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報記者 江丹
法國作家埃裡克·施米特正在被中國讀者所熟悉。繼《紀念天使協奏曲》《諾亞的孩子》《奧斯卡與玫瑰奶奶》《看不見的愛》等作品之後，施米特的另外兩部作品《來自巴格達的尤利西斯》和《奧斯坦德的夢想家》前不久也在中國上架。施米特擅長書寫人們生活裡的秘密，而作為讀者，我們以為自己是旁觀者，也以為自己就是主人公。
像一個人那樣活著
「三千年前，有個叫尤利西斯的人在讓他遠離家鄉的大戰之後渴望回家。而我，嚮往的是離開我遭到戰爭蹂躪的國家。儘管我也旅行，我在旅途上也遇到了千難萬險，我的情況卻和尤利西斯相反。他回家，我離家。我是要往前走，他是要往回走。他返回他深愛的地方，我離開我痛恨的混亂。他知道他的位置在哪兒，我卻要尋找。對他來說，一切都由他的血統解決了，他只消倒退，然後死去，幸福、合法。我卻要在別的地方，國外，我家之外建造我的家。他的奧德賽是懷舊的迴路，而我的則是滿懷著憧憬的起步。他和他已經熟悉的事物有約，我則要去見我並不知道的。」
埃裡克·施米特借著主人公薩德·薩德的這段話，幾乎概括了小說《來自巴格達的尤利西斯》的主旨。小說講述了來自巴格達的年輕人薩德·薩德，歷盡艱辛希望能在英國倫敦落腳的故事，而開啟這趟旅程的動力是他想像個真正的人一樣活著，靠著自己的知識開闢新的生活。
我們曾經在新聞中見過這場移民潮，像薩德這樣的人通常被籠統地稱之為「難民」，鏡頭裡的他們是洶湧的人群，我們看不清其中的任何一張臉，而施米特的這部小說或許可以作為一種文學補充，幫助我們了解那些個體的故事。他們並非只是為了逃避戰亂，他們也有熱情和理想。施米特將薩德形容為尤利西斯，他們行走的方向卻是正好相反的，但他們都是英雄，都進行了一場跋涉壯舉，都對遠方懷有一種期待。薩德甚至比尤利西斯更為勇敢，因為他面對的是未知的未來，踏出的每一步都是一場冒險。
某種意義上，《來自巴格達的尤利西斯》可以看作是一位伊拉克年輕人的歷險記。這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在巨大絕望之後的希望之舉，可是施米特理解其中的孤獨與恐懼，並將它們一一呈現。這麼多年來，我們已經習慣了安定的生活，誤將一個人說走就走的旅行視為勇敢的壯舉，或者將「窮遊」看作無畏的冒險，曲解了勇敢和無畏在一種艱難的困境下的真實意義。
施米特無意於教導讀者通過閱讀薩德的故事從而珍惜眼前的生活，他只是向我們呈現一種陌生的人生，而我們自己會理解其中的悲哀。
迂迴地觸達其他人
比起《來自巴格達的尤利西斯》裡的沉重，小說集《奧斯坦德的夢想家》中收錄的那些故事要輕盈許多。跟之前便在中國上架的小說集《看不見的愛》一樣，這部小說集也與「秘密」有關。他會通過一種精巧的敘事，去表達一個人的「秘密」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故事。主人公所有的情緒和行為都可以用那個「秘密」解釋，但是我們在知曉之前只是一無所知的旁觀者，懷抱「為什麼」的心態一直閱讀下去，衝破懸念，最終得到反轉的結局。
在接受法國《讀書》雜誌採訪時，施米特曾專門解釋過他對「秘密」的理解。他說：「我覺得談論我們經歷的困難會帶來什麼更有趣，而不是喋喋不休地談論造成困難的原因。基本上，我只談論通過小說我強調了什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和不平衡。」
《奧斯坦德的夢想家》的同名小說裡，一位生命幾近枯萎的老嫗藏著一個幾乎不能言說的愛情秘密，她偶爾提及一些過去的生活，但卻被認為荒誕得不可思議，因為人們不能相信眼前這位看起來平庸而且普通的婦人在年輕時會有什麼特別，能得到一種超越階級的青睞。在人們帶著些許嘲弄的眼光裡，她是一位「夢想家」，而不理解正是秘密的魅力之一。
《手捧花束的女人》這一篇裡，則自始至終都在描述一個秘密，直到小說結尾也沒有出現「真相」。「在蘇黎世火車站三號站臺，有一個女人手捧一束鮮花，每天來此等候，一等就是十五年。」人們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猜測她到底在等誰，有人說她在等待愛情，甚至等來了愛情，但也有人說，她什麼都沒等到，只是孤獨地死去，唯一確定的是，從某一天開始，她再也沒有出現在站臺上。
這些主人公的秘密，或許也是施米特自己的秘密。「作家需要有一些東西不能用語言來表達，而是需要在小說或戲劇中有文學的表達。如果我坦然地面對生活，即使只是為了自己，也許某一些痛苦會消失，但我永遠不可能觸達其他人，你知道，讀者。」施米特說，「你可以通過隱藏在你創造的角色的面具後面，來談論更多關於你自己的事情，也許是因為你感到被保護了，所以你可以談論更多關於你自己的事情。但你是在隱喻，在圖像、符號、故事和神話後講述。這就是你觸達其他人的方式，一種迂迴的方式。」在沉默中保護自己
就施米特目前在中國出版的幾部作品來看，這位法國作家十分注重故事性。他沒有進行一種刻意的家國敘事，但我們依然能從《來自巴格達的尤利西斯》中感受到人在大時代裡的那種脆弱和渺小。他沒有借著虛構的框架對生活裡的日常進行異形和扭曲，但我們依然能從《看不見的愛》和《奧斯坦德的夢想家》中的那些秘密裡感受到人生的孤獨和痛苦，以及掙扎過、悲傷過然後又自我消解的平靜。
還是在接受法國《讀書》雜誌採訪時，施米特引用了法國哲學家柏格森關於講故事的能力的一句話，「他的意思是我們必須靠講故事來理解我們的經歷，我們的生活、記憶和想像。」
施米特將他對生活的理解以故事的方式表達，而我們則很容易發現那些故事的主人公也照見了自己。他講述的人和生活本身，這是可以打破語言和地域隔閡讓全世界共鳴的主題。「作家是一個行走的觀察者，一個試圖發現別人奧秘的人。」施米特說。憑藉作家的敏銳，施米特將我們自己意識不到的問題一一表達，他的虛構世界包羅眾生萬象。我們也有自己的秘密，也有不願傾訴的過往，而通過施米特的文字，我們的秘密得以流動，我們的情緒則收到回應。這或許也是為什麼讀者喜愛施米特的原因，他用一種虛構的方式表達了人生的真實。
就像施米特在《手捧花束的女人》這一篇裡寫的那樣，每個人都在猜那個女人在等待誰，但是他們實際上說出的正是自己的等待對象：女兒、丈夫、姐姐、沒有回來的初戀……
「我們陷入沉默，大家都明白其中的陷阱。通過這個陌生女人，我們吐露了自己隱秘的願望，承認我們內心最深處在等待或可以等待的東西。我多麼想鑽到這些腦袋裡面，把他們了解得更透徹。不過，我也不願意人家剖開我的腦袋！這個頭顱，這個包裹著未曾說出話語的圍牆，這個被我的太陽穴圍住的漆黑聖殿，是多麼痛苦！我要是說出來某一些東西，一定會崩潰！所以最好還是閉嘴吧。我們每一個人不都是在沉默中保護自己嗎？」
看，施米特有多妙，這正是我們閱讀時的心理自白。我們一直以為，只有施米特知道那些秘密，而這是我們和他之間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