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典籍中，很多常見的書籍，我們經常能見到不同的名稱，比如「XX箋注」、「XX集解」、「XX正義」等等。
那麼，這些不同的稱呼背後有著什麼樣的區別呢？
「經」與「傳箋註疏」，最為常見的國學典籍
「經」是這些不同名稱的共同源頭，其他的內容幾乎都是從不同的角度來解釋「經」的。
經一般指的是儒家經典，偶有例外，比如像《離騷》這樣的先秦典籍，因為曾經被當做「經」，所以也算在內。
這些「經」一般都是出現在很早之前的先秦時期，甚至如今根本就弄不清楚到底是由誰所寫、創作年代等，比如《易經》。
我們國家的文化雖然在整體上呈現較為緊密的連貫性，但從考古實際來看，還是出現過一些小斷層。
比如說「甲骨文」的發現是在晚清時期，春秋戰國時期並沒有這樣文字的記載，這是一個「小斷層」；而先秦時期的典籍因為秦朝的焚燒以及楚漢爭霸時期的戰火，導致損毀了很多，甚至對於當時的文字都不太認得，這是另一個「小斷層」。
雖然這些「小斷層」並沒有嚴重影響到整體文明的傳承，但確實給後世研究前代文明造成了困難。
所以，就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解經」之作，即解釋這些經典的各方面含義。
而這些文類並不是一開始就都出現了，而是循序漸進，不斷發展。
最開始的「解經」作品就是「傳」。
比如孔子所作的《春秋》就有「三傳」，全稱分別是《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都是從不同的角度來闡述《春秋》的含義。
我們今天所說的《周易》其實也是包括兩個部分，《易經》是原文，《易傳》是對《易經》的解釋，其中包括七種十篇，我們稱其為「十翼」。
《易經》、《春秋》很難懂，但是配合著這些「傳」就容易得多了。
所以，「傳」是依經立意的，用以解讀「經」意。
「傳」也有師承的含義，本身就是傳承於「經典」的意思，所以年代相差一般不是很大，並且作者對於「經」的解讀也往往比較可信。
但是，隨著年代發展，比如解釋《春秋》的「三傳」、闡釋《易經》的《易傳》等等內容也變得不好理解了，這該如何呢？
所以，漢代就出現了「注」。
即對於這些「經」或者「傳」中的一些疑義的地方作「註解」，比較側重於文字上的解釋。
「注」的目的不在於解釋「經」義，而是重在掃清閱讀障礙，讓人們能通過閱讀「經傳」來探知前代的思想。
所以，「注」有點類似於今天所說的「注釋」，側重於工具性。
「注」擔當了工具書的性質，那麼類似於「傳」對於「經」的解讀，在早期就出現了「箋」這一文類。
「箋」是對「經」、「傳」的解讀和補充。
這一文體據說是來自於東漢鄭玄，當時講解《詩》的學派有四種，分別是「齊詩」、「韓詩」、 「魯詩」和「毛詩」，前三種比較熱門，屬於「今文學派」，「毛詩」屬於「古文學派」。鄭玄以《毛詩》為基礎，綜合了各家學說，並且提出自己的見解，寫了一部叫做《毛詩箋》的著作，也被叫作《鄭箋》。
他自己說：
表明古人之意或斷以己意，使可識別，故曰箋。
所以從這裡就能看出，雖然同是對「經傳」的解讀，但是「箋」和「注」側重點是不一樣的。
「箋」的內涵明顯更成系統，是在眾家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的一些解讀。
但是後來「箋注」的差異就逐漸縮小了，都泛指對於一些文學作品的注釋和解讀。
比如說李商隱的詩歌不好理解，元好問曾經有詩說：
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這裡的「鄭箋」就是用了其「注釋」和解讀的含義，不再局限於「經傳」。
但是，時代繼續發展，和「經傳」面臨的情況一樣，後人對於解讀經傳的「注」、「箋」等作品讀起來也比較吃力了。
於是就用「疏」來對「注」進行解讀。
「疏」的含義就是「疏通」，用以「疏通文意」，雖然也解決「經傳」中的一些疑難，但主要還是對古人的「注」進行補充和解釋，掃清閱讀障礙。
所以最初的《十三經註疏》中，每一「經」都有兩本，一個是「注」，另一個是「疏」。「註疏」的區別被消泯掉，都用來表示「注釋」、「註解」的含義，那是之後的事情了。
至此，解讀「經典」的各類文體基本已經完備了。
集解正義、章句索隱，是後人研究古代經典及其註疏的方法
其實如果將這些解釋經典及其傳注的作品做一個歸類，就會發現其實越靠近近代，人們更注重信息的整合。
所以這時候出現的一些文類基本都是前幾種作品的複合體。
「集解」有很多種形式，比如集注、集傳、集釋等等，「集」就是匯集的意思。
所以「集解」其實就是把前人的註解等內容匯集在一起，進行歸類和對比，然後闡述自己的觀點，認同誰的，駁斥誰的，或者自己提出新的觀點。
這種方式漢代就已經出現了，但還是以宋後居多。很多作品雖然沒有「集解」兩個字，但其實內容還是「集解」的內容。
「正義」其實和「集解」差不多，只不過這個名字有點自負，是說解釋經傳而得義之正者，所以被稱為「正義」。「正」是形容「義」的，並不是動詞。
所以這樣的作品其實很多也是研究經傳、註疏等等前人著作，然後總結歸納，得出一個相對「端正」的解釋。
而「章句」的出現其實是對於文本的析分。
「章句」不再局限於經典，甚至一些詩歌作品也可以有「章句」，比如《楚辭章句》。但是《楚辭》在最初是被當做「經典」的，所以這樣的稱呼也許和此相關。
這種文類將作品拆分成章篇，將章篇拆分成字句，然後進行句讀和解讀。
其實就是註疏的結合，既注重字句，走訓詁的路線；又注重內涵，走「傳」、「疏」的路子。
比如朱熹曾經就做過《四書章句集注》，既有「章句」的細緻，也有「集注」的豐贍，所以被當成科舉的教科書。
「訓詁」本來是說對於字詞的研究，一般在「注」中用得多，但隨著語言學發展，很多學者都對這種技能非常重視。
也是因為隨著年代的增長，人們對於古時候的語言不太理解，就像我們今天讀明清的文章基本不費什麼力氣，但是唐宋就要稍難一點，而先秦更是需要依賴「注釋」。
尤其到了清朝，乾嘉學派對於「訓詁」更是極為重視，很多經義的闡發都有賴於「訓詁」。
除了這些之外，還有一類叫做「索隱」的書籍。
我相信很多人對於「索隱」兩個字並不陌生，因為近代以來研究《紅樓夢》的一些學者，也就是所謂的「紅學」中有一批學者就是「索隱派」，比如脂硯齋、蔡元培等耳熟能詳的名人都屬於這一類別。
就是曾經熱播的《百家講壇》中，作家劉心武講述《紅樓夢》的時候，其實也是「索隱派」的風格。
「索隱」，顧名思義就是考察文字背後的隱藏含義，其實有點類似考證。
著名的「索隱」書就是《史記索隱》，搜集大量的史料對其注釋等內容進行考證， 其實也是為了閱讀掃清障礙。
這些「常識」性問題其實比較基礎，在面對一本古代作品的時候，通過名字就能知道這本書的側重點，對於學習的方向就有了更便捷的選擇。
而通過這些「名稱」的變化也能知道，傳統文化裡對於經典的研究，從個人作品到集結彙編，從最初的解釋經典逐漸發展成為學者闡發從經典悟出的道理，也正在向更為「實用」的方向上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