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學創辦人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自1870年來到中國，直至1916年辭別中國，在華傳教整整45年。他的一個夢想就是在當時中國的十八個行省各建一所大學，這個夢想在山西大學堂最終得以實現，而實現這個夢想的路途又是那樣的艱難曲折。
1845年，李提摩太出生於威爾斯一個名叫法爾德普林(Faldybrenin）的小村莊，受家庭的影響，李提摩太10餘歲便開始信奉浸禮教。1869年春天，浸禮會批准了他前往中國傳教的申請。11月17日，搭乘「亞克利」號輪船從利物浦出發，李提摩太開始了他的東方之旅。1870年2月12日，李提摩太經過近三個月的海上航行抵達上海，隨後被派往山東煙臺傳教。從此，李提摩太「開始以前所未有的精力和毅力學習中文」，改穿中國服飾，甚至「削了頭髮，做上了一條假辮子」。在山東傳教的過程中，他還去過寧海、濟南、青州、天津、直隸、山西各地，甚至較為遙遠的滿洲。他經歷了「海上驚魂」，「途中中暑」，「遭遇劫匪」種種「奇景怪事」，結識了中國各地的民眾及各類宗教徒。1875年，他還第一次接觸到時在煙臺準備籤署中英《煙臺條約》的江蘇總督李鴻章。
光緒二年（1876年），華北地區出現了百年不遇的嚴重旱災。旱情最為嚴重的山西、河南、陝西、直隸、山東五省處處「薄收」，甚至「寸草不收」，許多地方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時在山東傳教的李提摩太多方籌集款項，發放救濟，向地方政府獻策救災，積極參與了當地的救災 活動。當他得知山西的災情比山東還要嚴重的消息後，毅然答應上海賑災委員會的請求，決定到山西進行救災工作。就是在這場「耗戶口累百萬而無從稽，曠田疇及十年而未盡闢」（時任山西巡撫曾國荃語）的大旱災來臨之際，李提摩太走進了山西，從此與山西結下不解之緣。
1877年11月，一個非常寒冷的冬季，李提摩太帶著直隸總督李鴻章給他的一張特別通行證，騎著騾子來到山西首府太原。顧不得一路辛苦跋涉，他首先去拜會時任山西巡撫、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以便讓他清楚地理解我來山西的原因」然而，曾國荃認為他的到來只是收買人心，災荒期間更容易使民眾對政府離心離德，因此顯得「非常生氣」。無奈之下，1878年1月28日，正是中國農曆的大年初二，李提摩太騎著一匹騾子，從太原出發前往受災嚴重的山西南部「以考察災荒的嚴重程度」。榆次、太谷、平遙、介休、洪洞、臨汾，直到最南部的蒲州，一路的慘不忍睹，一路的隱忍揪心，十四天後李提摩太回到太原府。他一面將了解到的「山西可怕的災情」寫信寄往倫敦及上海等地的宗教團體，以求多方募集款項，一面向巡撫曾國荃提出包括修築鐵路等三條救災措施。這段時間，李提摩太像成千上萬嗷嗷待哺的災民一樣，也在急切地等待著救災款項和物資的到來。
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
1878年秋季，從倫敦籌集的款項終於通過電匯到了上海。然而，由於中國尚無電報，只能通過船隻運輸銀子。當時的銀錠一塊50兩，一箱可裝一千或兩千兩。為安全起見，李提摩太又通過李鴻章特別派遣一隊軍士，押運20萬兩銀子到太原。這批銀兩對災情嚴重的山西真是雪中送炭，李提摩太對此十分珍惜，他對發放的地區和具體工作都做了精心準備。在之前親身考察的基礎上，他選擇了災情最為嚴重的平陽府，寒風凜冽的冬季，他在平陽府待了四個月時間從事賑災工作。為了杜絕地方官員劣紳的私吞剋扣，他決定直接把銀子發放到每個家庭。發放之前的幾天時間裡，他們又僱用當地的一些鐵匠燃起爐火，將每塊50兩的銀錠再切割成更小塊的銀錠，以便相對均等地直接發放給災民。長期的內心煎熬和勞累，李提摩太染上痢疾病倒了，他「不得不被人們用擔架抬到了平陽府」。山西民眾對李提摩太「心懷感激」，李提摩太講道：他們曾派代表到我的住處索要我的照片，以便「供奉在他們的神廟裡，永遠感念我們的恩情」。之前對李提摩太的到來「非常生氣」的山西巡撫曾國荃，特別給李提摩太「寫了一封充滿讚美之詞的信」，代表山西千千萬萬的民眾對他表示感謝（見李提摩太著，李憲堂等譯《親歷晚清四十五年一一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一124頁）。
賑災工作結束之後，李提摩太繼續留在山西從事傳教活動，他開始思考導致災荒及民眾如此貧困的原因 。他在太原「買了一座三進院落的大宅第」，花費將近一千英鎊用於購買科學儀器和書籍，什麼望遠鏡、顯微鏡、分光鏡、手動發電機、電流表、電壓表、幻燈機、照相機等科學器材，什麼天文學、電學、地理學、自然史、工程學、機械學、醫藥學、百科全書等各類書籍，可謂五花八門，應有盡有。他相信，「如果通過向官員和學者們做一些演講，使他們 對科學的奇蹟產生興趣」，就可以為他們的同胞謀取福利，就可以影響他們去修建鐵路、開掘礦藏，以免饑荒再度發生，將民眾從赤貧中解救出來。傳教演講的同時，李提摩太始終將興辦教育掛在心頭，他不斷地向各級政府官員和倫敦的浸禮會建議「在每個省的首府建立一所學校」，可謂念茲在茲，努力以赴。
1900年，20世紀的第一個年頭，轟動中外的義和團運動為李提摩太實現夢想提供了契機。是年夏季，義和團轟然起山東，8月14日聯軍攻陷北京，西太后慌亂中攜光緒皇帝出逃，一面下諭各地「痛剿拳匪」，一面電詔李鴻章任議和全權大臣。李鴻章這個時候想到了最有影響的外國人士，也就是他的老相識李提摩太，他邀請在上海的李提摩太北上，要他協助處理山西教案的善後事宜。李提摩太坦言：「因為在山西生活了很多年，在賑災過程中又為當地官民所熟知，我被選中與全權大臣協商處理此事。」李提摩太於1901年5月14日由滬抵京，月底向李鴻章提交《上李傅相辦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條，其中第三條提出：從賠款中拿出50萬兩白銀，每年5萬兩，以十年為期，用來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學。當這個建議獲得李鴻章的肯定後，李提摩太便興奮地投入到建校的籌辦工作中。
1901年7月9日，李提摩太派出耶穌教教士葉守真、敦崇禮、蘇慧廉等八人，由清兵護送到達太原，商談「開辦中西大學堂」及其他善後事宜，不料時任山西巡撫岑春煊卻以山西「民窮財盡」提出異議，開辦大學堂一事未能達成一致。11月，洋務局候補知縣周之驤赴上海與李提摩太籤訂《晉省開辦中西大學堂合同八條》（以下簡稱《八條》），李提摩太心目中的山西大學堂就這樣成立了，在他的心目中，山西大學堂創立的時間就是1901年！
李提摩太親筆信
在現存美國耶魯大學李提摩太的卷宗中，我們意外地發現了一份1902年7月10日李提摩太寫給倫敦浸禮會傳教會總幹事貝尼斯（Baynes）的親筆信，此信的內容無非是匯報已經成立山西大學堂，李鴻章支持他翻譯統一的教科書云云。讓筆者感到眼睛一亮的是，在這封已經印製好的信紙抬頭，明確地標示著山西大學堂創辦於1901年，總辦公室設在上海江西路41號，大學堂的主持者為山西巡撫（行按：注意並沒有署名）和李提摩太牧師。實在是令人感慨，為了實現自己「在中國十八行省每個省的首府設立一所大學」的夢想，李提摩太牧師是那樣的投入，甚至有點急不可待了。
讓李提摩太意想不到的是，周之驤與他籤訂的《八條》並沒有落到實處。1901年9月，清政府下詔「著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設大學堂」，山西巡撫岑春煊關於設立山西大學堂的奏摺得到光緒皇帝硃批後，山西大學堂即於1902年5月8日如期開學。3月底，李提摩太一行自上海出發，於4月底到達太原，再經過一輪艱苦的談判，終於達成《中西大學堂改為山西大學堂西學專齋合同》的二十三條，西學專齋也在6月26日正式開學，李提摩太實現了在山西建立大學的夢想。離開太原準備南下上海之際，他顯得非常開心。他的同事，後來曾任西學專齋第三任總教習的蘇慧廉記述道：
當天下午，巡撫邀請省城官紳來參加為李提摩太舉行的告別宴會。在宴會接近尾聲時，李提摩太起身致辭，對巡撫的熱心表示感謝，並對山西能有這樣一位好巡撫表示祝賀，因為巡撫在任期間著手推行了山西省前所未有的兩項偉業：一是創辦了一所近代大學，以便與其他國家在教育方面齊頭並進；一是開始修建一條鐵路，山西人民將會從這條鐵路獲益匪淺。說到這裡，巡撫打斷了李提摩太的話，他起身高聲說道：「不！不！這兩項偉業應當歸功子你。若你不在山西，它們將無法得以實行。」這樣，李提摩太早期對山西抱有的夢想終於實現了。（蘇慧廉著，山西大學外語學院本書翻譯組譯《李提摩太傳》，香港世華天地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頁。）
南下上海後，李提摩太即在滬成立山西大學堂譯書院。1908年，李提摩太重訪太原，又一次受到熱情的歡迎。時任山西省諮議局議長梁善濟（行按：1911年梁曾撰寫《山西大學堂設立西學專齋始末記》，碑存侯家巷大學堂舊址）召集省城大中專院校2000多名學生，會聚一堂，向李提摩太一行致意。1910年11月13日，在《二十二條》尚未屆滿之時，李提摩太在太原將山西大學堂西學專齋的管理權移交給地方政府，並且「舉行了交接儀式」。在他的回憶錄中，李提摩太坦然地講道：「考慮到現代教育已在山西深深紮下了根，永遠不會被人拔除了，我想向政府官員和學生們表明，我不打算將學校的控制權掌握到最後一分鐘一一十年合同期到1911年春天結束。於是我決定立即將學校管理權移交給中國政府。11月13日，舉行了交接儀式。」
從1902年6月7曰籤訂《二十三條》，山西大學堂設立西學專齋，到1910年11月13日西學專齋的順利移交，李提摩太實現了他在中國建立大學的夢想，他的心情是歡樂的。而山西人「那種普遍的歡樂和感激之情」也是超乎李提摩太預料的。
來源：行龍著，《山大往事》，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40-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