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啟動。這場在960萬平方公裡土地上展開的新的教育革命，改變了教育教學方式，確立了全新的教育管理制度框架，重塑了1700萬教師的教育生活方式，改變了2.8億學生的學習方式，甚至還在以更深的力量改變著國家的未來。
當時間進入2021年，我們該以怎樣的姿態回望這場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教育改革，為此我們特別訪問了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教育創新研究院院長、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原領導班子成員劉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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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的社會大討論「引發」了課程改革
中國教師報：您是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重要的參與者和推動者，我們都知道，2001年6月《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的印發，標誌著新課改的啟動，能介紹一下當時這個文件出臺的背景嗎？
劉堅：啟動課程改革要從一場大討論說起。1997年《北京文學》以「憂思中國語文教育」為題發表了一組文章，包括鄒靜之的《女兒的作業》、王麗的《我的語文教學手記》、薛毅的《文學教育的悲哀——一次演講》，引發了全國語文教育大討論。而我歷時10年主持研究與實驗的「21世紀中國數學教育展望——大眾數學的理論與實踐」 課題成果也引起了教育部和數學教育界的廣泛關注，這都表明人們在自發尋求改革的突破口。
其實早在1996年，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項目資金的支持下，教育部基礎教育司的有關人員已經組織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高校及中央教科所的課程專家，對全國九年義務教育課程的實施狀況展開調查。
在現狀調查分析、國際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參與課程改革準備工作的理論和實踐工作者從1998年開始著手起草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工作的指導性文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
1999年1月，教育部成立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專家工作組」，由來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地方行政和教研系統的課程、教學、心理、評價等方面的專家代表37人組成。專家組就基礎教育課程目標、課程結構與設置、課程標準、考試、評價、實驗區工作以及各門學科課程標準研製、綜合課程設計、農村課程改革、課程政策重建等專題，先後召開上百次的研討會，逐步形成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徵求意見稿）》和《義務教育階段課程設置方案（徵求意見稿）》。同時，優先啟動語文、數學、品德與生活三門學科課程標準的研製工作。
2001年5月，教育部在北京召開了包括多位院士在內的「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標準專家審議會」。6月1日下午，新世紀的第一個兒童節，教育部黨組全面審議並原則通過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以及《義務教育課程設置實驗方案》和19個學科的課程標準（實驗稿）， 並決定當年秋季開始實驗。
今天回顧這段歷程，漫長而又自發的草根氣息造就了良好的學術氛圍，讓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一線教師醞釀出共同的願景，產生了一大批課程改革的靈魂人物；至今，他們仍以各種方式活躍在課程改革的舞臺上，不是因為制度安排，而是出於同樣的價值追求與使命擔當——「為了每位學生的發展，為了中華民族的振興」。
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1999年8月，我調到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分管課程改革，主要承擔與新課程研製、實驗和推廣相關的組織與業務協調工作，這項工作一做就是14年。
課程標準研製工作的四大突破
中國教師報：有人認為，本次課程改革無論在深度還是在廣度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回望過去，您認為本次課改在組織課程標準研製工作方面取得了哪些突破？
劉堅：在我看來，新一輪課程改革在組織課程標準研製工作方面，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其一，組建課程標準研製專家的方式發生重大變化。過去都是由國家教育行政機關委託某個權威單位或某幾位知名專家制定教學大綱，而本次課程改革實行招投標制，一輪隱名評審、兩輪交流討論，然後籤訂委託協議。這樣的程序使一大批35-50歲的中青年專家有機會脫穎而出，擔當新世紀國家課程文件的研製工作。
其二，形成了課程標準開發的「中國範式」。過去，受委託的「教學大綱研製」專家組往往根據領導意圖召開一些座談會，在原有教學大綱的基礎上直接修改形成文稿，報送行政審批。本輪課程改革，所有新組建的課程標準研製組，首先要帶領全組成員開展五項基礎研究——現狀調查、學科前沿、國際比較、學習規律、歷史脈絡等；在此基礎上形成課程框架，最後才能進入課程標準文本的撰寫、成稿階段。
其三，課程標準的諮詢決策程序更加開放。由課程標準研製組撰寫的課程標準不僅要向學術界徵求意見，還要在全國範圍內統一選擇的具有廣泛代表性的10個地區向廣大一線教師徵集意見，更曾經委託上海現代教育研究所組織了67個大型國資、合資的企業界負責人聽取意見，向民主黨派徵求意見，研製組必須對徵集的每一條意見認真研究，寫明處理意見，存檔備查。
其四，課程標準研製組的組織文化有了歷史性轉變。這一輪課程改革過程中組建的42個專家組，不斷倡導一種民主、平等、對話、協商的新型組織文化，提倡討價還價式的交流與協商，鼓勵不同觀點之間的建設性對抗；同時明確：工作上遇到困難以「國家利益為重」，觀點上有了爭執以「學生發展為本」。
現在看來，這些變化構成了一個國家開展課程政策研究必須遵循的程序文明與組織文化的核心內容，可以比較好地保證出臺的課程標準是高質量、能夠經受歷史檢驗的。
萬般艱難推課改
中國教師報：課改啟動了，文件頒布了，但並不意味著能被廣泛理解和接受，在推進課程改革的過程中，您曾經碰到過哪些困難和挫折？
劉堅：新課程從誕生的那一天起一直遭遇十分強大的反對聲。其實早在新課程醞釀之初，我們就已經面臨著許多困難和挫折。當時我們拿著課程標準初稿徵求意見時，質疑聲同樣不絕於耳。1999年5月，在南京舉行的華東區徵求意見會上，已故知名數學教育前輩馬明先生當時語重心長地對與會者說，只要我們承認現行的數學教學大綱存在20%的問題，為什麼我們不能容忍新研製的課程標準有20%的不足呢？
1999年11月，研製組內圍繞平面幾何的有關內容到底如何處理形成了兩種不同意見，雙方相持不下。適逢一個全國性的數學教學會議在北京召開，我們連夜把不同方案形成摘要列印了100份，希望向與會者徵求意見，結果第二天一早趕到會場時卻遭到會議主辦者的拒絕，我們只好像當年地下黨散發傳單一樣，在會場外向與會者發放徵求意見資料。
這只是兩個小插曲，更大的困難在課改啟動之後。2005年兩會期間，多名科學家背景的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聯名提案要求立即停止數學課程標準的實驗工作，有關提案人對《光明日報》《數學通報》等媒體呼籲：數學課程標準破壞了上千年的數學體系，教師不好教、學生不好學，數學教學質量嚴重下降。
2006年，隨著高中課程改革首批實驗區廣東、山東、海南、寧夏等4個省份高考改革新方案的出臺，百分制與等級制、綜合素質評價與日常學習結果如何納入高校招生體制等話題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就連《人民日報》教育組組長也不得不面對新聞稿中「考綱與課標的關係，考試中心的負責人和課程中心的負責人各執一詞」這一描述表示疑惑：黨報到底該如何處理？
2010年前後，對新課程的批評聲再次升級。恰如2020年秋發生在南京某學校的事件，校長被圍攻，學生家長「無中生有」地質疑學校升學率下降，甚至無理要求學校承諾必須通過加班加點提高考試成績。
中國教師報：我們發現，在一些地方和學校，只要成績稍微有所波動，大家就會把板子打在課改身上，您怎麼看待新課程實施過程中的各種問題與論爭？
劉堅：前些年圍繞課程改革的討論，出現了不同的甚至是反對的聲音，這是社會進步的標誌，凸顯了學術繁榮。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是否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程序，使得關係青少年健康成長的課程方案和課程標準無論是研製還是實施，不再由少數人說了算；同時確保國家每5-10年就要對課程及實施狀況進行一次全面的調研和評估，建立起課程可持續發展的機制；我們的政府、學術界、媒體如何共建平等溝通、協商對話的學術文化？這不僅是本次課程改革的核心追求，對於國家振興、民族進步、學術繁榮和個人健康成長都具有十分深遠的歷史意義。
圍繞新課程的論爭不斷考驗著各方面的智慧與神經，迫使人們思考更深層次的問題：教育的本質到底是什麼？面對各種質疑與反對的聲音，我們準備好了嗎？我們能否真正遵循民主、開放、科學的原則，理性地面對並作出科學的判斷？
說一段插曲，2007年應蘋果公司邀請，我帶隊考察美國信息技術在學校中的應用。緬因州州長輾轉9小時飛抵加州，向我們介紹他是如果說服州議會同意撥專款持續支持緬因州所有7-8年級學生接受兩年網絡環境下的學習的。他堅持緬因州的教育必須進一步變革，跟上資訊時代的步伐，必須「讓自己跑得再快些」，否則將會成為「一頭餓死的獅子」「美國的下一代將會失去工作」「沒有了未來」。
課程改革過程中不斷有人質疑，本輪課程改革步子邁得太大，不合乎國情。今天，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應該更清醒地看到，落後只會挨打，劇烈的國際競爭和一日千裡的科技發展，沒有人因為你還沒準備好而停下前進的步伐。
其實20年後的今天，在深化課程改革的新時代，是每門課程都應服務、服從於立德樹人總目標，還是每門課程找到一塊落實立德樹人的「自留地」，自成一體發展學生的「學科思維」？這需要社會各界進行廣泛而專業的討論。以數學為例，義務教育的數學課程標準當然應該有數學家、數學教育專家深度參與，但這畢竟是義務教育，是指向每一位青少年兒童的教育，它沒有責任承擔特定領域的「思維模式」，除非有證據證明這樣的「學科思維模式」就是人的核心素養的重要組成部分。義務教育階段發現和保護每一名兒童與生俱來的好奇心與求知慾是第一要務。
從這個意義來說，有反對和質疑聲並不是一件壞事，真理越辯越明。
課程改革成在教師，校本教研是第二推動力
中國教師報：對教師來說，啟動課改是教育領域的「重大事件」，一些教師是欣然接受，但也有一些教師是「被逼成長」，您去過許多學校，與一線教師座談過很多次，教師在推動課改中發揮著什麼作用？
劉堅：我一直說的一句話是：課程改革成功在教師；還有一句話：課程改革困難在鄉村、阻力在城市。為什麼呢？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傳統的城鄉差別在新課程實施過程中並沒有進一步加劇， 倒是「人」 這個主觀因素可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年，大量一線普通教師投身課程改革的熱情與實踐感染著大家。
我們不可能讓所有的教師都接受良好的培訓、具備了勝任新課程能力之後再開始新課程實踐。實踐表明：更為有效的教師發展模式，是把新課程的實施過程看成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契機和主要平臺，我們不僅要使「培訓」成為教師的福利，更要使實踐新課程的過程成為教師成長的「搖籃」。
在共同願景下，最大限度地發揮教師的主動性、積極性與創造性，建立以校為本的教研製度自然成了新課程的「第二推動力」。我們看到，專業人員和廣大一線教師組成的學習共同體，對推動新課程有效實施發揮了重要的支撐作用。特別是在新課程處於來自各方面的質疑聲中，在「以校為本」理念下形成的、全民自覺學習並實踐新課程的文化環境，激發著教師不斷追尋心中的教育理想，「自下而上」的反作用力使新課程在一些地區生根開花、不可逆轉。
中國教師報：面對考試指揮棒，一線教師經常會產生巨大壓力，有這樣一種觀點，只要考試指揮棒不變，課改再改也沒用，師生還是負擔很重，您怎麼看待？
劉堅：我們經常聽到一種聲音，不是我們不想改，而是我們的上級只要升學率；但是10年過去了，同樣的話題同樣的埋怨今天依然存在。
心中有理想，就一定要想方設法讓它綻放。我們不可能等到高考改好了再去改革教育教學。退一步，只有當高考考體育時學校才開體育課，你認為這還是學校嗎？
20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我相信，好的局面正在形成，教師完全可以有所作為、大有作為。
教育工作者做好當下就是面向未來
中國教師報：新課程實施20年，您如何評價今天的中小學教育現狀？
劉堅：在扎紮實實實施新課程的地區和學校，我們可以欣慰地看到：與20年前比較，新課程給學校、給課堂、給教師和學生帶來了實實在在的變化，師生關係更加和諧，課堂氣氛更加民主，學生得到更多的尊重，課程內容更加貼近學生經驗，獲得知識不再成為學習的唯一目標，學校和教師的主動性、積極性得到進一步發揮，教師的專業發展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但是，我們更應清醒地認識到：面對一節節課堂、面對一天天的作業、面對一份份試卷，不少教師、學生主要看重的還僅僅是與中考、高考相關的文化課；課程內容繁、難、偏、舊和過於注重書本知識的狀況有所遏制，但教師追求高、深、難的情結依然普遍存在。同時，如何下大決心控制小學生、初中生無效學習時間，還學生自由歡樂的童年？如何最大限度地滿足學生的興趣愛好特長？如何調動學校和社會資源，開展跨學科學習與項目學習？如何加強與家長和社會的有效溝通，引導全社會理解和支持學校課程改革？這些問題依然亟待突破。
多年來，我國上海等地參加PISA測試的結果是一個真實寫照：紙筆測試成績全球名列前茅，但每周平均學習時間遙遙領先，學生主觀幸福感、合作式問題解決能力的相對表現、從事科學研究的意願等，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教育需要變革，但改革不能停留在開會講話、下發文件上。
中國教師報：20年是一個周期，現在回望，請您評價一下，新課程到底「新」在何處？
劉堅：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次課程改革，無不是把焦點更多集中在一些「具象」了的物質形態的變化上，這或多或少反映了新課程的「新」意所在，但是套用射擊場上的「靶子」，這些「新」意往往散落到6環、5環以外的「靶區」。
試想，一個未成年人，持續6年、9年乃至12年的時間，以單一的聽講、記憶、接受、模仿、機械訓練的方式學習人類已有的文明，對這個民族將意味著什麼？從某種意義上講，怎麼教比教什麼更重要，怎麼學比學什麼更重要。新一輪課程變革，把課程發展的重心指向教學方式的變革、學習方式的變革、評價方式的改革、管理方式的變革，這些方面的追求是新課程的應有之義，這些「落在」7環、8環甚至9環的地域，更加接近「靶心」。
新課程最重要也是最為本質的追求，是通過課程改革建立一種新的課程文化、新的課堂文化、新的教研文化、新的管理文化；希望藉此在師生之間、學生同伴之間、教師同伴之間、管理者與教師之間以及學校與社會之間，建立一種民主、開放、科學、平等、對話、協商的建設性新型夥伴關係；希望通過課程改革影響學校，通過學校影響下一代，向全社會注入集東西方先進文明於一體的文化元素。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這種環境中成長的人，自尊心將得到保護，自信心會進一步增強，責任感、合作意識、創造精神都將得到發展；孩子的學校生活會更幸福，人格更健全，心胸更開闊。
2020年9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科學家座談會時指出，「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對科學興趣的引導和培養要從娃娃抓起，使他們更多了解科學知識，掌握科學方法，形成一大批具備科學家潛質的青少年群體」。教育人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從人力資源大國到人力資源強國，再到人才強國，需要高質量教育；而在立德樹人的過程中，激發每一位青少年與生俱來的好奇心與求知慾，則是高質量教育的核心，是實現人才強國的必由之路。
基於這種意義上所理解的課程變革，指向培養學生家國情懷、社會責任、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質量教育，絕不是5年、10年所能夠實現的，可能需要20年、30年，乃至更長的時間。但時不我待，我們需要更大的勇氣與決心，更加堅實的步伐與行動。因為，2020年進入學校的中學生到了2035年、2049年，他們中最小的27歲、最大的45歲，他們是民族復興的主力軍。教育工作者做好當下就是面向未來。
《中國教師報》2021年01月06日第2版
作者：本報記者 康 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