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王弼，相信大家並不陌生。他是一位玄學家。而我們就看下王弼的觀點。「以道治國」、「唯道是用」是王弼「以無為本」、「崇本息末」等宗旨在治國方略上的體現和應用。他指出：「以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正起也，以無事則能取天下。」他分別論述和比較「以道治國」與「以正治國」這兩種不同的政治方略說：「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政)治國，立闢以攻末。」
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重在從根本上治理國家，而後者則只是注重通過禮法制度等枝末細節來治理。「以道治國」則必然順應自然，順應規律，因時而動，因勢而立，也即實行無為而治；而「以正(政)治國」，則容易執著於具體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墨守成規，實行有為政治，其結果將是「法令滋章，而盜賊多有」。而且，具體的政治法律制度總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故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局限性，以之為治國之本，執著於斯，不知變通，必然引起各種弊端。
同樣，王弼認為法、儒、墨、雜等諸家亦是各從自己的立場出發而提出思想主張，故皆落入具體的某種政治方略，因而不可避免會產生缺失。他首先概括各家的思想宗旨說。接著，他針對各家的宗旨而批評其缺失說。法家一味依靠刑法治民，這將導致民眾設法逃避刑法責罰，產生巧偽；名家偏好辯說「名」與實」，不免以己度物，流於理論上的偏執；儒家崇尚仁愛之名譽，必將導致爭尚虛名；墨家強調節用尚儉，以自苦為極，容易流於偏激，矯枉過正；雜家博採眾議卻也雜收方術，難免產生淫亂汙穢之事。
王弼對各家的這些評論和批評雖然未必公允全面，但他看到，以上各家莫衷一是，產生「紛紜憒錯之論，殊趣辨析之爭」，蓋由於他們各執己見，各執一端，而不能把握「道」這萬物之根本，缺乏建立學說的共同理論基礎，這一分析卻是頗為中肯的。既然法、儒、墨、雜諸家的政治主張皆存在缺陷，而缺陷產生的緣由又是不能崇本，「用其子而棄其母」，故王弼順理成章地提出「以道治國」、「唯道是用」等救治之道。
在社會政治實際生活中，王弼所詬病的「棄本舍母，而適其子」，具體表現為行仁義禮教之名而喪其實等道德虛偽和道德形式主義，故他將鋒芒直指當時處於統治地位的儒家倫理特別是淪為封建統治者束縛民眾之工具的名教，提出了「名教出於自然」的主張。這一主張是「以無為本」、「唯道是用」思想用於社會政治領域所得出的邏輯結論，所謂「自然」，即是指「道」或無」：「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
王弼強調，名教是「道」或「自然」在社會領域中的落實，是「道」或「無」即自然在人倫關係上的體現。也就是說，「道」或「自然」是仁、義、禮的本體，仁、義、禮是「子而不是「母」。如果不明此理，為求仁義而行仁義，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道德虛偽：「棄其所載，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聰明，仁誠焉，義其競焉，禮其爭焉。」仁、義、禮這些原本為調節人際關係而設立的道德規範就會走向其反面。
這就是說，舍本求末，只能導致假仁假義，以仁、義、禮之名，行爭名逐利之實；只有出於大道，出於自然，無所求、無所營的道德行為，才是名副其實的仁義禮；「仁德之厚」、「行義之正」、「禮敬之清」這些真正合符名教的行為只能出於自然，而不是「用仁」、「用義」、「用禮」所能夠做到的。他告誡為政者，治理社會的醜惡現象不能停留在表面，而要認真地尋找其產生的深刻原因。因此，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治理。作者針對社會現實生活中的道德虛偽之風，將崇本息末的思想運用於政治治理領域中，認為聖、智、仁、義只是「末」，而見素抱樸才是「本」。
王弼深刻地認識到，如果不修明敦厚樸素的品德，而只尊尚名譽行為等表面功夫，必然產生一批為潔名釣譽而行孝慈、崇仁義的偽君子。當然，王弼並無意全盤否定聖智仁義，但它們只是現象，而不是根本，脫離根本而僅用此三者則生害。可見，「絕聖」、「棄仁」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肯定「聖」和「仁」。關於這一點，他在《老子指略》中說得很明白，他指出，人們往往只看到「不聖為不聖」、「不仁為不仁」這些一般性的表面現象，但卻不看不到「聖」和「仁」所帶來的弊端。故絕聖、絕仁的目的並非要捨棄聖人和仁德，而是要改變刻意求聖、為仁」而導致的道德虛偽，恢復人們從內心深處對仁、義、禮、法的認同和遵從，因此是「絕聖而後聖功全，棄仁而後仁德厚。
王弼「以道治國」、「崇本息末」的主張進一步落實到具體的社會治理層面，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社會的治理必須通過發揮「無」這一生成母體的作用方能實現而不能通過強化封建倫理關係，強制人們恪守封建禮法來達成。第二，為政者樹立良好的榜樣方能引導社會風尚向善棄惡，而不可能通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採取傷害性的手段消除邪行。這一系列的舉措皆屬於「崇本以息末」，能夠收到「不攻而使復之」的顯著效果。可見，督促為政者以自身的崇高道德感染民眾、引導民風，也是王弼倡導崇本息末的重要內容。
同樣，在闡釋《老子》「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一段時，王弼再次表達了類似主張，他強調說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之所欲，唯無欲而民亦無欲自樸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顯然，在王弼心目中，為政者的自治先於治民，君主做好自身的道德自律才是治理國家之「本」，而僅僅要求民眾恪守倫理道德這只是糾纏於枝末細節，是無濟於事的。故崇本以息末這一主張其實是對那個時代當權者口稱名教、名實不符等道德虛偽現象的深刻批判。而對於這個話題，你又有著怎樣的看法呢？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