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東京》在2003年上映，是美國導演索菲婭·科波拉的電影作品。有意思的是，這部原名為《Lost In Translation》的電影在被翻譯成中文後，變成了今天我們所熟知的《迷失東京》。
對於一部電影而言，片名往往至關重要，而國外電影經由翻譯而來的片名不僅能體現電影類型，還能直接影響受眾。好的翻譯無異於錦上添花，例如《寒枝雀靜》、《故園風雨後》這樣信達雅的譯法。在電影市場全球化的今天，電影片名翻譯的文本也體現出更多跨文化交流的意義，例如萊昂納多和湯姆漢克斯主演的傳記片《逍遙法外》，港譯片名《捉智雙雄》，臺譯《神鬼交鋒》，翻譯文本的背後是不同文化氛圍對於一部電影的解讀，正如莎士比亞所言，「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Lost In Translation》中的「translation」是「翻譯」的意義，可見導演想要通過電影表現關於「translation」的主題與「lost」的狀態。也許從直譯角度考慮到翻譯美感問題，或者綜合電影內容等其他因素，這部電影中文版被譯為《迷失東京》，「迷失東京」，這個短句落點在「東京」，背後架輔於國人對於「東京」這一詞語的感受與想像，架輔於「東京」背後鋪展而開的文化氛圍。
1.日本文化的他者形象
毫無疑問，在這樣一部美國導演藉由「東京」來烘託表現「translation」的電影中，日本（日本人與日本文化）處於被觀看的他者地位，美國（美國人與美國文化）是跟隨男女主角觀看的敘事者。
在這樣的跨文化交流環境中，首先而來的是各種文化要素對於異文化環境的構建。電影的開頭男主角坐在東京夜晚的計程車上看著窗外流動的街景，那些「東京範式」的廣告畫報和文字（語言和象徵符號要素）提醒著一個全新的文化世界。隨著鏡頭的深入，日本這一他者逐漸登場，從鮑勃·哈裡斯與工作接待人員、酒店服務生、妓女的接觸（習俗和價值觀要素），到酒店浴室、電梯、廣告拍攝片場、街道、酒吧、醫院等一些具體場景的出現，日本原本模糊的被觀看形象也被大致描述出來，文化要素的類型也逐漸增加。
相比於男主角鮑勃在物質文化和社會文化層面的簡單接觸，作為相對接觸和生活在日本更久的女主角夏洛特則感知到更多的文化要素，她甚至開始探知日本的哲學文化。在電影中，她為了排遣寂寞曾嘗試學習插花，並把粉色的花籃裝飾懸掛在酒店房間中，說明她對於日式審美文化擁有一定的認同感。夏洛特到寺廟去感受日本佛教的氛圍（信仰要素），看到寺廟內部的景觀、佛堂中誦經的和尚、傳統妝容的日本新娘等諸多場景，這些畫面渲染出異文化對其在物理層面的衝擊和心理層面的陌生。因此，對於兩人來說，他們對於日本文化的感知，在電影中更多呈現出「迷失」的狀態。
鮑勃的迷失在他衰退的職業、疲憊的婚姻生活中，他是跨文化交流中的被動者，被動地進入，被動地觀看，被動地去感知。在拍攝廣告開機之前、在醫院等待夏洛特時，他一直保持著緊張不適應甚至懵懂的狀態，他對於文化感知，是無力的。好在隨著後半部分劇情的發展，他跟隨夏洛特接觸日本衝浪手、日式KTV後，開始逐漸接受文化差異帶來的感官衝擊。影片的前半部分，夏洛特在和朋友的通話中說，「我今天去了寺院，那裡有很多和尚，他們在誦經，我卻沒什麼感覺，我不知道……我甚至去學了插花……」夏洛特對於日本文化的了解尚未深入，在精神層面的感知失敗後，她陷入了在異鄉更深刻的孤獨。這是文化定勢的一種體現，在「寺廟」、「插花」這些常見的日本符號之中，「日本」是已經被定義了的，而夏洛特過於簡單的接觸會註定使她在文化定勢中的預期失敗，從而產生挫敗感，導致迷失。
在文化感知之後，文化衝撞的問題隨之而來。語言是首要問題，鮑勃在三得利酒的廣告拍攝片場時，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翻譯問題表現出語言帶給交流的問題，後來他和日本妓女的對話以及他在醫院和路人答非所問的交談，都表現出了在語言問題方面的交流困境。語言背後，許多社會文化習俗也帶來了文化衝撞的不適應。比如習俗問題，電影開頭鮑勃在到達酒店之後所接觸到的送禮文化，他顯然沒有準備面對的禮物，他在酒店被鞠躬時也有著不自然的態度；比如距離問題，在酒吧鮑勃遇到的影迷能自然和他搭話，但日本工作人員卻將他看作高高在上的明星，在電影結尾鮑勃離開的時候他明顯希望擁有私人時間，而工作人員卻圍著他進行歡送儀式；比如性愛觀念，日本妓女和鮑勃的隔閡不僅在於語言方面，還在於她的引誘方式和動作顯然是鮑勃不願意接觸和不能理解的方式……這些文化衝擊的背後，其實代表著兩種社會文化的不同。
2.美國文化的敘事視角
《迷失東京》中，導演採用了大量的廣角鏡頭，來表達男女主角身處異文化環境中的孤獨狀態。電影本身作為一種語言，它的畫面不僅能夠渲染氛圍，也暗含敘事者的立場。由於日本（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在這一敘事中充當被觀看的他者地位，美國（美國人和美國文化）的主觀視角表明其講述故事的自者地位。在《迷失東京》的豆瓣影評中，有人評價這部電影存在「殖民者視角」，不論觀點正確與否，我們確實可以發現，美國對日本的理解與觀察，相對於中國，不僅有異文化的不同，還包含著東西方文化的隔閡。而在這種文化隔閡的背後，不可避免地存在視角問題。
《迷失東京》裡，鮑勃和夏洛特好像始終被困在酒店的高層裡，他們對於東京這個城市的觀看，更多的是從酒店巨大的窗戶向外俯視，清晨，黃昏，夜晚，大量的俯視鏡頭。東京在這些鏡頭中變成一個文化的具體縮影，而鮑勃和夏洛特坐在窗前孤獨、迷失，沒有辦法融入。《禪與摩託車維修藝術》一書中曾經提出一個觀點，即觀看者「場」的問題：「騎摩託車旅遊和其他的方式完全不同。坐在汽車裡，你只是局限在一個小空間之內，因為已經習慣了，你意識不到從車窗向外看風景和看電視差不多。你只是個被動的觀眾，景物只能呆板地從窗外飛馳而過。
騎摩託車可就不同了。它沒有什麼車窗玻璃在面前阻擋你的視野，你會感到自己和大自然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你就處在景致之中，而不再是觀眾，你能感受到那種身臨其境的震撼。」在《迷失東京》中，鮑勃和夏洛特是真實處在東京之中的，但他們的視角總是從高處出發，隔著一層玻璃，就像在觀看一個遙遠的虛擬場景。在理想的跨文化交流中過程中，兩種文化的視角應當是平等的，雙方對彼此努力進行理解與感知來促進交流更好地進行。但在現實生活中，交流會因為各式各樣的問題產生隔閡，而交流的姿態與視角也有著微妙的差別。
日本電影中同樣存在許多表達異質化隔閡主題的電影，有趣的是，在這些電影中很少會有一部電影，對東京這個大都市存在著《迷失東京》一樣大量的俯視視角，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無力與迷惘。它們的視角常常內陷其中，向上仰望，即使有著同樣「迷失」的狀態，但對「迷失」的表現大相逕庭。例如在石井裕也的電影，《夜空中總有最大密度的藍色》中，有許多仰望的鏡頭語言，對月亮，對天空。其中最經典的一個片段是，男女主角一起等候公交的時候，他們同時抬頭看見了飛船，女主角美香說：你看見了。男主角恆二說：我看見了。
然而在電影開頭，美香獨自等公交車時看見飛行的飛船時，鏡頭掃過，人群卻低著頭或看著前方排隊等車，沒人抬頭。她感嘆即便沒人看，它也依舊在飛行。對於孤獨命題的表達，《迷失東京》的導演選擇給黃昏中坐在酒店窗前眺望東京的夏洛特旋轉特寫，《夜空中總有最大密度的藍色》則通過仰望東京街頭沒人看到的「飛船」表現生活與生命的困境。也許是因為日本人著迷於「從世界中心呼喚愛」的向外視角，也許是因為美國文化中凌駕一切的超人意識，這兩種來自內部與外部相反的視角，背後的無意識實在有趣。
異質文化中存在著不可避免的視角問題，而同質文化裡對於同一主題的表達也各有千秋。在美國導演賈木許的電影《神秘列車》中，一對日本情侶因為痴迷於美國五十年代搖滾樂來到孟菲斯旅遊，他們同樣存在語言問題和溝通能力的缺乏，但因為對美國文化的嚮往而興致勃勃。這兩個故事中男女主角前往異鄉的原因並不相似，美國文化向外表現出更大的吸引力。在這部電影的開頭，日本情侶也是某種程度上的觀察者，但他們並非故事的敘述者，「自者」與「他者」的形象同樣存在，不過電影中跨文化的交流相較於《迷失東京》中的迷失卻更加輕鬆自由，即使他們和《迷失東京》中的主角一樣——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困境仍然存在。
賈木許的另一部電影《地球之夜》裡表現了更加鮮明的溝通問題。電影中包含了不同的國家與地區、不同的階層，例如紐約外國司機與黑人文化的交流，巴黎黑人司機分別和非洲遊客以及本地盲女的衝撞，其中存在大量的跨文化交流現象。但可以看出，賈木許的電影中明顯有著更加積極的交流態度，甚至很少出現「自者」「他者」的立場與觀察，其中更多的是，來自不同背景中人物的偶然邂逅，隨著他們對話的進行，文化差異更深層次的問題也逐漸暴露。賈木許的這幾部電影相較於索菲婭·科波拉的《迷失東京》，跨文化交流的場景是在不斷變化的，而非被困在酒店高層中，他展現出更多的巧合，更多的相互交流，更深層次的文化分割，但同樣表現出一個相似的問題，即溝通的困境。
3.交流的困境
在跨文化交流的語境中，語言和翻譯的問題是首先考慮到的障礙。《迷失東京》裡同樣存在著一些語言的交流問題，在廣告拍攝的片場，鮑勃和導演的對話十分艱難，而將短句譯為長句、長句譯為短句的翻譯人則更加推動了跨文化交流中的迷惑困境。導演可能是有意在電影中不打出日語的字幕，好讓觀眾跟隨鮑勃一起走進那個語言不通的陌生世界。酒店妓女的出場也因為語言的不通而顯得啼笑皆非，她的英語十分笨拙，也有著日本人通常不能分清「L」和「R」發音的問題，正因此鮑勃不能理解究竟是「lip」她的絲襪，還是「rip」她的絲襪。正因為語言問題，人與人不能相互理解。
語言的困境是跨文化傳播的一大問題，巴別塔的神話故事也說明人類很早就意識到了不同語言所帶來的問題。余光中的《絕色》裡有這樣一句詩句：「月色與雪色之間，你是第三種絕色」，這首詩表現了在源語言與目標語言之間，轉換語言構建出了另外一個全新的世界，也就是翻譯。翻譯的文本語言構建了一個巨大的自由空間來根據譯者發揮，好的翻譯是「絕色」，而壞的翻譯往往帶來另外的困境，正如電影中鮑勃的遭遇。交流的困境首先表現在語言上，語言的問題、語境的變化、語調等都會造成交流的隔閡。狹義意義的語言僅僅是使用工具，而廣義範圍的語言則包含更多內容。宗教語言也許並不完全依靠文字和聲音，但夏洛特面對寺廟卻感受不到任何東西。
語言互通的環境中，交流同樣存在問題，它表現出群體的隔閡。群體之間的隔閡往往存在於同質文化之中。電影中夏洛特並不認同丈夫的朋友，因此在他們對話時表現出不耐煩的態度，她對於她的減肥計劃、工作等並不關心，也沒有傾訴願望，因此她迅速找到了一個藉口逃離。同樣的狀況也出現在鮑勃的身上，妻子給他寄來地毯樣本的時候，他其實並不能理解那些顏色的細微差別，也並不在意。這些都表現出不同群體，即在夏洛特和朋友之間不同文化世界、鮑勃和妻子之間不同性別世界中表現出的「失語」狀況。
鮑勃和夏洛特面對陌生的環境時，遭受語言和文化的隔閡，因而是文本意義上的「Lost in translation」，這是第一層的迷失；他們因為原有社會環境的丟失，缺少對自我身份的定位與認同感，因此陷入寂寞的狀態，這是第二層意義的迷失；第三層的迷失體現在群體的隔閡之中，鮑勃和夏洛特在近乎「孤島」的狀態中缺少可以交流和傾訴的朋友；而更深一層的迷失則更加無力和迷惘，這一意義中的迷失直指交流的終極困境，它是人與人之間心靈的隔閡，即表達愛與內心的隔閡。如果在這個層面上失去情感的表達，就會是導演想要表達的最深層次的狀態，真正地「Lost in translation」。
劉慈欣在《三體》中有一個十分有趣的科幻設定，在他設定下的三體人，擁有比人類更高級的智慧文明，他們甚至可以不需要語言而直接對話實現更精準的交流。但有意思的是，這樣的設定卻被人類認為是三體人唯一的戰略劣勢——不能隱瞞自己的思想，而最後主角羅輯也正是利用這一點讓所有人無法猜透他的心思，完成面壁計劃拯救人類。這個有意思的設定揭示出人類的一個特點，即人類作為獨立的意識體在心靈層面的互不相通，至於這種不通能挽救人類的命運也只是小說中的一種設定（或者諷刺），但在現實生活中，它更多地表現人與人之間的隔閡狀態，人類在這種隔閡中正漸漸變成真正的「孤島」，在無數的「孤島」背後，是真正的放逐和迷失。
在孤單和抑鬱的狀態中，情感的真正互通十分必要，每一次的溝通嘗試都是翻譯的過程，翻譯是達到理解的一種手段，把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把我們的思想和感受翻譯成語言文字，用真正的溝通與信任還有把平庸的生活過得不凡的能力面對他人，用超越語言形式的語言——愛的情感來表達自己，才是交流的真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