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在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社基礎上成立了生活出版合作社，對外稱生活書店。生活書店成立伊始，即以「努力為社會服務，竭誠謀讀者便利」為宗旨，出版發行了大批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書籍，在廣大讀者中產生巨大反響。尤其是，在極其艱苦困難的戰時狀態下，生活書店逆勢而為、快速崛起，成為抗戰文化出版事業的一面旗幟。
「圖書生產能力不減反增」
生活書店成立之初，規模並不大。除上海總店外，僅設漢口、廣州兩個分店以及香港的安生書店。
八一三淞滬會戰後，生活書店總店內遷漢口，武漢淪陷後再遷重慶。在鄒韜奮、徐伯昕的主持下，生活書店及時調整出版方針，竭盡所能為全面抗戰服務。不到兩年時間，便相繼在大後方和東南亞設立55家分店和支店，快速建立起全國性發行網絡，各項業務蒸蒸日上，成為繼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和開明書局之後的第六大書局。
生活出版合作社組織系統圖
時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對鄒韜奮說「全中國出版家有成績者僅爾我兩家」，並表示「我館裡幹部老了，你店全是青年幹部，真是了不起」。
生活書店的崛起，堪稱抗戰時期的出版奇蹟。它之所以在如此艱困的條件下異軍突起，與總店內遷後仍自覺依託上海強大的印刷出版能力大有關係，也與中國共產黨的暗助和支撐密不可分。
生活書店總店內遷後，上海遂由總店變為分店，僅留王泰雷、黃曉萍等少數幾人堅守「孤島」。內地業務的大幅拓展，意味著對戰時讀物的需求激增，而「內地造貨成本飛速地加重，印刷、紙張等條件愈益困難」，就使得生活書店更加仰賴上海的印刷能力。因此，上海分店的圖書出版能力不減反增。
徐伯昕在1939年8月12日出版的《店務通訊》第60號發文稱：我店在上海的工作，從八一三淞滬會戰後把重心移向內地，但並沒有把這十餘年來建立起的文化根據地輕易放棄，更沒有忘掉歷年來愛護我們事業的留在「孤島」上的許多讀者。同時，我們也估計到我店在敵人的威脅下，免不了要受到日本強盜的殘暴摧毀，所以早就做了有效的準備。但在這整整二周年的抗戰期間，在「孤島」已不知受到了多少次的嚴重壓迫，我們不但不停頓，更在增強力量。當然，物質的損失，為數已屬不小。而我們在「孤島」上的戰士的艱苦奮鬥，也是值得敬佩的。
生活書店昆明分店門頭廣告
生活書店上海分店不但人少，而且處境險惡，1938年開始不得不分三部分轉入地下：一是在福州路378號開設遠東圖書雜誌公司；二是在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河南路口中匯大樓以「時雍申莊」名義進行出版工作；三是在薩坡賽路（今淡水路）18號秘密辦公。
但相比於內地，「孤島」時期的上海還是有一些獨特優勢。比如，因眾多出版機構內遷，印刷業陷於休業狀態，排印和裝訂工價都跌到了最低紀錄，「紙張雖沒有新貨進口，也是價格停滯」。
徐伯昕曾對上海與香港、桂林、重慶四地的造貨成本做過比較，發現上海優勢明顯———單就印刷、紙張的成本而論，假定一本書在上海的造貨成本為100元，香港需要168元，桂林330元，重慶448元。同時，上海不僅造貨成本低，而且運出來的成本也最低。
1939年重慶「五三」「五四」大轟炸後，生活書店總管理處人員積極搶救財物。
由此，徐伯昕得出結論：加強上海的造貨，但所發稿件以不妨礙當地環境為原則；適量擴展香港造貨能力，使不適宜於上海或為內地印刷條件所限制的出版品得以供應；加強運輸站，使桂林不必要的造貨也能移出去，以減輕成本；暢銷貨和常銷貨補充仍由總處根據實際需要和經濟能力做有計劃分配，歸上海印造供給。
據統計，僅1939年生活書店在上海出版新書和重版書就達123種，其中初版至少57種，且絕大多數為抗戰讀物和介紹共產主義思想的讀物。
比如，《辯證認識論》《資本主義》《什麼是統一戰線》《什麼是階級》《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帝國主義》以及《研習資本論入門》《僱傭勞動與資本》《政治經濟學論叢》《〈資本論〉通信集》《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恩格斯論〈資本論〉》《帝國主義論增訂本》。
又如，《實踐與理論》《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辯證法唯物論回答》《蘇聯的民主》《馬恩科學的文學論》《科學歷史觀教程》《新婦女論》《中國工人運動史》《抗戰中的中國叢刊：魯閩風雲》。
「向大後方發行進步書籍」
以上海為造貨中心雖有優勢，但如何將印好的書籍運往內地發售是一個棘手問題。
抗戰前，上海出版業的優勢地位是靠無遠弗屆的龐大發行網絡支撐起來的。這個發行網絡不僅覆蓋全國，而且遠及東南亞，甚至在舊金山、紐約也有銷售網點。抗戰爆發後，東北淪陷，華北淪陷，東南淪陷，華中淪陷，最後東南亞淪陷，這一龐大的發行網絡被切割和肢解了，跨區域的統一市場不復存在。
八一三淞滬會戰後不久，日軍即佔據世界書局在虹口的總廠，籌組為華中印書局，兼管日佔區的出版業，並負責教科書承印。南京偽政府成立「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對商務、中華和世界等書局的中小學課本進行刪改，並組織力量編輯出版所謂新教材。
在此大背景下，浦東塘東小學即因「仍讀中華書局出版之國語常識課本」，校長張文豪被日本憲兵逮捕。至於其他「非法」讀物，更在嚴厲查禁之列，如1942年1月偽水巡隊一次即查禁浦江崇明船上的《僱傭勞動與資本》《史達林與文化》《在德國女牢中》《未來的歐洲大戰》等「共產書籍」29捆，約2000本。
與之相應，生活書店的出版發行不僅隨時有可能受到工部局的監視、警告、限制，而且還要面對日偽勢力的滲透、幹預、查封和伺機迫害。如何突破重重封鎖線向大後方發行進步抗戰書籍？這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暗助與支撐。
1939年6月，生活書店為前線戰士撰寫慰勞信並組織競賽，黃寶珣一組以642封獲首獎。
生活書店上海分店名義上不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出版機構，但其主要組織成員如鄒韜奮、胡愈之、徐伯昕等，均與中共有著密切關係，或者本人即是中共黨員。全國解放前夕，中共高層在擘畫新中國出版事業藍圖時，一度擬將三聯書店（其前身為生活書店、新知書店和讀書出版社）改為國營最大書店，可見生活書店與中共的密切關係。
徐伯昕回憶，1940年秋季，「上海地下黨與三書店駐滬辦事處人員商量，派幹部到蘇北和蘇中開設大眾書店，由於三書店在上海設有聯絡機構，因而蘇北根據地出版工作堅持時間持久」。正因為有中共力量的支撐，生活書店上海分店不但在蘇北創立大眾書店，通過地下渠道將書籍發往全國各地，而且還有計劃地在上海成立商行來敷補經濟問題。
1939年4月，生活出版合作社第五屆理事會會議上提出新的業務方針和工作原則。
總之，抗戰時期生活書店以頑強的出版發行能力創造了一個奇蹟，為大後方源源不斷地供應精神食糧，成為激勵全國各族人民英勇抗戰、邁向最終勝利的精神力量。
（作者：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 周武）
《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9-1940》
上海韜奮紀念館 編
中華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