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04 14:57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政務
「共情」最初來源於哲學與美學，由德語詞「Einfühlung」翻譯而來，後在心理學中得到深入發展。羅傑斯是將共情運用於心理學的代表人物，他認為共情「意味著一個人感覺另一個人的痛苦或愉悅，在感受過程中，他體驗到這種感覺並覺察到原因，但仍會意識到自己只是『好像』痛苦或愉悅」。後來對共情的認知發展為幾個層面：完全進入另一個人的內心世界；敏感地察覺到他/她的情緒；不作任何評價，不揭穿這個人沒有意識到的感覺；用新鮮、不帶危險的眼光審視並傳達自己的感覺；確認自己是否準確把握了對方的感覺並尋求反饋。
共情是一種複雜的心理過程，包括情感共情和認知共情兩種路徑。情感共情通過情緒感染而實現，即當參與一方產生某種情感，另一方被誘發產生類似情感。情感共情建立在自我和他人之間存在相似性的基礎上，是由刺激所驅動的自動化過程。認知共情則加入了後天學習與經驗成分，建立於智力理解及理性區分的基礎上，是通過推測他人處境進而產生特定趨向的心理機制。兩種共情模式是人類進行順利溝通的輔助手段，共情能力越強的人越有可能了解外界環境和他人處境，進而作出恰當的行為選擇。
伯克的「認同觀」推動修辭學轉型
修辭學作為一門古老的學科，傳統上被認為是「言說的藝術」或「說服的藝術」。劉亞猛認為，言說是使人之所以成為人的一個基本能力，而用說服取代強制與暴力作為協調群體行為的主要手段，則是人類文明、人類社會和人類社群形成和發展的一個基本條件。古典修辭學誕生於古希臘時期，經過古希臘與古羅馬時期的發展，由亞里斯多德、西塞羅、昆提利安等修辭學家推向發展高峰，此時的修辭學與倫理學、教育學相結合，成為一門廣納多個領域的學科，在中世紀成為教育機構講授的三大語言學科之一。在經歷一系列跌宕起伏的變更之後，現代主義修辭理論萌生並迅速發展。理查茲、圖爾明、伯克等修辭學家先後對修辭學進行了界定與深刻挖掘，尤其是伯克提出的「認同觀」，改變了傳統修辭學始終帶有的「說服」或「雄辯」色彩，推動了傳統修辭學的研究轉向與新修辭學的產生，為修辭學在現代社會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新修辭學認同觀分為三種形式，分別是同情認同、對立認同和無意識認同。同情認同指修辭者與受眾在思想、情感等方面貼近，進而產生同樣心理基礎上的認同。對立認同指修辭者與受眾在某方面擁有共同的敵人並以此產生認同。無意識認同指修辭者使用某些修辭手段使受眾在無意識狀態中產生認同。不同的認同形式指向同一個目的——使用修辭手段促使受眾產生與修辭者的「共同體」意識，進而接受觀點或者採取行動。認同觀體現出新時代背景下修辭實踐側重平等對話意識，受眾在修辭過程中同樣掌握主動權，其存在本身就成為對修辭者的約束，或者從另一層面來說，是修辭者選擇修辭方式和內容的驅動力。
共情修辭發展了新修辭學的認同觀
修辭作為一種運用語言的實踐活動，同時與修辭者的人格、情感等緊密聯繫。亞里斯多德將修辭策略歸於三點——邏輯訴諸、情感訴諸與人格訴諸。人類在不同情感狀態下對同一事物的判斷不同，這構成了情感訴諸的基礎。因此，情感訴諸致力於調節受眾情感，使其易於接受修辭者觀點並產生行動。雖然亞里斯多德的情感訴諸理念帶有一定程度的工具主義成分，但是這初步表明情感或者心理是影響修辭實踐的因素，為後來修辭學與心理學的融合奠定了基礎。修辭學家拉米對修辭過程中的情感地位同樣給予高度重視，認為人際關係和情感狀態不可忽視，這是影響修辭效果的關鍵環節。如果能夠把握受眾的情感狀態，將有利於修辭者作出合適的修辭選擇，使受眾對其產生友好感情，推動修辭活動朝積極方向發展。新修辭學更具倫理道德傾向，認同觀將修辭者和受眾置於同等重要的地位，對修辭者內在價值觀起到塑造作用。
無論從傳統修辭學還是現代修辭學的視角來看，修辭都是一場帶有主觀色彩和情感性質的活動。恰當利用該特徵並在倫理允許範圍之內調動受眾情感與積極性，不僅能產生直接的修辭效果，還可對人際交流、社會環境等帶來正面影響。此時，共情與修辭的結合就成為順勢之舉。我們聯繫心理學的共情與修辭學的實踐，提出「共情修辭」概念，即修辭者在修辭目的的驅動下，有意識地使自己進入對受眾的共情狀態，並採取特定的修辭策略，在能力範圍之內實現與受眾情感和認知在時間與程度上的同步。共情修辭以共情為基礎，以修辭為途徑和理念框架，使修辭者與受眾處於相對平等的地位；受眾的存在本身對修辭者帶來行為約束，使其將修辭實踐限制在受眾有可能理解和接受的範圍。此外，共情修辭具有較強的可調節性。修辭目的具有驅動性。修辭者在與受眾達成共情的過程中，隨時有可能調整修辭目的，甚至放棄原有的修辭目的。因此，修辭目的並非現實修辭實踐中的真實結果，修辭目的和結果有可能重合，也有可能不同甚至相反。
共情對認知和情感的關注彌補了修辭對純粹情感的側重，從更為理智的視角對待受眾，在分析對方主客觀狀態的前提下展開帶有人本主義溫度的修辭實踐。這是對新修辭學認同觀的繼承，也體現了新時代修辭實踐的發展趨勢。
共情修辭服務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內涵豐富，從全球視角審視國家關係，體現出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天下大同」的和平願景，關涉崇高的倫理與道德。各個國家既獨立存在，又相互關聯，人類命運共同體在保護國家獨立性的同時，最大化發揮國家關聯的積極作用，超越了個體，而這種超越性使其在倫理與道德上佔據主導地位，也成為修辭與傳播的引領理念。共情作為理解他國、關愛他國人民的心理基礎，符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倫理與道義要求，體現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中的人本主義色彩。而共情修辭作為展現共情的途徑之一，提供了一種通過修辭改善國家關係的視野和實操路徑。因此，可利用共情修辭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第一，做好前期準備，保證修辭準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是從多個方面黏合不同國家或者地區，黏合得越緊密，共同體建設就越完善。因此，當我們作為修辭者時，為了傳達共情修辭理念並發揮其有效作用，需要在前期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從認知和情感層面了解受眾，由理性的角度出發，在意識到修辭者和受眾不同身份的前提下，將自身置於受眾客觀與主觀狀態之中，會大大提升修辭選擇的恰當性。
第二，共同利益為準，修辭目的可調。共情修辭以修辭目的為驅動，卻並非以該目的為唯一終點。與受眾實現共情的過程，也是修辭者重新認知受眾的過程。當共情修辭採用者進行了前期的理性認知和情感了解之後，會對受眾的理解能力、接受範圍等有所把握，並以此發現，如果原初的修辭目的無法滿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需求，就有必要及時調整修辭目的。這不僅有助於修辭過程的順利進行，也對和諧共同體的建構有所裨益。
第三，肯定受眾價值，傳遞尊重理念。修辭者如何將共情心理通過修辭的方式加以展現，對獲得受眾認同來說至關重要。馬斯洛提出的人類需求層次理論中，情感和歸屬需求、尊重需求作為第三和第四層次，是修辭活動所能觸及的兩個方面。為達到最佳修辭效果，共情修辭把握受眾的情感和尊重需要，表達友好的交流意願和平等的溝通立場，較大程度滿足了受眾的心理需求，進而有助於產生良好的修辭效果和修辭氛圍。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共情修辭的運用使受眾感受到被肯定與尊重的同時，也幫助修辭者一方建立和平友好的國家或團體形象，進而推動國際合作及共同體建設的深化。
隨著全球經濟、科技等領域的不斷融合，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特性已經彰顯。任何國家的應對理念與機制都將影響其他國家的進一步行動，這種全球命運與共的態勢促使我們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也要觀照和尊重他國利益。調整修辭心態，引入共情心理，深切體會對方處境，從人道主義視角進行修辭實踐，則有助於發揮修辭的作用，為和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添磚加瓦。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翻譯學院）
原標題：《共情修辭研究助推民心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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