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金融觀察】王永利：人民幣國際化可以設想的戰略目標）
王永利/文 當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爆發推動世界格局加速變化，似乎正從威爾遜主義之合作轉向霍布斯主義之對抗的大國關係（變數），促使「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成為日趨緊迫而重大的戰略課題。
中國央行發布的2020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提出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10月10日，央行官網消息稱，決定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下調為0；此舉旨在抑制人民幣匯率近期「急升」。而理論上，處於合意的升值通道，更利於一國貨幣的國際化。
那麼，人民幣國際化如何穩妥有效推進？
這就需要認真總結過去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經驗教訓，準確把握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因素以及世界格局深刻變化的大勢與機遇，實事求是地確定未來10年到30年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目標與實施方案，從而確保有效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人民幣國際化現有水平
一國貨幣國際化的水平主要體現在該國貨幣在國際經貿往來和金融交易計價清算及其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目前，在國際經貿往來和金融交易計價清算中的份額，美元在40%以上，歐元在30%上下，日元和英鎊在8.5%左右，其他國家貨幣均在4%以內；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美元在60%以上，歐元在20%上下，日元約5.5%，其他國家貨幣均在4.5%以內。
其中，美元在國際經貿往來和金融交易計價清算以及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儘管比高峰時下降了不少，但仍保持其國際中心貨幣高高在上的霸主地位。
人民幣國際化從2009推動人民幣跨境結算開始，已經走過了10年多的歷程，儘管已經取得不少成果，包括在2015年10月已經確定人民幣將於一年後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並獲得較高份額係數，但卻一直沒有明確的國際化目標和實施目標的戰略規劃。到2019年末，人民幣在國際經貿往來和金融交易計價清算以及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均不足2%，與中國對外貿易、投資、金融交易的份額差距很大，仍有很大提升空間。人民幣國際化需要進一步加快進程。
一國貨幣國際化的影響因素
不過，一國貨幣能否成為重要的國際貨幣，並非該國一廂情願、不勞而獲所得，而是受到「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最為重要的是，這是發生貿易、投資關係的雙方自主選擇的結果，主要受到其中更具影響力一方偏好的影響。
在擁有不同主權（法定）貨幣的國家之間發生貿易、投資關係時，就存在一個計價和清算貨幣的選擇問題。選擇本國貨幣更有利於避免匯率風險、降低清算成本，所以，交易雙方都會優先選擇本國貨幣。但這可能加大另外一方的風險和成本，最後往往由更有影響力的一方做出選擇。為了平衡相互的利益，也可以在綜合考慮流動性、安全性、收益性的基礎上，共同選擇國際上更具影響力國家的貨幣（國際硬通貨）作為計價清算和成本貨幣。
這樣，在世界各國不斷的選擇過程中，就形成了各國貨幣在國際經貿往來計價清算和外匯儲備中的具體地位。其中，各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國際排位就成為其貨幣國際地位的決定性因素，最強大國家的貨幣就成為國際中心貨幣。
需要指出的是，各國綜合國力與國際影響力的國際地位，並不僅僅受到各國年度經濟增量GDP或者其進出口貿易及跨境投資規模的影響，而是包括更多複雜的因素。其中，GDP只是各國年度經濟增量，其變化和國際排名可以反映出各國經濟對比變化的態勢，但GDP並不是一國歷史積累的財富總量，並不是綜合國力的全部。一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還包括教育與科研、語言和法律、軍事實力、金融實力等多方面因素以及其國際比較優劣勢變化。
從美國的情況看，儘管其GDP在1890年就超過英國，但當時其綜合國力與國際影響力仍與英國存在明顯差距，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918年）後，美國才具備與英國平起平坐的實力，但1929-1933年的大蕭條又使美國受到重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1939年）後，美國才徹底甩開英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1944年布雷頓森林協議籤署後，美元徹底取代了英鎊的國際中心貨幣地位。進入上世紀90年代後，隨著日本經濟增長陷入持續低迷以及蘇聯解體，美國在全球一極獨大，美元在國際經貿往來和金融交易計價清算及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也達到頂峰、高高在上。
相比而言，中國GDP在2010年剛剛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此後依然保持較高發展速度，2019年超過歐元區，GDP規模與美國的差距不斷縮小，但2019年仍與美國GDP存在約1/3左右的差距，尚未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與美國也有差距。所以，此時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不僅與美元存在很大差距，而且與歐元、日元、英鎊相比，也存在很大差距，是情有可原的。不能認為中國GDP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幣就能隨之成為第二大國際貨幣。
當然，儘管各國貨幣的國際地位根本上取決於各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國際排位，但一國貨幣的國際化也還需要很多配套的條件，主要包括：採取優惠條件鼓勵本國貨幣通過多種渠道和方式（包括貿易、投資、貸款、捐贈、貨幣互換等）走出去；擴大金融對外開放；加快國際金融交易中心建設以及國際支付清算體系建設等；增強貨幣全球供應與流動性管理能力；推進本國貨幣金融規則與制度的國際化等等。
其中，在當今世界國際收付清算主要通過清算機構採用「記帳清算」方式下，所謂「貨幣流出、流入」，實際上是貨幣所有權流出、流入，而不是貨幣本身真正的流出、流入，體現的是不同國家之間清算機構債權債務的增減變化。這樣，一國貨幣流出越多，其本幣外債就會越大，但其金融機構的資金實力也會隨之增強；對境外貨幣所有者而言，由於其所擁有的這些貨幣只能存放到貨幣發行國，就需要貨幣發行國提供這些貨幣在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與其他國家貨幣綜合比較的一定優勢，否則，這些貨幣所有者就不會接受這種貨幣作為儲備貨幣。
為支持貨幣所有權流出，推動貨幣國際化進程，就需要貨幣發行國對境外貨幣所有者開放本國金融市場，保證其享有平等的國民待遇；就需要為境外貨幣所有者提供良好的兌換、交易和撤出的金融服務，包括跨境收付清算服務。這為該國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創造了重要條件，而在金融交易市場大量使用本國貨幣計價清算，又成為推動貨幣國際化極為重要的條件，因為全球金融交易市場的交易量遠遠大於全球投資和貿易的規模，不能在金融交易計價清算上廣泛使用，一國貨幣的國際化就會受到很大制約。
所以，在中國不斷增強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基礎上，為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還需要加快深化中國金融改革開放，加快推進中國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人民幣跨境支付清算體系建設，把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工作重心從「離岸中心」建設轉到境內「人民幣全球交易與清算總中心」的建設上。
當然，一國貨幣成為重要的國際貨幣，勢必推動貨幣離岸金融的發展，推動該國貨幣在國際上的流動，包括大量流入金融市場，並可能出現貨幣大規模流出和流入的情況，對本國貨幣匯率、金融市場和經濟穩定等產生巨大衝擊。這就對該國央行增強貨幣全球性供應和流動性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帶來更大挑戰和壓力，很容易導致貨幣的嚴重超發，推動其進入零利率、負利率和量化寬鬆狀態。在這方面，中國還缺乏經驗，不能只看到成為重要國際貨幣可能帶來的好處，還需要仔細研究其可能帶來的挑戰與應對策略。
準確把握一國貨幣國際化的影響因素，才能準確把握推進貨幣國際化的目標方向與工作重點。要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必須紮實做好自己的事情，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推動技術創新、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以更快的速度增強自身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增強人民幣在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方面的綜合比較優勢。缺乏足夠的比較優勢，不能得到國際社會廣泛的認可和接受，單純依靠自己的熱情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是很難達到預期的。即使是率先推出數字人民幣（DCEP）也同樣如此，不能以為率先推出數字貨幣，就必然能搶佔國際數字貨幣的高地地位。
合理確定階段性目標
與此同時，在人民幣國際化走過10年曆程之後，作為一項重要的戰略舉措，有基礎也有必要儘快明確人民幣國際化的階段性目標，據以制定實施方案，推動目標成功實現。
結合實際情況，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目標可分為長遠目標與10年目標分別確定。
其一，長期目標：市場份額達到30%上下
蘇聯衰退並解體後形成的美國一極獨大的世界格局，伴隨全球化發展，其存在的不公平問題不斷暴露。進入21世紀，網絡泡沫破滅與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推動世界格局發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爆發更是加快了這一進程，單極世界難以為繼，未來的世界只能是多極化的世界。
可以預計，人民幣很難像美元一樣，在國際貿易、投資和金融交易以及全球外匯儲備中佔有超過國際排名第二貨幣兩倍以上的份額。實際上，未來主要國際貨幣的市場份額能維持在30%上下就不錯了，這也可以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長遠目標。
按照十九大提出的，到本世紀中葉要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國家的戰略目標，到2050年前，人民幣在國際貨幣中的份額也應該維持在30%上下，成為最主要的國際貨幣之一。
其二，十年目標：市場份額達到11%上下
中國從2009年開啟人民幣跨境結算，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幣國際化隨之啟動，經過第一個10年的發展，到2019年人民幣在國際經貿往來和金融交易計價清算以及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均從幾乎空白髮展到接近2%，實現了良好的起步。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爆發，給世界經濟發展帶來巨大衝擊，也進一步加快世界格局的深刻變化。中國率先取得抗擊疫情的決定性勝利，成為今年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可能實現正增長的國家，為世界抗擊疫情衝擊與經濟衰退做出了巨大貢獻，也將拉近與美國的距離。
當然，新冠肺炎疫情在加快世界格局深刻變化的同時，也進一步加劇了大國的矛盾。美國錯失抗擊疫情的最佳時機，經濟社會與國際形象受到衝擊，又恰好遇到非常複雜的總統選舉年，社會矛盾被激發，這使得大國關係變數加大。
可以肯定的是，經濟全球化發展和世界格局深刻變化，總體上是對中國有利的，中國仍處於發展提升的戰略機遇期，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反而會相應增強。
基於上述考慮，如果把2020-2029年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第二個10年，到2029年，人民幣在國際貨幣中的市場份額應該超過10%，達到11%上下，超過日元、英鎊等國家貨幣，成為僅次於美元、歐元的第三大國際貨幣。這一點，也是與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納入SDR的貨幣籃子，並被賦予10.92%的權重（納入後SDR貨幣籃子的組成為：美元41.73%、歐元30.93%、人民幣10.92%、日元8.33%、英鎊8.09%）相吻合的。
確定了人民幣國際化到2029年的10年目標以及到2050年的長遠目標後，就需要圍繞戰略目標細化推進的具體方案，穩健有效推動戰略目標的實現。
（作者系中國銀行原副行長、深圳海王集團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