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年譜長編》（上下卷），劉桂秋著，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1251頁，498.00元唐文治（1865-1954），著名國學大家，字穎侯，號蔚芝，晚號茹經，光緒十八年中進士，官至清農工商部左侍郎兼署理尚書，入民國後曾任大學校長。他豐富的人生經歷引來不少學者的關注，在眾多研究成果中，最紮實的是江南大學人文學院劉桂秋編撰的《唐文治年譜長編》（以下簡稱「年譜」，引用僅標註頁碼）。筆者以前喜讀傳記，後感讀傳記不如讀年譜，因傳記寫作可避重就輕、溢美隱惡，而年譜有一份材料說一份話，沒有了水分，從而更少主觀色彩。一般以為編年譜易，其實，「年譜編撰是最花時間最吃功夫，同時也是最具有學術價值的一種治學方法。研究者在學術上的真知灼見被不動聲色地編織在資料的選擇和鋪陳中，而不像那些流行的學術明星。憑著膽子大就可以胡說八道」（陳思和，《學術年譜總序》，《東吳學術》2014年第五期）。
一
年譜長達一百四十三萬字，如此厚重，有幾大因素。一是譜主高壽；二是唐寶刀不老，耄耋之年還忙於學校管理、參政議政、著述、慈善等事務，普通人退休後就無事可記；三是作者對譜主材料「窮追不捨」，廣輯史料，盡最大努力去抵近歷史的真實面貌。
年譜作者耗時十年，上天下地找資源，從檔案館、圖書館、資料庫中發現諸多譜主未刊的佚文、函電、新聞報導及檔案。當年全國影響最大的報紙《申報》對唐文治的活動多有報導，作者藉助《申報》資料庫檢索到三十多萬字的相關內容，雖能提取文本，但準確度常打折扣，為此作者花費大量精力，比對提取版文本與影印版，以匡正錯漏。民國年間，《錫報》《新無錫》也刊有唐文治的作品與活動，可這些報紙沒有經過數位化處理，作者在無錫圖書館逐頁翻閱老報紙，尋找可用內容，然後逐字錄入。「晚清期刊全文資料庫」和「民國時期期刊全文資料庫」對年譜的寫作幫助甚大，作者從中找到許多有價值的信息。尋找這些文獻的過程是艱苦的，不僅考驗作者的耐心與定力，也考驗著信息搜尋能力。讀罷年譜，深為作者發現資料、挖掘資料、考證資料的實力而驚嘆。
正是基於翔實的史料，譜主的形象豐富而立體。如唐文治在南京鄉試中闖關成功。唐自訂年譜對三場考試題目都有記載，作者從顧廷龍主編的《清代硃卷集成》中找到唐的考卷與閱卷者的批語收入年譜，不僅有助於讀者了解十八歲的唐文治的應試水平，也讓讀者對中國科舉考試有更直接的感知。
編撰年譜時，作者注重資料的全面性與平衡性。如1882年5月6日，十八歲的唐文治在家鄉參加了一次「群體事件」，七十來名太倉文人來到政府大院，面呈州縣領導，要求阻止基督教牧師吳虹玉來太倉購屋傳教。唐文治曾記其經過。年譜除採用唐氏所記外，又搜尋到當事另一方《吳虹玉牧師自傳》的相關內容（42-43頁）。用兩造不同的記錄，讓讀者對事件有更全面的認知。畢竟吳虹玉聲名不彰，編撰此條目時，慣常做法是引用唐文治所記，而作者編撰年譜時，會以這個人、這件事為中心，生發開來，竭盡所能地去找與之相關的資料，由是他在《近代中國》1997年第七輯找到《吳虹玉牧師自傳》一文，將不同立場的兩方資料都載入年譜，體現了學術研究的客觀與中立。
作者的發散性思維與強大的資料搜索能力，使年譜有著豐富的史料價值。如1894年，唐文治正當而立，其妻鬱夫人因難產早逝，藉助唐好友王清穆的《知恥齋日記》，作者呈現了唐文治的崇儒抑佛與當年的厚葬之禮：「然吾親見所辦棺木及漆工，費至八十餘金，冠帶衣衾之類，費至四十餘金，雖事出倉皇，而未肯稍涉簡率。發引之日，槓房亦費至四十金，凡可以從俗者未嘗不勉力以求如禮，而止獨延僧誦經一事，則決然不為。……同往夕照寺賃屋一間，為其夫人鬱冰雪出殯之所，每月房金一兩二錢。」（92頁）一次喪葬，不僅花光了唐的積蓄，且讓他債臺高築，多虧王清穆出城見了孫培元，幫唐借了「四十金」。
鬱夫人去世時，正值中日大戰，中方一敗再敗，日軍直逼東北，京城人心惶惶，紛紛逃離，唐文治雖在官場，但級別尚低，加之其母三寸金蓮、行動不便，自身也剛喪偶，入不敷出，想要逃走，既無財力，又受母親牽累，極為無助無奈。1894年11月1日《知恥齋日記》寫道：「晨，訪蔚芝，論及去留大節，我兩人皆由科第竊祿於朝，際此國家有事，既不能盡一手一足之勞，稍冀圖報於萬一，乃以閒曹無職守為解，忍而去此，雖得性命苟延，尚何面目立於人世耶！故各以鎮靜不動相慰勉，死生有命，聽之而已。蔚芝於《易》理有功夫，因請筮之，見其揲蓍掛扐不盡泥古法，筮畢，得大過之小過，蔚芝則謂非吉，餘思駁象精微，難於窺測，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97頁）由這段史料不難看出唐文治這位小京官在時代大潮降臨時的焦慮不安，亦可得知佔卜這項「基本功」在紳商界的流行。
二
「年譜」作為個人的編年史，一般被歸入「譜牒學」與「歷史學」範疇，是中國獨有的傳統述史體裁。唐文治自小就喜讀名人年譜：「餘弱冠時，讀陸稼書、湯潛庵、張楊園暨吾鄉陸、陳諸先生年譜，心嚮往之。復讀《朱子年譜》，更大好之，遂有必為聖賢之志。中年讀羅羅山、胡潤芝、曾滌笙、左季高諸先生年譜，志氣發揚，更慨然以建功立業為事。」（97頁）七十歲時，他編撰印刊了僅五萬餘字的《茹經先生自訂年譜》，雖然簡略，卻為年譜長編提供了極有價值的信息，也為後人留下了珍貴史料。
維新變法後，唐文治進入中央政府決策外層，對清末政治運作有了近距離的觀察。此時的中國正處於王朝末年，風雲激蕩。如義和團運動期間，唐在總理衙門當差，身處旋渦的中心、決策的前沿，他對義和團的記載與評價，與現在的主流表述多不一致；唐在商部握有許可權時，切身感受到權力的巨大含金量與官場的腐敗：「（1905）正月，粵商張弼士入都，請辦三水佛山鐵路，並在山東開辦葡萄釀酒公司。餘為具奏，邀準。張瀕行饋餘二千金，餘辭之，至於再三，張滋不悅，則嚴卻之。其後粵商張煜南請辦潮汕鐵路，閩商林爾嘉請辦福州銀行，均饋巨金，一律峻拒。」（296頁）對欣賞自己的慈禧太后，唐敬中有怨：「是年（1905），皇太后壽辰，賞大壽字一副、玉如意一柄。自署侍郎後，每遇令節，必蒙恩賜，如綢緞、普洱茶、春條等。文治每感極而嘆曰：『恩禮如此，使臣工僕僕亟拜，何若信用臣言，改良政治為愈乎？』」（305頁）這也從側面證明，慈禧善於籠絡高層卻缺少政治遠見。
1907年，當唐文治離開中樞到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即現上海交通大學前身）任職後，年譜中所見證的不再是政府的運作，而是中國高等教育的緩慢成長：還在幼年的上海交大只有幾十名教職員，許多院系領導由外國人擔綱，學生所使用的專業教材都是英文版的，畢業生每年僅幾十人。唐文治掌舵十三年，為交大成為世界名校夯實了基礎。
作為中體西用的信奉者，唐文治強調學習西洋科技，不能排外，但他認為面對外來文明的強大衝擊，更要尊孔讀經，「一讀十三經，二讀國文」。可新文化運動如日中天，四處一片「打倒孔家店」聲，「廢經者世奉為大功，崇拜恐後，餘向者腹非之而不敢言」，唐文治認為這股反孔潮流危害甚大，造成了人心敗壞，「迄乎今日，廢經之效亦大可睹矣！新道德既茫無所知，而舊道德則掃地殆盡，世道至於此，人心至於此，風俗士品至於此，大可閔也。且夫我國之倫常綱紀，政教法度，具備於十三經」（唐文治，《中學國文新讀本序》，《菇經堂文集二編》卷五）。然而，這套尊孔之論很不合時宜，唐文治只能在自己主政的校園裡堅持讀經尊孔，1917年8月27日的祀孔典禮尤為隆重：「祀孔樂章，……配以佾午，一時彬彬焉，雍雍焉，稱極盛矣！」
一些受新文化洗禮的學生，認為唐文治校長所為是在「開倒車」。「以侯紹裘為代表的一批具有先進思想的學生，對校內的尊孔讀經表現了強烈的不滿，他們高呼『打倒孔家店！』砸爛了學校裡的孔子牌位。學生們的這一行動，使唐文治感到痛心疾首，終於決定把學生領袖侯紹裘秘密開除出校。侯紹裘學業成績優秀，作文尤為出色（曾在國文大賽得獎）。在唐文治的心目中，侯紹裘是一位有才華的優秀學生。可就是這位受過唐文治多年薰陶的學生，竟如此『大逆不道』，他認為不開除不能維護封建禮教。」（《交通大學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70頁）
1920年暑假，侯紹裘被開除，11月，唐文治毅然辭去主政了十三年的校長崗位，來到無錫創辦國學專科學校。此時他五十五歲，且雙目失明。
三
無錫國專定位於國學，相當於現在大學中文系的古典文學方向，招生時不考數理化與外語，只考四書五經方面的知識。國專學制是三年，每年招生數在三十人到九十人之間，最多時，校內有兩百多名學生，教職員工二十來人。三十年間，無錫國專的畢業生不足千人，但它以「小而精」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批人才：唐蘭、王蘧常、蔣天樞、吳其昌、錢仲聯、王紹曾、魏建猷、江辛眉、湯志鈞、楊廷福、許威漢、曹道衡、範敬宜、馮其庸這些文史大家都是唐的弟子，他們的名字讓無錫國專與大牌學校相比也並不遜色。「大凡我國的文科大學或者是綜合性大學文史哲專業科系中，基本上都有無錫國專的畢業生，而且多是某一學術領域的權威、專家。在培養國學人才這點上，國專可以和任何一所專科以上大學的文史哲系相媲美。」（吳湉南，《無錫國專與現代國學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229頁）
藉助於這批學有所成的眾門生，唐文治及無錫國專在消逝一個甲子後，仍為學界所關注。陳平原教授對無錫國專的辦學成績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它是傳統書院現代轉型的成功典範，並認為國專成功的背後有「無錫」元素，「一地學風與一地民風相勾連，無錫國專之得以成功，與當地士紳的財政支持，以及民間的文化需求大有關係。有意講學的『當世大儒』，非只唐文治一家；借私人講學弘揚國粹的，也非只無錫國專一處。但只有無錫國專能夠獲得足夠的本地生源，以及相對充裕的辦學經費」（陳平原，《傳統書院的現代轉型——以無錫國專為中心》，《學術中國》2001年第一期）。無錫國專成就了唐文治，唐文治也成就了無錫國專，唐被認為是無錫人才引進史上最成功的範例。
劉桂秋先生2011年曾編撰出版《無錫國專編年事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在此基礎上，他對唐任無錫國專校長三十載的歷史梳理得更為詳備。可以說，年譜的出版，對當下的唐文治研究在文獻資料方面做了較好的補充，為致力於唐文治研究的學者提供了詳盡的唐文治的人生軌跡，展現了唐文治的國學教育的發展脈絡。
四
作為當時的大儒，唐文治對儒學的信仰從未動搖過，他一生孜孜追求的便是正人心、救人命：正人心是辦學、著文，讓孔學深入人心；救人命則是利用自己的影響，動員有產者為災民救急。年譜中有大量這方面的記載。
為正人心，唐文治反覆強調忠、孝等美德，可唐家卻出了一個不孝子。1936年，唐的幼子、正擔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蘇州分行經理的唐慶永離家出走，獨自與情人去了成都，不曾給妻子兒子寫過一信一字。1938年，唐文治得知慶永在四川成都後，作了「懷古」詩五首寄去，勸慶永回家，慶永不理，仍與情人過著同居生活。（呂成冬，《唐文治家族研究》，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42頁）與此同時，唐文治的三個兒子全都赴美留學。這也說明，雖然唐在無錫國專強調傳統教育、推崇國學，可他也贊同物質層面上中國需要向西方學習。這種中體西用的中庸思想為唐所堅持，卻也在學界遭到杯葛。對此，唐的內在思想有沒有張力？可惜年譜中未能呈現。這主要是因為唐的家書都遺失不存，年譜引用的資料多屬印刷品，缺少未公開的日記與信函，使得唐文治的「本我」仍隱藏在冰山下。年譜中沒有唐的收入記載，而唐本人1935年的自訂年譜也從不披露其財產變動情況。按理說，唐在政府任職、在上海與無錫擔任校長，都應有工資記錄，可這一切都不存，也讓年譜留下不小的遺憾。
上述信息的缺席，說明《唐文治年譜長編》尚有提升空間，但在現有的條件下，作者已做了最大的努力。就筆者所知，對學問之虔誠，對名利之淡漠，對朋友之關心，無出桂秋先生之右，正如虞萬裡先生在序中的評價，「沉潛篤學，刊落聲華，不汲汲於課題之立項，每欣欣於史實之抉發，為學多方，深造獨得，尤究心於鄉邦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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