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近年來最大的黑天鵝事件，新冠疫情震蕩著全球各個產業的發展，突如其來的疫情給世界體育按下暫停鍵，各大賽事暫時停擺，對於受其影響的普羅大眾而言，顯然是道無法量化的難關。雖然目前防疫工作取得階段性成功，但因疫情振動翅膀而蕩開的漣漪，尚未散盡它的餘波。
奧運推遲的蝴蝶效應
3月30日，國際奧委會和東京奧組委聯合宣布，原定於2020年7月24日舉辦的2020東京奧運會，因受疫情影響將推遲於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舉辦。
本屆奧運會的推遲，不僅意味著2020東京奧運會將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延期舉辦的奧運會，更重要的是，由於其自身頂級的體育品牌價值及在大多數體育項目上對運動員的號召力，諸多原計劃2021~2023年舉行的體育賽事為了避免與其撞車，紛紛根據奧運會的延期開始調整自己的辦賽計劃。
在奧運會新日期確定之後，世界田聯馬上發布聲明表示將原定於2021年8月6日至15日舉行的世界田徑錦標賽推遲到2022年舉行。同時，由於2022年還將舉行大英國協運動會以及歐洲田徑錦標賽，因此世界田聯已著手與兩項賽事的主辦方就「錯峰辦賽」事宜展開討論。
在此之外，國際泳聯表示為配合奧運會延期，2021年福岡遊泳世錦賽將擇期舉行；國際大體聯在瑞士洛桑總部宣布，原本於2021年8月16日至27日在成都進行的世界大運會也將延期；原計劃2021年6、7月間在上海、天津等8座城市舉辦的世俱杯，由於歐錦賽延期後與其「撞車」，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已建議世俱杯推遲舉行。
受風波影響的甚至還有2022年北京冬奧會和杭州亞運會，毫無疑問，全運會也在列。
作為中國本土最大的綜合性賽事，將於2021年在陝西舉辦。陝西全運會此前沒有公布過具體日期，但在去年公開徵集開（閉）幕式的概念創意方案中，曾提到開幕式暫定於2021年8月28日舉行，閉幕式於9月9日舉行。
本來東京奧運會延期一年舉辦，就已經對中國的競技體育競賽體系和近兩年競賽備戰周期形成正面衝擊，而奧運會和全運會相隔數十天舉行，更會對國內精英運動員備戰兩項賽事產生直接影響。
鑑於全運會的一大價值就是為新一輪奧運周期考察梯隊苗子，所以往期都放在了新一輪奧運周期的第一年。如今與奧運會撞車，會被推遲嗎？
在這樣的背景下，陝西省體育局副局長徐鵬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表示，「東京奧運延期對全運會肯定有影響，國家體育總局和陝西省人民政府都會對此做充分考慮，目前雙方正在分析、研判相關情況，在具體意見提出、十四運舉辦時間被批覆確定後，將及時向社會公布」。可以判斷的是，多方因素衝擊，這次的全運會無疑是奧運延期下最大受害者之一。
全運不走運
1959年9月，第一屆全運會在北京舉行。彼時，那句「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成了當時全運會開幕式各代表團入場時的口號，也在冥冥中昭示著這個國內最大的綜合性體育賽事，未來的進化方向。
1979年11月，我國恢復了在奧運會中的合法席位，重返奧運大家庭，大踏步地走上了國際競技舞臺，在這個關鍵的中國體育轉折點上，全運會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為了備戰洛杉磯奧運會，1983年的第五屆全運會被當成選拔和練兵的最重要機會，而舉辦地選為上海則開啟了這項賽事由不同城市舉辦的歷史。
隨著中國運動員在奧運賽場上的優異表現，申辦奧運就成了國家意志以及個體意願的共同集合，為了配合申辦2000年奧運會，實施奧運戰略被納入全運會的歷史，第七屆全運會時隔6年在1993年舉行，而在此之後的全運會也都按照這樣的慣例，安排在奧運會後1年舉行。
但在全運會的發展過程中，由於與奧運戰略捆綁，唯金牌論在幫助國家選拔人才的同時，也在不斷傷害著這項賽事本身。
2009年，在第十一屆全運會男籃小組賽的最後一輪中，為了爭取晉級決賽，上海隊與湖北隊的最後一戰出現了醜陋一幕：上海隊有機會取勝卻故意連續4罰不進，而湖北隊球員則將球投入自家球籃，這類事件的不斷出現讓賽事的影響力逐屆式微。
著名體育學者易劍東曾談到，「從1987年以來，每一屆全運會，都是媒體對體育主管部門的期盼和指責最迅猛的時候，似乎全運會成了體育問題最集中爆發的時候。」而在這樣的不利局面下，全運會所塑造的賽事價值觀亟需改變和突破。
2017年，在天津舉辦的第十三屆全運會較以往全運會相比，取消金牌榜、取消奧運獎牌帶入制、新增19個群眾項目，使這一屆全運會成了賽事改革的信號，其背後所透露出的，就是讓體育回歸運動本身，這也繼承了第十二屆全運會提出的那句口號：全民全運。
驅動力顯而易見，全國幾百萬群眾參與了「我要上全運」在各地市的預賽，最終有7000多人來到天津參加決賽，這無疑是全運會再次走入大眾視線以及重塑自身品牌價值的逆襲之路。
事實上對於全運會這項賽事自身來說，本應借這次首次在我國中西部舉辦的噱頭，將賽事影響力整體再向上拔高，同時通過全民運動的標籤將全運會的品牌價值滲透進社會認知當中，但東京奧運的推遲，讓這一切都畫上了未知符。
這座城市的難題
奧運會推遲，全球體育賽事亂套，作為全運舉辦地的西安自然也沒法避免，如何在各項賽事的夾縫中，為這次全運會的順利進行找到解決辦法，同時合理且有效的放大全運會品牌影響力，成了當下管理者們需要直面的大難題。
在1979年的北京四運會上，比賽場邊首次出現了商業廣告，當時的廣告收入大約在一萬元左右，到了六運會，已經有了全運會服務總公司，當年在廣告、電視轉播等方面，總共獲得了約7000萬的贊助。
從八運會開始，其獲得的贊助金額直線飆升，八運會突破一億，九運會增至2億，十運會達到6億，到了山東十一運會，已經超過了7億，而在遼寧舉辦十二運會時，這一數字已經升至9.3億，通過商業贊助來解決運營經費已經成了當下體育賽事的共識。
據報導，十四屆全運會的招商情況正在緊鑼密鼓地開展當中，已經有合適的企業在進行後期磋商，但由於奧運推遲導致全運會前景尚未明朗，大概率也會波及賽事方與企業之間的合作，是否能夠協調到位的背後，考驗的是西安在目前特殊情況下，能否梳理出各方都相對滿意的應對措施。
另一方面，由於與奧運賽事的撞車以及後續國內既定賽事的擠壓，此次全運會的話題討論度以及關注度，有極大的可能會因為此變故受到影響，繼而波及到西安整體體育產業的發展。
而延伸一步看，全運地塊周邊的城市綜合開發，甚至房地產發展以及板塊熱度也將受影響。
細數這次全運會，「十三朝古都」、「國家中心城市」，「中西部城市首次」，這些標籤從未如此高度疊加，也在一步步拔高人們對於這屆賽事的期待值，而當下這個不可抗力導致的特殊情況，儘快拿出一份最優的解決方案，無論對於城市發展還是賽事本身來說，才是最為關鍵的事情。
法律顧問 / 宋亞鋒 趙文娟
陝西大秦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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