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玉成
一說起民國的學生,大家腦中多少會閃現出長衫款款藍衣飄飄的一腔文藝範。不過,真要說清民國的校服樣式,恐怕也挺複雜。
就大學而言,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聖約翰大學之類的畢業照上,學生都是金絲眼鏡,西裝筆挺,頭髮一絲不亂,一派商界精英的模樣;而「金牌子」交通大學,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則肯定是一水的中山裝,時代氣息濃鬱。據清華大學1928年《清華周刊》上對本校服裝形式做的統計,在北京號稱「洋氣」的清華學子,穿長袍的有63人,西裝有34人,馬褂有4人,學生裝有6人。
上海作為近代教育的發源地,中小學學生制服引領全國。早期工部局西童學校沿襲英國公學的校服傳統,必須為學生制裝,穿著統一校服,而上海的這類校服採用進口毛呢料,與當時英國校服並無差別。辛亥革命後,出現了日本式學生裝校服,還有中學小開混跡各大公園和舞廳,當時稱為「禮拜六西裝派」。而幼兒園(幼稚園),則更加混亂。1931年《新家庭》雜誌介紹上海情況:「某幼稚園教務主任,校中有幼生三十人,而一加調查,則穿開襠褲者,竟達二十二人。」有學生穿僧服,因為過繼給菩薩,還有腳上套二個鐵圈的,形同腳鐐,家長說「不如此者,恐將逃去也」。
從「長袍」到「陰丹士林」
在1930年代之前,上海各校校服可以分為幾大體系。南洋模範中學及其附小,由於其童子軍著稱於世,童子軍軍服也成了低年級事實上的校服,童子軍運動的勃興也帶動其他不少學校規定學生必須有一套童子軍軍服可參加會操。位列工部局四大華童公學之列的格致公學,學生普遍穿著馬褂,並無硬性規定統一校服,不過其校內按照英國公學制所劃分的四大學院卻都有自己色彩不同的院帽。而另一所育才公學,在其《上海市工部局育才中學校規》第一條為:「凡本公學學生須備校帽,在操場上必戴之,途中設遇師長,須脫帽致敬。」育才公學的校帽帽前有鴨舌,上面配有校徽,畢業班的帽子頂部還有一個紅圈,作為標識,稱為學長帽。學生一旦戴上學長帽有許多「特權」,在校園裡就算是個小先生了。老牌教會男校聖芳濟學院與徐匯公學即使到1940年代,學生依然是一身長衫,一副傳統讀書人的做派。至於教會女校,鬱仁方在《聖瑪利亞女校學生生活》中回憶:「本校沒有一定的制服,平時所穿的都是樸素的家常便服,不過上體操的時候,就都換上了白色的運動衣,胸前制有藍色的記號,下面穿了黑色的操褲。赳赳武夫的樣子,正是巾幗英雄。」在畢業典禮等大場合,中西女塾學生都會統一穿上白旗袍,不過,這與平日裡作為上海各大報紙雜誌流行焦點的形象有點不符,1926年有人公開叫板:「北四川路某廣東女校,規定國貨藍布旗袍為校服,女生來往路上頗為注目,深能表現貞靜樸素,誠可風也,中西女塾之姐妹以為如何?」
這「頗為注目」的國貨藍布,指的是隨即於1930年代起在上海乃至全國大為流行的陰丹士林布。陰丹士林原本是一種德國顏料名,由於藍色的陰丹士林布可以歷經我國傳統甩砸捶打等原始暴力洗滌而「永不褪色」,更加上國貨的稱號,被極為推崇,也成了製作學校制服的「基本料作」。
1936年,一位叫趙良的無錫老師為學校整齊美觀起見,學上海學校,特給全校做一色一式的校服,「就仿效華童公學的大體學生,以 陰丹士林 色布做秋冬鹹宜的長衫。」他派人趕到上海去購布十五匹。因為民國《服裝條例》規定長衫的下擺距腳踝只六寸,實在太費布料,回來發覺沒買夠,就偷懶在本地買了普通藍布,而這類藍布,被學校裁縫憤怒地視為山寨貨:「新的時候,雖頗美觀,但一落水就走色了。」「所以我們要買不落色的真正陰丹士林色布。」
1935年,另一位江蘇中學生薛漢民給母親寫家信,除了匯報新入學的興奮外,還要錢做校服:「現在男要做校服了,我母親前雲,須用普通色的布做好,男今見同學中的校服都是那陰丹士林色布做的。」陰丹士林色布「不褪色,雖經皂洗日曬,他顏色光彩,依然不變」「不比其他的布,還沒有破,色已退了」,所以「穿這樣的陰丹士林布最經濟」。他在文末大做軟文:「請記住一邊丹日為晴,一邊雨淋作陰,合二為一叫做金印 晴雨商標 ,烈日曬之,暴雨淋之,還是 永不褪色 !」
這種陰丹士林布做的藍色長衫,作為清代私塾書院裡讀書人的傳統服裝,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最早的學校校服,「長衫黨」之歷史源遠流長,可謂國粹。在魯迅先生的小說裡,阿Q、孔乙己盡然落魄,那一身長衫是斷不可脫的。1936年吳用九於《進修半月刊》一文痛陳中小學學生穿著長衫的弊端,「新生活運動中,首重生活紀律化,對於服裝自非注意不可。」「衣服可以變易一個人的外形和精神:著上某種制服,則姿勢優美,精神充足;著上馬褂長衫,則老成持重,舉動笨緩。」「如欲兒童有活潑之精神,馬褂長衫,實不相宜,應加改革。」「如能一律穿短衣,讀書人宜穿長衫,長衫黨之陳舊觀念可以消除,學校中貧富階級,形式上亦可打破。兒童現出勞動之身手,教育現平民主義的精神。」
學校服裝關乎德育乃至影響學生精神,這點早在1915年教育部制定的《學校制服規程》中已經體現,而當時仍屬江蘇的上海也曾鄭重其事地公告:「此項制度之規定於學校行政,所以養整齊嚴肅之風於生徒起居,並以杜放蕩奢靡之弊,至於便利作勞有助訓練,非獨為形式之觀瞻,實有關精神之陶冶。」另一方面,基於推廣國貨的理由,上海的諸多民間社團也曾開展過轟轟烈烈的統一校服運動,1931年,上海中華職業教育社、中華婦女節制會、家庭日新會等社會團體發起會議,邀請各中小學校長與會,討論統一校服問題,其間還自己設計小學女生校服以求大力推廣。不過,這些運動由於各種原因,對實際校園中校服並無多大影響。
愛國的統一校服
1934年,國民政府開始在全國轟轟烈烈地推動「新生活運動」,這場運動以學校成為中心和基地,統一校服成了一個能迅速改變學生面貌的舉措,既兼思想教育又兼國貨宣傳,遂被重視起來。
最早推動校服統一運動的為各省「服用國貨委員會」,其後由教育部統一指揮,各省教育廳用行政命令強力推進,制定時間表及實施細節,以求兩年之內將學校面貌一新。中國既有清末以來「愛用國貨,抵制洋貨」的傳統,又有日寇日益逼近的危機,1934年第二卷《我存雜誌》刊載《教廳訂頒中等學校服用國貨辦法》其中談及統一校服的目的,就是拿愛國作為口號:「(浙江省)教育廳鑑於我國經濟衰落,洋貨輸入日增,非提倡服用國貨,不足以資補救而推進生產。」而浙江教育廳在浙江省服用國貨委員會制定辦法之外,「現復訂製浙江省中等學校服用國貨辦法一種。」「一、教職員及學生服裝,一律採用國貨;二、學校一切用品,除萬不得已外,均應採用國貨;三、各學校如設有商店或消費合作社,應一律經售國貨,四、教職員及學生應共同組織服裝用品檢查委員會,規定檢查及處罰辦法;五、演講關於國內外工商業情況,以激發愛國觀念;六、隨時揭示國貨與外國貨不同之點,或參觀國貨工廠及國貨展覽會,以增進對於國貨之認識;七、徵求或調查新出之國貨名稱、種類、商標及其樣品,以資介紹用。」
相比之下,上海對於推廣統一校服,雖理由所有側重,但力度照樣強硬。1934年9月9日《申報》刊載《本市中小學生制服統一辦法 市教局令各校遵照辦理》云:「上海市教育局訓令,公私立中等學校及小學雲查本市公私立中等學校及小學學生制服,其已製備者固屬甚多,而尚未製備者亦復不少,即已製備之式樣質色,又復參差不齊,為求整齊兼壯觀瞻計,殊有統一之必要。」「(一)上海市教育局為統一本市公私立中等學校、及小學學生服起見,特依照教育部頒行學生制服規程,參酌本市地方情形制定本辦法。(二)本市公私立中等學校、及小學學生自二十三年度起,均應遵照部定學生制服規程、一律穿著制服方得入學。(三)中小學校學生制服式樣、顏色、應依照左列各款之規定。」「中小學校二十三年度第一學期,新生及插班生制服均須依照,本辦法之規定製備,舊生原有制服未破損者,仍準穿著,重製時亦應依照本辦法辦理。……(十一)本辦法限期二年完成自二十五年度第一學期起,各中小學校學生制服概須劃一不得參差。」
8月25日,上海市教育局:「日前曾召集中小學校校長開會徵詢意見,大體均已決定,惟高中男生制服,用學生裝抑中山裝,軍帽用硬頂抑軟頂,業由市教育局電部請示,一俟得到復電,即可決定,公布施行。」9月12日《申報》刊載《中小學統一制服後 各廠號競送制服樣品》:「市教育局頒布本市中小學生制服統一辦法後,各廠號多到局索取該項辦法,趕製制服樣品,以便送局審查,惟此項樣品,必須絕對採用國產質料。」
國民政府重點建設的市立中學乃為運動的標兵,《新上海》寫道:「上海市北中學學生穿了筆挺的制服,來杭州遊覽,在鬧街上排了四行的隊伍慢慢地走,杭州的警察竟看他們走,也不管他們妨礙交通。最滑稽的是那位軍訓教官,全身美式配備,手裡拿了根棒,嘟起了嘴唇,看去有些趾高氣揚的樣子。」
統一校服的經濟問題
不過運動剛開展,就碰到一個巨大的難題,那就是錢。1935年上海立達學園制定《限期完成統一學生制服辦法》。「各級學校學生須穿著規定之制服,教育部早有明令。近日上海市教育局又嚴令所屬各校限期完成統一學生制服,本學園決自下學期起,厲行統一學生制服。」按照這份規定來看,初高中男女生都需準備三套制服。比如高中男生需灰色呢學生裝一套(連帽),六元,灰色呢大衣,駱駝絨裡子,價約八元。黃布學生裝兩套(連帽),六元,而當時工人一個月工資也就是五元。「以後高初中女生之外衣,除用制服外,不得穿著其他任何衣服。至高初中男生,則長袍長衫等便服概不得帶至學校。」
而在校園外,對於統一校服的費用質疑成為了主流,吳用九於《進修半月刊》提出,統一校服,根本沒有考慮城市一般平民和廣大鄉村實際:「貧苦人家,兄衣弟穿,父衣子穿,大小相襲,補衲修改,非至毫無辦法,絕不捨棄。」制式校服不如在鄉村改為中國式短衣。他總結其一共有多點好處:其一是做工比制服易得。其二是學生裝價格昂貴,鄉村兒童多貧困,「如再令其出錢購買制服,是無異拒其子女之入學。」
上海出版的《教師之友》雜誌是多次校服問題討論的陣地。1936年第二卷第3期開闢專版討論校服問題。其中,有朱鴻翔、秦啟文、陸天三人合著《做校服》一篇,設計一門課程,在做校服中,教會學生認識尺等單位的度量,計算布匹剪裁。易觀光《普及教育聲中的學生服裝問題》一文採取了懷疑的態度:「在我們這個國度裡,尤其在這個年頭兒,天災人禍,兩相煎迫,農村破產,百業蕭條,我們在普及教育聲中,應該要解除這條鎖鏈,不要做校服。」在他看來,做兒童校服,不過是形式上的齊整,「要做冷天的黑制服,熱天的白制服,黃色童子軍服,女生加條黑裙子,一口氣拿出十幾塊錢來,是毫不費周折而且情願。」第8期盧素新一文認為統一校服確有必要,但是方法要細化:「有錢的兒童,穿起鮮豔的新衣服,耀武揚威,自炫傲慢。窮困的兒童終日終年穿著破舊的衣服,相形見絀,未免要發生自卑自鄙的心理。」「沒有錢的,便不送兒童進校。」「我們中國人,對於兒童的服裝一向不注意的,如臃腫不堪,緊狹難著,或是過長過短,這不但沒有美的觀念,而且是不衛生。」「有些學校往往因為不做校服,碰到開運動會,童子軍大檢閱,也不去參加了。」「我們做校服為提倡國貨,培養中國人穿中國貨的這種愛國理念。」
1937年第三卷,又有校服問題的討論。任福山《校服問題的討論》將問題分為兩個立場,一個為大眾的立場,另一個為經濟的立場:「兒童的服裝,對於身體的發育衛生和心理健康,的確都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在大多數的經濟破產的鄉村兒童家庭,不合於身體的發育衛生和心理健康的設施,又豈止服裝問題一項。」「他們那種慘苦的生活,簡直不是中產以上階級所能夢想到的。」「敝校的制服標準算是很低了,本地染的藍色細布褲褂一套,舊式便裝即可。為什麼不叫校服而叫制服呢?因為學生不能製備多件,四季服用。」「若雲學校代墊代做,恐怕也不是大多數鄉村小學所能辦得到的。」「在鄉村經濟問題沒有解決以前,還是不要強制的求消費方面的整齊劃一,而要求生產建設方面的整齊劃一,精神振作方面的整齊劃一。」所以校服問題,最好按照地方情形。王橋寫道:「鄉村的民眾們,在整個受教育的領域中,他們佔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失掉讀書的機會的,我們儘量的收納他們的子女到學校裡去受上幾年的義務教育,已經就是矮子裡拔將軍的選出來的。」「我們在辦普通的義務教育,是求一般農家子都可以入學,假如,我們用經濟條件來淘汰他們,結果不還是辦成貴族化的教育和形式化的教育嗎?」「即使孩子們自己來做校服,也只僅限於家道尚可維持的孩子們身上。一年一身,已是精疲力竭了,一年兩身,真是宰了他們也無法應付。」所以,校服的製作「要因地制宜的來定標準。」楊潛萊建議:「如兒童經濟實在不可能,那末由校備制若干身,在遠足、運動、體操時借給他們用。」
作為一所農村短期小學的教師,張曉光建議:「我辦的是一所新設的短期小學,一年來我遇到的最大而不容易解決的難題,就是一個 學生難以入學 。因為他們都窮的不能自願地送他的孩子們入學,所以我的學生們的來校,都是官方強迫的。強迫不到,那就只有罰辦或拘禁之一法了。年來我遇到許多被罰禁的父母,然而我只是可憐同情這般做父母的。」「一般鄉村兒童,最普通的是一年只有三件替換衣服,冬天拿了夏天的單衣,著點棉花縫成棉衣。」「秋天的時候,穿上兩件單衣,變成袷衣」。在這種現實之下,主張以兒童的生產儲蓄來做校服。「我們不反對做校服,我們需要的是整齊誰都無異的。不過我們體念那些經濟無著的父母,是絕對地要拋棄一般學校要叫學生一口氣拿出十幾塊錢來的校服費不革惡病。我們抱的原則是要經濟,我們要注重實質,而不只顧外表的形式。」接著,他擬定了一個做校服的方法,一是衣服全部由家庭負責的原則,從縫紉、料子的購買或規定學方合作社整發,隨著各個學校環境而定的,但是必要在鄉間習慣的縫衣時節,將校服的質料、顏色審慎地規定劃一。「在縫衣節前,實行家長懇談會或家庭訪問等,和他們詳細的研討這個意思。」「訪問兒童的母姐,給他們講解不衛生衣服的弊害」,再將長短尺寸和方法告訴他們。
劃一的校服,劃一的精神
儘管1934年後,上海全市至多只有三分之一學校實行了新校服制,然而,在抗日救國的高漲環境下,統一制服之下,學校急速地開始了愛國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培養。與新生活運動相結合,升國旗、晨會課制度、三民主義黨課乃至洗澡須用冷水都成為學校教育的內容,這種「樸素」作風與意志的磨練成為學校對學生愛國主義與集體主義教育的必然表現。1934年,南京市市長石瑛籤署公告,明令規定首都學校服式:「中小學學生一律須穿本國粗布制服,女學生須穿本國粗布褂、粗布裙。女生不得燙髮擦粉,男生須剪平頭或剃光頭。男女教員須穿本國粗布衣,女教員不得燙髮擦粉。如有違者即惟校長是問,輕者警告,重者記過,或撤職。」
而當時位居江蘇中學之首的江蘇省立上海中學堪稱典範。張根法於1936年第3卷第3期《青年月刊》《「教」「訓」「軍」合一的江蘇省立上海中學》一文記敘道:「學生的制服都嶄齊一律,高中生全體是草黃色學生軍制服,女生全體是 青一色 的旗袍;初中則全體童子軍制服,別的雜色衣服不但不能在校中穿,而連在寢室內掛在衣架上也是不容許的,不然就有 吃大菜 的危險。」「全校學生一律實施嚴格的軍事訓練,因此在生活上所表現的都是嚴肅整齊,男生全體是剃光頭或平頂……校長及導師以身作則,不穿洋裝,改成光頭,完成(全)與學生打成一片,除年齡能斷定這是先生外,其餘完全是學生化。」
文章介紹道,學校的普通一天是這樣開始的:「學生一律早睡早起,在五更雞啼,天剛發白的當兒……以短促二十分鐘時間作為學生洗漱,整理內務及打掃寢室的時間之總和。 考美 的運動,由各常務導師值日檢查,清潔。」「接著很快的集合號又大大地吹著,以三分鐘為集合的標準時間,在一個大操場上先行舉行升旗儀式,接著練習體操,再跑完三大圈。「態度是嚴肅的,就沒有談笑風氣的情況,只能得到一二三四或大家努力的口令從近二千個青年男女喉嚨中所發出的雄壯」。等到跑步停止,用高亮的聲調唱「我校所特有晨會歌,最後大家咬緊著牙齒,捏緊著拳頭拍掌嗔怒地喊一聲 不要忘了九一八 每天的晨會才算結束。」「吃早飯,總務長的口令 挨次序,目標飯廳,便步走 。再等執星官吹一聲警笛的聲音,大家方努力加餐。幾位訓導先生虎視眈眈地監視著,決不能講半句話。」
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在南昌行營擴大紀念周上講演《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是什麼?簡單的講,就是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軍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勞……能隨時為國犧牲!……養成這種臨時可以與敵人拼命為國犧牲的國民,就要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軍事化。所謂軍事化,就是要整齊、清潔、簡單、樸素,也必須如此,才能合乎禮義廉恥,適於現代生存,配做一個現代的國民。」
所以,一位王橋在《教師之友》寫道:「我們盡可以規定同一色調的,用最便宜的國布做的普通衣服來做校服,不必求其新,只求其清潔就可以。穿上整齊一色的普通清潔衣服,一樣的有精神可以劃一服裝。」
(作者系媒體人士)
本文來源:東方早報 責任編輯: 王曉易_NE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