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王效賢
中新網9月11日電 日本新華僑報網11日刊出專訪周恩來總理日語翻譯王效賢的文章。年逾8旬的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王效賢曾擔任過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國領導人日語翻譯，曾是1972年中日首腦會面的見證人之一。她表示，中日友好是國家利益，符合兩國的國家利益，有利亞洲和世界和平，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
採訪摘要如下：
1972年9月27日晚，北京。中國的毛澤東主席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第一次握手。由於這次歷史性會見，最終正式確定兩國邦交的正常化。當時參加會議的中日雙方高層領導人均已作古。兩位領導人到底談了什麼？擔任過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國領導人日語翻譯的王效賢，就是這次首腦會面的見證人之一。
需要提及的是，年逾8旬的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王效賢，已經多年不接受媒體採訪了。這次，當《日本新華僑報》通過旅日華人企業家楊嘉麗女士提出採訪申請以後，王效賢副會長愉快地接受了採訪。她告訴記者：「楊嘉麗的父親原來中日漁業協會的第一任會長，也是我的老領導。對老領導女兒提出的要求，我是要滿足的。」一種濃濃的情意溢於言表。
王效賢副會長在中日友好協會娓娓而談，向《日本新華僑報》記者講述了從中日復交前20年民間友好工作，到1972年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再到1978年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風風雨雨。
發展關係要做好對方關心的事《日本新華僑報》：您長期從事對日外交工作，而且也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見證人。您能夠回憶一下當時的中國政府或者說是周恩來總理，為恢復中日邦交做了哪些重要工作？
王效賢：談到中日恢復邦交，大家都喜歡從1972年說起。事實上，我們為恢復中日邦交已經做了20年準備工作。記得是1952年，在莫斯科舉行一個國際經濟會議。中國的南漢宸、雷任民兩位經濟界領導也去參加。出發前，周恩來總理特別交待說，你們這次去參會，日本也有國會議員參加，你們一定要把他們請到中國來。當時，日本參議員高良富，眾議員宮腰喜助、帆足計都參加了莫斯科經濟會議，周恩來總理明確指示要請他們來。
由於當時中日沒有正式外交關係，高良富等人就從歐洲繞道而來。這是第一個訪問新中國的日本人。我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參加促進中日關係的一些工作的。
當時，日本人最關心兩條：一個是在中國關押的日本戰犯怎麼樣了，一個是留下的日僑又怎麼樣了。總理早就想到這些了，所以1951年就讓中國紅十字會會長李德全轉告日本方面：近3萬日本人留在中國，他們要想回去，中國歡迎，而且他們從居住地到乘上日本船的路費由中國方面出。日本當然很高興，所以1953年初，當時日本的吉田內閣首次給來華談判的接僑的三團體(日本紅十字會、日中友好協會、日本和平聯絡會)代表團籤發了來華護照。中國由廖承志為首的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與之談判。這項活動很成功，中日關係的發展每一步都是周總理在指導。
1954年，總理又特別交待應上述三團體邀請回訪的李德全會長，將全部戰犯名單交給日方，經雙方磋商，1062名日本戰犯中，1017名分批釋放，只有40名罪行嚴重的分別判處8—20年有期徒刑，沒有一個人判死刑。這些是日本方面最關心的事情。
中國對日談判有禮有節《日本新華僑報》：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榮來了以後，中日進行了四輪建交談判。這四輪談判過程中，您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王效賢 印象最深的就是總理特別尊重日方、講究平等。所以談判的地點既有在人民大會堂的，就是代表中國方面；也有代表日本方面的，就是在當時田中角榮首相下榻的釣魚臺國賓館舉行。
建交談判中首先是歷史認識問題。田中角榮在總理的歡迎招待會上主動提了這個問題，他沒有承認侵略中國，只是說「給中國添了麻煩」。「麻煩」這句話當時就引起我們的注意。總理在第一次會談就給他提出這個問題，說這個問題你不能用一個「添了麻煩」就了事。你往女同志裙子灑了點水可以說是添了麻煩。我們在這場日本侵華戰爭中遭受了那麼大的損失，怎麼能用添了麻煩了事？這是我印象最深的。
還有一個就是賠償問題。中國人非常友好地放棄了賠償。但日本的一位談判成員條約局長高島益郎居然說「這個問題不用談」，因為蔣介石在日臺條約裡面已經解決了。總理當時就火了，非常生氣。他一般都很冷靜，但是那次他很生氣。總理說，你這叫什麼話，蔣介石放棄賠償，他跑到臺灣去了，他有資格放棄賠償嗎？他這是慷他人之慨。「慷他人之慨」這句話我一輩子忘不了。
然後就是講臺灣問題。日本的想法是保留臺灣問題跟我們"建交"，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臺灣問題談的時間最長。到最後終於得到解決。
1972年9月27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書房內接見了田中角榮一行，大平正芳外相、二階堂進官房長官也在其中。兩人會談持續了近一小時。主席走上前，跟田中握手。毛主席非常詼諧地說，「我叫毛澤東，是個"大官僚主義者"，見你們都見晚了。」毛主席的話把大家都逗樂了。田中向毛澤東介紹大平時，毛主席又詼諧地說，天下太平嘛。本來大家非常緊張的時候，給毛主席這兩句話一說，一下子氣氛完全就不同了。毛主席陪著田中就坐下來了。剛一入座，毛主席又幽默地問他：「你們吵架吵完了嗎？」又說，「那個"添麻煩"的事怎麼解決的？」他還指著在場的唐聞生開玩笑地說，田中那句「添麻煩」讓這位女同志很不滿意。
田中當時表示，「已經按照中國方面的要求改了」。毛主席又詼諧地說：「吵完了就不吵了，天下就沒有不吵的。」
當年9月29日，中日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籤訂了《中日聯合聲明》，宣告兩國邦交正常化。
中日建交談判未涉及釣魚島問題《日本新華僑報》：現在，有些媒體報導釣魚島問題時，說當時田中角榮曾在沒有日本外務省人員參加的情況下，私下跟周恩來總理提出過此事，問「那個島的事情怎麼辦？」然後，周恩來總理說「這次，我們不談這個問題。」有這樣的話嗎？
王效賢 田中角榮當時非常輕描淡寫的提了一下。總理說「這次不談」，所以根本就沒談了。和平友好條約籤字的時候也沒談。前後兩次都沒有提到這個事情。
這個問題在1978年的時候才成為問題。在鄧小平訪日的記者招待會上，突然有記者提出來了。鄧小平一聽，回答說：「對於這個島，我們雙方的稱呼都不一樣。我們是叫釣魚島等島嶼，你們是"尖閣列島"，可見雙方立場不同。」鄧小平還說，這個問題放一放沒關係，我們這一代人談不攏，我們下一代，我們下下代他們會比我們更聰明，會找出解決的辦法。
年輕人應該了解中日關係歷史《日本新華僑報》：今天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但是現在看來，這40周年也是風風雨雨的，最近好像越來越不順利。您怎麼看這40年來的中日關係？
王效賢：我覺得中日兩國社會制度不同，要說沒有一點矛盾是不可能的。夫婦兩個人還吵架，所以這是不可避免的現象。關鍵是有了問題以後如何解決。
我覺得以前我們也有問題，比如說岸信介一上臺就發生了撕毀新中國國旗的事件。這些問題都很大。但是當時能解決，這是因為兩國之間有問題的時候，總有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站出來講話，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改善中日關係有兩條：一個是政治家、有識之士要站出來說話；一個是民間要多加強往來，以民促官。特別是下一代要了解中日關係歷史，了解老一代政治家為了中日關係是如何獻身的。老一輩的事，現在年輕人要知道。
中日友好是國家利益，符合兩國的國家利益，有利亞洲和世界和平，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
日本政治家應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日本新華僑報》：日本政壇跟過去有一點不同了。大阪的橋下徹、名古屋的河村隆之、東京的石原慎太郎等組建的所謂「地域政黨」在不斷強大，您覺得這對未來的中日關係發展有影響嗎？
王效賢：不能說沒有擔心。我現在有一個很不理解的問題，比如說松下政經塾。1978年鄧小平訪日時，還專門和松下幸之助老先生談過。鄧小平跟松下老先生說，中國要搞現代化，沒有電子工業的現代化就只能跟著別人屁股後頭走。松下老先生聽了這話非常贊同，他決心支持中國的現代化，所以松下老先生就想聯合日本幾家大的電子企業，一起來幫助中國，但當時誰都不幹。那時候日本大型電子企業的對象都是臺灣。最後松下老先生自己在1979年訪問中國，決定給中國工業化提供援助。從根本上講，松下老先生是推動中日友好的人。但是，他出資辦的松下政經塾培養出來的政治家為什麼會是不了解中國的政治家呢？這點我怎麼都想不通。現在這些日本政治家不從日本國家利益考慮，都在想什麼呢？
松下老先生對中國是非常友好的，他考慮到了日本的國家利益，實際上這也是為了日本的國家利益。他也訪問過中國好幾次，一直到現在松下公司也是支持我們的。我們國家有很多松下的分公司。所以，松下政經塾培養出來這樣的政治家，我就不大理解。我總希望，日本的政黨能夠有些大的變化，如果就這麼下去，大概中日關係不會好到哪去。
採訪結束時，王效賢副會長告訴記者：「歷史是不能忘記的。現在，我們對到協會工作的年輕人，首先提的要求就是要認真學習中日關係史。」她親自把記者送到大門口，那份親切，那份禮儀，讓記者感受頗多……(蔣豐)
作者：蔣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