麥克?阿瑟將軍指揮的17國部隊幾乎打到了中朝邊界。但是，中國人靠蘇聯提供的大炮和坦克，在沒有一個蘇聯士兵參與戰鬥的情況下，把聯合國軍趕到了首爾城以南。這是美國人第一次在一場大的戰爭中遭到失敗。美國死了24000多士兵，受傷士兵整整100000人，被虜或失蹤的士兵約11000人。聖誕節前夕，杜魯門總統宣布國家處於緊急狀態，他說：「我們的家園，我們的國家，處於巨大的危險之中。」三分之二人民反對這場戰爭。毛給了美國一次巨大的心理打擊。直到1953年6月，才籤署了停戰協定。
施密特：更為重要的是，15年以後，中美兩國再次兵戎相見，這一次戰爭是在越南，美國人在這裡再次因擔心整個東亞出現共產黨多米諾骨牌效應而採取行動。當法國人在心理上和政治上筋疲力盡的時候，美國人把法國人的戰爭業務接了過去。這場戰爭在美國外交政策上造成了最大的一次災難：非常緩慢地被迫從越南撤退，再次遭受中國的羞辱。在內政上，這場戰爭更具災難性，因為它引發了反戰運動，使全國處於分裂狀態：大學裡的年輕人藉機造老一代人的反。
西倫：事後來看，戰後中國對美國的直接影響是否比蘇聯對美國的直接影響更大？美國和蘇聯僅在1962年的古巴危機中有過一次直接對抗，但是沒有發生軍事衝突，而中國和美國卻捲入了兩場戰爭。
《時代》封面上的赫爾穆特·施密特
施密特：就事實本身而言，這樣說是對的。但用「影響」這個詞卻是不正確的，因為同中國的兩次衝突對美國大戰略的影響，比蘇聯連續不斷的威脅所產生的影響要小。不過，美國領導層——當時我有這個印象——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中國的作用將更加重要。而在美國民眾中，這種估計煽動起來的更多是反共主義，而不是人們認為中國是一個長期的威脅。反正中國人在數十年內不可能以飛彈擊中美國的或歐洲的目標。
西倫：不過，即便是在麥卡錫時代，在民眾中造成的直接後果是否要比蘇聯造成的不安情緒更持久？加之，由於今天中國仍在起作用，而蘇聯卻早已滅亡，因此從事後來看，這一觀點更重要。
施密特：這是完全可能的。但不應忘記，美國方面當時認為世界共產主義正在擴展。美國人以為，莫斯科是遙控一切的中心。他們花了很長時間，很可能到70年代才明白，中國的政策實際上是獨立自主的。即使是50年代末毛澤東脫離莫斯科這一事實，也沒有糾正美國人關於中國依附於莫斯科的觀念。他們一直在談論世界共產主義。與此同時，蘇聯領導像美國人一樣，認為中國人的所作所為是不像話的。中國人牽著美國人和蘇聯人的鼻子走。他們既在南越反對美國人，又在北越反對忠於莫斯科的勢力。中國不願意在自己的家門口看到這兩家中的任何一家存在。
西倫：中國為什麼被低估？
施密特：因為美國人把精力集中於莫斯科，較少關注中國。中國是在20世紀中葉才使美國人感到吃驚的：當毛打敗國民黨人，並贏得韓戰的時候，以及後來又在越南幫助越南人打仗。只是在這以後，美國才有較多的漢學家研究這個國家的實際情況。在這之前，這一行業的一流學者寧願研究老子和孟子（老子，道家學說的創始人，生於公元前600年；孟子，中國哲學家，進一步發展了儒家倫理，生於公元前372～289年）。例外的也有，亨利?基辛格較早懂得必須研究中國，他也在政治上付諸實踐。這是他的巨大功績，他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發揮著作用。
西倫：基辛格也是1972年在北京為尼克森訪華做準備的人。尼克森為什麼做此讓步，並去北京見毛呢？是不是遵循這樣的格言：「如果你不能打倒他，就要同他結為夥伴？」
施密特：不是的。對尼克森來說，訪問中國是為達到目的而採取的手段。他想使蘇聯人感到不安，辦法就是同其背後的敵人結盟。他也曾這樣宣示過，而且對他的競選也有好處。所以，這次訪問首先不是著眼於中國，而仍然是著眼於蘇聯。
西倫：不過，美國政界反對同中國建立密切聯繫的力量增長了，特別是在尼克森因水門事件而下臺並被福特取代之後。由於這種反對，直到1979年美國才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施密特：美國內政上的反對力量是巨大的，這些力量既反華又反共，美國政治階層對中國持保留態度有數以千計的理由。加之他們同臺灣又有一種困難的關係。臺灣人失去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以後，他們運用一切槓桿以繼續在國際發揮作用。讓臺灣失去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尼克森訪華的見面禮。
西倫：70年代初美國人向中國靠攏，您是否感到驚訝？
施密特：我對此並不感到驚訝，因為我對中國未來的角色已有明確的想法。因此,當人們不得不同這個國家進行對話時，對我來說這是理所當然的事。自然，當時大多數德國人還受美國宣傳的影響，不能真正看透實際形勢。而美國人當時又不倦地強調，必須維護統治臺灣小島的國民黨，使其免受共產黨的攻擊。實際上，當時的臺灣和中國大陸很多地方是相同的。大多數德國人，包括聯邦議會在內，對臺灣較之對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感興趣。
西倫：您同基辛格談過這些問題嗎？
施密特：在那個時候？沒有。當時，我是財政部長，這件事與我無關。
西倫：但您對這件事還是感興趣的？
施密特：感興趣，是的。但基辛格當時是尼克森手下的安全顧問，而我是財政部長。如果當時我們有更多的時間進行私下談話，我們可能會談到這些問題，但也不是出於職務上的原因。當時中國在世界財政政策方面還不起什麼作用。而且，也不允許我插手我的外長同事的事務，當時的外長同事是瓦特?謝爾。即便當時我心目中已有這樣一個確定性的問題，即如何持久地阻止中國回到蘇聯的軌道？
西倫：相對來說,這在毛統治下是不大可能的。
施密特：從今天的角度看，可以這麼說。至於在當時是否不大可能，我不知道。不管怎樣，當時人們是無法知道的。
西倫：如果從中國的視角看尼克森那次訪問，這對毛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不是毛不得不去美國，因為是美國總統前來拜訪他，而不是毛去美國。在過去的150年裡，西方殖民國家包括美國，都對皇帝不屑一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毛也不被世界重視，世界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於莫斯科。
施密特：在毛的眼裡，這肯定是一個成就。但對他來說，很可能不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就，而是一個理所當然的成就。毛是以更長遠的歷史眼光思考問題的。不管怎樣，這不過是重演了直至18世紀皇帝統治中國時還理所當然的事情。當時,他們讓外國國王和國家元首去中國進貢磕頭，然後又仁慈地讓他們在中央帝國的邊界之外消失。這樣一種習俗持續了2000多年。經過150年的中斷之後，現在又恢復常態了。但這是毛，是他恢復了這種常態……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公報《人民日報》號外
西倫：……世界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施密特：世界形勢的變化並不大。毛的身體已太虛弱，難以從中獲取政治資本。而美國人多年來一直在研究這麼一個問題，即一方面在軍事上保護臺灣，另一方面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這與參議院裡反共的保留態度有關，但也與1979年尼克森丟掉職務和格拉爾德?福特繼任有關。
直到1979年，美國才正式同中國建交。在這之前，世界形勢並未發生決定性的變化。
也許，把轉折點定在50年代後期更有意義，即蘇聯人同毛決裂的時候。在俄國人看來，這一步對中國人應該是一個失敗。他們希望，中國單靠自己不行。
事實卻證明，這是蘇聯人的失敗。不過，這也是漸進的過程。世界形勢不會變得那麼快。
西倫：這也不奇怪。兩國高級政治家都無意推動任何可能失控的發展，這是因為，比如蘇聯人一旦受到壓力，就會傾向於做出失去理智的反應。
施密特：美國人想借中國的幫助對蘇聯施加壓力，但不是要把蘇聯擠到牆角。這是一種小步漸進的工作。
摘自《施密特：與中國為鄰》，海南出版社
作者：[德國]赫爾穆特·施密特、弗朗克·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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