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0年是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83周年，12月13日是第7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本文講述了兩位成長於戰後不同年代的日本記者，他們在五十年內先後多次到中國採訪侵華戰爭尤其是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堅持把親歷殘酷戰爭的中國普通人的故事，講述給日本民眾，喚醒他們對歷史真相的探尋。
文 | 林煒鑫
指導老師 | 莊永志
野中章弘告訴我，將來某一天他還要再帶學生來南京。
這位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把他的講臺搬到南京的教室，此刻正坐在第一排，等待學生做匯報。他的身後，13位早稻田大學的學生正在大聲討論，為匯報作最後的準備。
2019年9月的第二個星期，66歲的野中章弘帶學生到南京做研修，找尋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南京依然悶熱，野中先生堅持穿一件藍色襯衫，外搭一件馬甲。他習慣穿這種有很多口袋的馬甲。進入大學教書之前，他做過很長時間的戰地記者，曾是日本自由記者的代表人物。在南京的這些天，他走到哪都扛著一隻大背包，包裡裝著電腦、筆記本、幾本書和一大疊資料，這樣才有安全感。
2019年9月，野中章弘師生在南京尋訪期間，到秦淮河畔一遊。本文圖片除標註外 均為作者供圖
1983年11月，日本記者本多勝一跟翻譯從北京出發，經上海，再坐兩小時汽車，抵達杭州灣的金山衛。1937年11月5日拂曉，日本軍在炮艦的掩護下，強行從杭州灣的金山衛登陸，開啟進攻南京的作戰計劃。1971年，當他在報紙上發表第一篇關於中國的報導時，就想要重走日軍攻佔南京的路線，沿路「採訪當時的倖存者，了解他們的親身經歷」。十多年過後，現在他有機會實現這個想法，「我堅持選定了和那次戰爭相同的日期，從11月到12月」。
日軍登陸杭州灣之後，大致走兩條路線進攻南京，一條是往北經蘇州、無錫、常州、丹陽、鎮江，向南京挺進，另一條是往南經嘉興、湖州、長興，向南京挺進。本多先生決定先沿北線開始採訪。金山衛仍殘留著一些明城牆，據說是明代在金山衛任職的一位縣官，為抵抗倭寇入侵，帶領百姓建起城牆。不料後來建成正方形，犯了皇帝的忌諱，縣官被判處死刑。百姓為紀念他，在金山衛蓋了座廟。日軍登陸，破壞了那座廟，到文革時，廟被徹底燒毀。
他坐車沿金山衛的海堤行駛，很快就來到日軍登陸處。海灘不斷外延，當年的登陸處現已成為陸地。在一個路口，縣政府立起一座石碑，碑文記載了日軍侵略的經過，日軍攻佔金山衛後，屠殺居民達1050人，焚毀房屋有3059間，「腥風血雨，慘絕人寰」，結尾處告誡後人勿忘歷史。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侵華日軍攻佔南京後，我逃聚在下關沿江待渡之大批難民和已解除武裝之士兵，共五萬七千餘人，遭日軍捕獲後，悉被集中囚禁於幕府山下之四五所村，」南京一座紀念碑前的人群中，幾位中國留日學生正在給日本同學翻譯石碑底座的文字。石碑立在城北草鞋峽岸邊，幕府山腳下，這裡曾發生過最大規模的集體屠殺，南京大屠殺七十周年時，南京政府還特意安排修復。如今紀念碑像一枚將要發射的火箭，直指藍天，四周呈方形，鋪了地磚，修了臺階，供人參觀憑弔。
野中先生一行到碑前時，地上留有花草的蹤跡，似乎有人剛來祭奠。野中先生讓大家聚攏，請同學將碑文翻譯成日語，逐字逐句，讀給大家聽。隨後，他和學生來到江邊，告訴學生腳下這片土地，曾有五萬多人葬身於此。短短兩天，他帶學生參觀了南京的多處遺址，拉貝故居、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還有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每到一處，他把學生聚到一塊兒，講述遺址背後的故事。
野中師生在南京大屠殺草鞋峽紀念碑前憑弔 圖｜楊雅
這並非野中先生第一次帶學生來華尋訪那場戰爭的痕跡，2017年他也做了這件事，此前他連續七年帶學生來中國做採訪。進大學教書後，他不斷和學生提起侵華戰爭的歷史，發現很少有人能說清戰爭的經過，尤其是南京大屠殺如何發生。日本教科書沒有教給學生的內容，他決定自己來教。研修沒有經費，仍有學生願意自掏腰包參加。
2019年來參加研修的日本學生，大多來自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選修過野中先生的課程。碩士一年級生水谷悠真，對朝韓歷史很感興趣，曾去朝鮮做過採訪。同年級的奈良美裡，立志進新聞業，研修結束後要去衝繩一家電視臺實習。三井蕉子即將畢業，去NHK當記者。芳山創一則是文學部的畢業生，這次除了研修，還準備去上海旅遊。一位家在南京的中國留日學生跟著野中先生攻讀碩士，她負責協調安排研修的吃喝住行那些瑣事。制定預算時，她建議老師取消包車，出門用打車軟體就好，既方便也省錢，但老師不同意，堅持要包一輛大巴，說那樣更安全。類似的事不少，總的來說，老師是個很老派的記者，考慮的東西很多，她總結道。
2019年來南京研修的野中師生與南京大學師生合影
從京都大學畢業後，1958年10月，本多先生考入朝日新聞社當記者，按日本新聞界的傳統做法，他先被分配到北海道分社，採訪社會新聞，寫很多短新聞。慣例要求他在那至少待三年，但很快他便對報紙上的「豆腐塊」新聞產生了懷疑。一個小偷被警方抓獲，他立即申請採訪小偷，這也符合日本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可警方以各種理由拒絕安排嫌疑人與他會面。他發現記者與警察接觸是直接的，與犯罪嫌疑人接觸只能通過律師等第三方。「從本質上講，幾乎所有領域的採訪，都是對權力一方有利，對被壓迫者一方不利，業已形成的嚴密的結構，要求新聞報導只能如此。」他反思道。於是他決心為平民做採訪。
越南戰爭爆發，局勢惡化，美軍以日本衝繩為軍事補給站，加上日本媒體對越戰進行鋪天蓋地的報導，逐漸在日本國內引起反越戰運動。川本三郎是本多先生在朝日新聞社的同事，1968年到1971年間擔任《周刊朝日》記者，深入報導過長達多年的學生運動，他寫道：「時代本身一點都不溫柔，越南戰爭是發生在一個小國的重大戰爭。無論報紙或電視，每天都有越戰的新聞。有僧侶的自焚事件，有遊擊隊的公開處刑，有害怕汽油彈而逃走的少女，有在雨下個不停的泥沼戰場枕著沙袋睡覺的黑人士兵。這種悲劇畫面，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象徵。」大批知識分子開始對戰爭問題進行反省，主張反戰的學生運動紛紛擾擾，這些事件匯聚成那幾代人的時代記憶，影響了他們的一生。
1996年中國出版的本多勝一傳記
1967年，本多先生以特派記者的身份奔赴西貢，從3月到7月，他四次隨軍採訪，身穿從西貢小偷市場淘來的美軍舊軍服，帶著兩個行軍水壺，便坐進美軍的坦克開赴最前線。美軍向南越陣線發起進攻，經過當地村落時，坦克車隊壓斷果樹，撞倒牆壁，推垮房子，目之所及的障礙被碾得粉碎。突然響起槍聲，是隱蔽在叢林的遊擊隊發起突襲，坦克車隊回擊。他坐在坦克中，緊緊注視著前方。他看到坦克周圍的農民仍在田裡勞作，似乎毫不畏懼槍林彈雨，「對他們來說，這就是最安全的辦法，他們知道，逃跑，藏起來，反而會被殺害，只能原地不動，保持這種狀態」。10個月行程，他用掉22本80頁厚的本子做採訪筆記，只寫親眼所見的場景，不抒情也不議論，記錄那場戰爭給越南普通人帶來的遭遇。
1968年4月，他為越戰撰寫的報導集結成冊，推出單行本《戰場的村莊》，一出版即為暢銷書。他說越戰的這段經歷啟發了他，成為日後他去中國尋訪的重要動機之一。野中先生第一次進戰場時，還是一名大三學生，一位東南亞的評論家幫助他去了泰國，當時泰國學生正在示威抗議軍事政權。他經歷過六十年代末日本的反戰思潮，又深受五十年代越戰的影響，那種時代氛圍推著他走上做新聞的道路。當有機會置身於國際事件的現場時，他無比興奮：「我渴望親眼目睹」。此前他沒有修過新聞學的課程，毫無採訪經驗，從泰國回來後，只是簡單學了點新聞，又扛著攝像機跑去柬埔寨。
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戰場的村莊》 圖｜劉驍奔
那是八十年代初期，柬埔寨難民問題是亞洲熱點話題之一。起初他到柬埔寨採訪紅色高棉，隻身到現場拍照，然後把照片賣給日本國內報社。小有名氣後，《朝日新聞》駐泰國的記者聘請他做助手。當泰國和越南在邊境發生軍事衝突時，野中先生不管不顧，騎上摩託車就衝去雙方對峙的前線。沿途他幾乎沒見到什麼平民，離前線越近，槍聲和炮聲就聽得越清楚。形勢危急，戰爭似乎一觸即發。記者建議他放棄採訪，為了安全起見，趁早撤退。當他返回駐地時，卻發現自己是唯一一個撤回來的記者，各個報社的人都搶著去現場。他立刻找到一輛自行車，朝最前線狂奔。他不斷給《朝日新聞》發回前線報導，在業界的名氣越來越大，不斷有報社上門找他合作。短短數年，他的足跡幾乎踏遍亞洲，採訪了印度尼西亞紛爭、朝鮮半島局勢、緬甸少數民族糾紛，還有衣索比亞饑荒、伊拉克戰爭等諸多題材，拍攝製作了驚人的兩百多部紀錄片。
野中章弘的工作照 圖｜早稻田大學官網
1983年，阿富汗仍陷內戰泥沼。蘇聯人佔領阿富汗首都，牢牢控制了主要的道路。當時要想進入阿富汗，只能取道巴基斯坦，走各種隱秘的小路。野中先生隨遊擊隊艱難跋涉十天，沿途不僅要提防可能出現的蘇聯軍隊，還經常因為跟不上遊擊隊而迷路。有一次，他們走到一處裸露的山坡，被蘇聯人發現。飛機掠過他們頭頂，往山坡掃射。他很害怕，趴在地上，隨手抓起地上的破布，蓋在自己身上。空襲大約持續了半小時。一切聲音消散後，他猛地掀開破布，飛機走了，遊擊隊也不見了。那次採訪非常艱辛，一路幾乎吃不到什麼食物，等他發完報導回到日本，立刻跑去吃了頓最喜歡的咖喱飯。又過兩年，1985年，他為日本一個啤酒品牌拍攝廣告，有機會到中國拍攝風景名勝。初到中國，他乘船沿長江順流而下，上岸後發現碼頭空無一人。
野中先生不懂中文，只好手舉一張寫有「旅者」二字的紙片，站在路邊等待。有個老人推著輛小車，看到他的紙片，便送他出碼頭。那時，中國對外國人還有一些限制，他只能住進官方的招待所。隨後幾天，他搭乘綠皮火車四處遊歷，車廂裡密密麻麻都是人，行李遍布每個角落，經常被擠得沒有地方坐，只好勉強站著，一站就是一晚上。中國之旅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1968年底從越南回來後，本多先生開始研究中日之間的那場戰爭，當時日本有很多關於親歷原子彈爆炸的口述記錄，可是關於侵華戰爭的記錄卻少之又少，「一千幾百萬中國人被殺害的這樣一個事實，一般日本人只是抽象地聽說過傳聞，他們並不在意侵略中國究竟是怎麼回事」。1971年夏天，他第一次來中國採訪，將近40天裡由南到北，他遇到過在淪陷區生活的倖存者，走訪日本殖民中國的建築遺址，滯留遼寧時他找到日軍設立的活人試驗區建築，收集殘留的實驗記錄、目擊者證言、遺骨，證明那些駭人聽聞的傳聞並非捏造。8月末開始，他的採訪報導在《朝日新聞》連載四個月，之後出單行本《中國之旅》，成為他記者生涯中反響最強烈的一部作品。
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中國之旅》 圖｜劉驍奔
1983年他再到中國，重走日軍進入南京的路線。在蘇州梅巷村，日軍進行過一場集體屠殺。當年關押村民的房屋已經沒有了，屠殺現場也只剩下一堵牆。本多先生去參觀村子裡的老屋，村民向他介紹當時的舊式床，因其特殊設計，人可以鑽進床底隱藏。當他從老屋出來時，門前一個老人指著他怒罵，情緒激動，原來老人聽說日本人來看屠殺現場，想起了當年遇難的父親。接著，他坐車去無錫。
1937年11月24日，日軍進發南京時途經無錫，城裡的人紛紛逃往郊外避難。在一個叫許巷的村莊，日軍僅僅兩小時就屠殺了222人，燒毀60多間房子。有個六歲小孩，本來沒有中槍，卻在血泊中活活淹死。後人稱為「許巷慘案」。村民許元祖當時還是嬰兒，日軍進村掃蕩，用槍託敲大門。許元祖的父親剛打開門，就被一槍打死。正在餵奶的母親聽到槍聲，抱著嬰兒出門，日軍的刺刀捅穿她的乳房，順帶割裂了嬰兒的嘴唇。許元祖的鄰居清楚記得那一幕，他告訴本多先生，當時自己躲在家裡的豬圈，等到天黑才逃出村莊。如今已經84歲的許元祖用手指著自己的嘴唇，向在場的日本學生展示當年的傷痕。聽說野中先生和學生要上門採訪，許元祖提前將自己的遭遇寫到紙上，他說自己老了，聽力不好，只會說方言，也說不清楚，只好動筆寫了。當年日軍走後，他的祖父跑回家，將他從一片血泊中抱起來。他的臉上全是血，也許是細菌感染，右眼從此失明。野中先生叮囑學生，採訪時要問清楚日軍進攻的時間、地點以及受害者的數量，如有需要，爭取讓對方繪製出當年的地圖。採訪開始後，他只在旁邊傾聽，一言不發，直到最後才說：「再問問老人家，現在怎麼看日本人？」老人說：「現在的日本人是好人。」
84歲的許元祖在家中接受野中師生的採訪
野中章弘在許巷村參觀紀念館
許巷慘案遇難者名錄碑
在無錫尋訪的第二位老人在馬山，馬山是太湖的一座小島，地方志記載，馬山也被日軍大規模屠殺過，留下名為「血淚潭」的遺蹟。可惜血淚潭未能及時得到當地保護，十多年前被賣給房地產開發商，過去的痕跡幾近消失。帶路的村民指著一棟破敗的老平房說，以前血淚潭就在房子後面，現在雜草叢生，很難走過去。學生還在聽村民簡單的介紹，野中先生找出一條道，背著包就往平房的方向走去。過去的屠殺現場，如今一片荒蕪，小溪穿過，近乎斷流。再過幾米，一堵牆阻礙了視線，村民說那兒現在是別墅區。日軍包圍馬山時，楊增大只有五歲，跟家人躲進事先挖好的洞中。日軍發現後，往洞裡掃射，楊增大的祖父母和父母親都被打死，他年紀小，雖然肩膀中槍，但被壓在最底下，逃過一劫。採訪中楊增大解開襯衫，向野中先生和學生展示肩膀上的彈痕。馬山屠殺是日軍的報復行為。倖存者蔡德坤當年告訴本多先生，事件的起因是三個日本兵因強姦民女，被附近的村民暗殺，隨後日軍大舉進入馬山，搜刮周邊的村莊，抓了七十多個村民進行集體屠殺。開槍的瞬間，蔡德坤跌倒在地，身上全是屍體，僥倖揀回一條命。
84歲的楊增大在家中接受野中師生的採訪
1983年末，本多先生沿日軍的北線抵達南京，結束了第一次採訪。第二年他從上海出發，沿日軍的南線進行第二次尋訪。又過了三年，他深入到南京及周邊做採訪。這段時間他的報導在《朝日新聞》連載，最後集結成書《通往南京之路》。每次帶學生來南京研修，野中隨身攜帶幾本小書，最近幾次，他的書單中就有《通往南京之路》。野中先生拜訪許元祖時，掏出這本書，翻到本多勝一寫許元祖的章節。書頁上還有當年許元祖接受採訪的照片。時隔多年，老人仍然記得本多勝一，說，那位日本記者也是好人。他把書送給老人，雙手合十向老人表示謝意。
《通往南京之路》中文版2001年在中國出版
本多勝一書中許元祖當年接受採訪時的照片
南京之旅的最後一天，他帶學生來到南京一所大學的教室，讓他們做匯報。學生忙著準備時，他就坐在那兒讀本多勝一的書。按資歷，本多先生是他的前輩，學生時代他讀過本多先生的作品，工作後，兩人曾在曼谷採訪難民時短暫打過交道。《通往南京之路》發行幾年後，1988年野中第一次來中國做侵華戰爭的採訪，在南京，通過新華社記者牽線，他見到後來被稱為南京大屠殺「活證據」的李秀英，聽李秀英講述身中日軍37刀的悲慘遭遇，那是在日本媒體上幾乎看不到的來自中國民間的聲音，「我感到非常震驚」。從此，他扎進這段歷史之中。學生匯報結束，他接著組織討論，談到日本侵華戰爭，或是大屠殺事件的真正犯人時，他拿起粉筆，往黑板上寫了兩個詞：天皇制、軍國主義。他說，如果人們真的想為過去的戰爭歷史道歉，就需要認識到天皇制給日本和亞洲各國帶來的傷害。
野中章弘曆次來華採訪路線
在日本，周圍人聽說他要去中國採訪受害者，經常問他是否受到責難或被追究責任。他搖頭，「在我三十年的採訪時間中，指責我或要求我道歉，一次都沒有遇到過」，偶爾還會碰到倖存者對他說，「事情都過去了」。他覺得，或許他們內心深處的某個地方還有仇恨的部分，但是，「想要原諒對方的內心是真摯的，」他說道。野中章弘的報導刊發到網上後，引來很多日本國內右翼分子的批評：「野中不是日本人，去中國吧」「能自稱記者嗎？沒有任何價值的爛文章」諸如此類。他不在意這些人的聲音，「他們非常情緒化，沒有理由也沒有根據」。以前別的記者前來採訪，追問他是左翼分子還是右翼分子。野中章弘說，自己不屬於任何一邊，只是一名記者，執著於追尋歷史真相。
最後一天的討論會上，野中章弘寫下的板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