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的一天，在美國舊金山的一座寓所裡，何蔓禮女士依舊沉浸在失去父親的悲痛中，她的父親，曾歷任中華民國駐奧地利、埃及、墨西哥、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大使何鳳山博士，於9月28日走完了97個春秋的人生道路，悄然去世。
電話鈴聲響起「請問，您是何鳳山博士的女兒何蔓禮女士嗎？」
「您的父親當時真的給猶太人發過籤證嗎？」
打電話的是猶太裔歷史學家艾立克·索爾，他在《波士頓環球報》上看到何蔓禮發出的父親的訃告中，寫有何鳳山在擔任駐維也納總領事期間，曾向猶太人發過籤證，索爾特意打電話進行核實，何蔓禮告訴他說，父親何鳳山晚年出版的回憶錄《外交生涯四十年》中提過此事，但是，只有不到一個段落的筆墨。
索爾有一個同樣是歷史學家的好朋友潘光，作為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主任的潘光，通過研究發現，1937年至1939年，到過上海的猶太人有近3萬，除轉道去了第三國的，還有近2萬猶太人留在上海，上海被當時的猶太難民稱為「諾亞方舟」。
二戰時期，在幫助猶太人方面，德國有實業家辛德勒，日本有號稱「日本辛德勒」的外交官杉原千畝，全世界有一萬多人因為解救過猶太人，而被以色列授予「國際義人」稱號，唯獨沒有中國人，在歐洲反猶最兇猛的時期，大量猶太人進入上海絕不是偶然現象，一定有人在幫助他們，這個人到底是誰呢？
從1990年開始，潘光就在苦苦尋覓這個人，直到1995年10月，他應邀參加「奧地利猶太人避難上海紀念」，在這次會議上，有的猶太人聽說了他是上海人，便和他飈起了上海話「儂好儂好，我們在那裡生活過」，他們說，雖然進入上海不要籤證，但是離開奧地利需要籤證，「我的父母是何鳳山博士救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這是一個驚喜的發現，潘光開始向猶太組織「救命籤證組織」求助，他們專門尋找當年籤發救命籤證的外交官，但遺憾的是，沒有人直到何鳳山現在何處，是否還活著，線索又斷了。
直到1997年10月，潘光的好朋友索爾來信告訴他，他找到了何鳳山的女兒，在兩人的共同努力下，越來越多持有何鳳山頒發籤證的倖存者和他們取得聯繫。其中包括美國大名鼎鼎的億萬富翁、世界猶太人大會秘書長伊斯雷爾·辛格，「我的父母就是何鳳山博士救的！」
1998年，潘光終於在美國緬因州見到了何蔓禮女士，也看到了何鳳山撰寫的回憶錄《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一句「街頭每天都在上演著殘殺的悲劇」將潘光帶回到了那個瘋狂而悲慘是年代。
1938年，奧地利淪陷後，淪為德國的河斯馬克省，國民政府把奧地利大使館降為總領事館，年僅37歲的何鳳山被任命為總領事。奧地利是歐洲第三大猶太人聚居地，總人數18.5萬人，其中90%居住在首都維也納，納粹當局成立猶太人外移中央辦事處，開始對手無寸鐵的猶太人舉起了屠刀，辦事處規定，只要集中營的猶太人能離開奧利地就可以釋放，不走的就成批屠殺，離開就是生存，不能離開就意味著死亡，而一張張籤證就是一根根救命稻草。
美國給奧地利的移民名額已滿，申請美國籤證必須有財務保證宣誓書，美國領事館早早掛出告示牌，無證可發；法國政府則乾脆利索得表示取消一切籤證；瑞士領事館則留了一條生路，但是要求猶太人申請護照時，必須在上面加蓋紅色字母J，註明是猶太裔身份，這為猶太人過境增加了一道障礙；英國人嚴格控制猶太人前往英控巴勒斯坦；讓猶太人更加絕望的是1938年7月13日法國埃維昂召開的猶太難民國際會議上，與會32個國家紛紛拒絕伸出援手。17歲的艾瑞克·高德斯陶伯把除中國以外的駐維也納50多個領事館都跑遍了，一個籤證也沒拿到。
當全世界都向猶太人關起大門時，只有上海為他們開啟了大門，而打開這扇門的人，就是何鳳山。
就在這些猶太難民在各大領事館屢屢碰壁，陷入絕望時，維也納貝多芬廣場一幢三層小樓裡，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向他們伸開了懷抱，開闢了生命通道。
他對副領事周其庠說「雖然外交部有訓令，但這個時候我們不能裝聾作啞，只要是猶太人來辦籤證，一律照籤，這個責任我來扛！」。
心急如焚的猶太難民遭到各國使領館拒絕後，有人來到中國使領館試一試，沒想到很快就拿到了籤證，消息很快傳了出去，一時間，從早到晚，中國領事館門前排起了長龍。
有個小夥子一個人拿來11份申請表，按照規定只有申請者本人來才能辦理，但是何鳳山當場全部籤發。高德斯陶伯1938年7月20日一次就從中國總領館拿到了20份前往上海的籤證。
何鳳山親眼看到了第一手的納粹德國和奧地利「碎玻璃之夜」計劃，這個計劃要從1938年11月9日到10日，摧毀200多個猶太教堂，7500個猶太人商店，將3萬猶太人關進集中營，這進一步堅定了他加速籤發籤證的決心，他知道，自己每籤出一張籤證，就相當於救出一條鮮活的生命。
這些逃離奧地利的猶太難民來到上海後，有的定居在此，有的去了哈爾濱，而有的則轉道去美國、加拿大和菲律賓等國，上海成了當時世界上唯一一個向猶太難民敞開大門的國際都市，1941年底，上海成立了遠東最大的猶太社團，頂峰時多達3萬多人。
雖然當時的中國和德國分處不同陣營，但是中德關係卻莫名其妙得相當融洽，德國對國民政府的協助涉及到軍事、外交、科技等各個方面，所以，國民政府對何鳳山的行為不能容忍。
首先發難的是何鳳山的頂頭上司陳杰，他認為，要維持中德邦交，不能和希特勒唱反調，多次指示何鳳山限制給猶太人籤證，何鳳山表面答應，說要請示國內，但堅持發放籤證，陳杰知道後大為光火，此時，恰巧有人狀告何鳳山兜售籤證，貪贓枉法，陳杰立即派參事丁文淵前往調查，經過一番仔細核查，沒有任何可疑之處，儘管如此，承辦籤證的副領事周其庠被莫名其妙革職了。1939年4月，外交部以莫須有的罪名給他記過處分。
就連南京政府也不支持何鳳山的義舉，何鳳山發放的籤證導致大量猶太人湧向上海和哈爾濱，被國民政府和納粹德國知道後，不斷製造麻煩，納粹當局以中國總領館租用猶太人房子為由，將房子沒收，何鳳山只得把領事館搬到維也納城市公園旁的一所公寓，國民政府拒絕提供租借費，何鳳山就自己掏腰包，在這種情況下，他繼續籤發「生命籤證」，1940年5月，國民政府只得將他調離維也納。
從1938年到任至1940年5月離任，何鳳山到底給多少猶太人籤發過生命的「船票」，連他自己也記不清了，但是，從倖存者提供的護照原件來看，一位倖存者1938年6月的籤證號為238號，另一份7月20日的護照就已經是1200號了，粗略估算，經何鳳山之手籤發的護照，每月500到900個，總數可能達到上萬個。
潘光分析認為，一是1937年到1939年，上海被日本佔領，猶太人進入上海無需籤證，研究人員以為歐洲猶太難民大量湧入上海是必然現象，沒有想到有一個駐歐洲的中國外交官在做這樣的壯舉。二是二戰結束後，中國陷入內戰，又有各種因素所致，中國人救助猶太難民的研究工作一直沒有開展起來，直到1995年潘光到奧地利參加會議才知道，進入上海不需要籤證，但是離開奧地利卻需要籤證。三是何鳳山一生淡漠名利，他認為自己救助猶太難民是職責所在，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也很少和外人提起，在他的回憶錄《我的外加生涯四十年》中，對這件事也只是一句話帶過「富有同情心，願意幫助別人是很自然的事。從人性的角度看，這也是應該做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當時的國民政府認為，何鳳山救助猶太難民沒有經過政府授權，為了怕影響中德關係，只能壓下來，而當時的中國正是多事之秋，所以，這件事兒也就埋入塵埃之中了。
不過，何鳳山的壯舉卻被他救助的每個猶太人牢牢記著，他們的後人也將恩人何鳳山的名字珍藏在心底。
現居加拿大的猶太裔婦女勞迪婭的父母就是憑藉何鳳山發出的籤證到達上海後生下了她，她的父母告訴她，當時奧地利有50多個外交官，只有中國的何鳳山敢幫助他們，所以，她對中國有特殊的感情。
維也納愛樂樂團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格林伯格跟著父母逃到上海時才六歲，他是在上海學會了拉小提琴，他的生命和事業都是何鳳山所賜。
加拿大的克勞斯回憶道，當年他和丈夫排隊辦理籤證時，見到領事館的車經過大門，他們就把申請表扔進車窗，沒想到很快就接到電話，拿到了籤證。
一個倖存者的女兒拿著父親的籤證擁抱何鳳山的女兒何蔓禮「看見你，我好像看見了我爸爸！」
以色列的多倫說，他和何鳳山比較熟，他利用外交官的身份保護了我們一家人，我弟弟被捕送到了另外一個城市，我拿著中國領事館的籤證把他救了出來。
可以說，每一張籤證的背後都有感人至深的故事。
1999年10月，以「猶太人在上海」為主題的《生命籤證》圖片史料展在溫哥華舉辦，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和猶太人大屠殺教育中心聯合公布發現的何鳳山事跡，自此，何鳳山營救猶太人的事跡公布於世，他營救的猶太人比辛德勒還要多。
何鳳山的事跡震驚了世界，以色列政府立即聯繫展覽舉辦者，進行調查核實，因為以色列頒發「國際義人」獎有非常嚴格的條件：必須是非猶太人，沒有傷害過猶太人，冒險幫助過猶太人，沒有接受過金錢報酬，作為外交官因為享有外交豁免，面對的風險就小，但是他的行為是違反了政府訓令也符合條件。
一位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主持的委員會負責調查，調查工作一直持續到2001年初，以色列政府正式宣布，二戰期間中國駐奧地利外交官何鳳山先生是營救猶太人的義士。2001年1月23日，耶路撒冷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舉行頒獎儀式，向何鳳山博士頒發「國際義人」稱號，何鳳山70多歲的兒子何蔓德和女兒何蔓禮從美國趕來，代替父親接受了榮譽證書和證章。他的名字刻入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國際義人園」內，此時，距離何鳳山去世已經過去了4年時間裡。
1932年，何鳳山獲得慕尼黑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1935年成為國民政府外交部官員，作為二秘前往土耳其任職，開啟外交官生涯，1937年派駐到駐奧地利大使館，1940年5月離開維也納，抗戰時期回到國內，參加政府對日作戰，曾隨團前往美國處理對日作戰事宜，此後擔任外交部情報司司長，後來又被任命為駐埃及公使、駐墨西哥大使、駐玻利維亞大使和駐哥倫比亞大使。
1973年何鳳山退休，由於他性格耿直，秉公辦事，得罪過不少人，臺灣當局說他有經濟問題，一筆300美元的帳找不到單據，還有人舉報他報銷了8美元的自用車檢查費，所以，拒絕為他發放退休金。身邊的人都為他打抱不平，一向少言寡語的何鳳山沒有辯解，而是默默去了美國，再也沒有回過臺灣。
何鳳山生活低調，很少和人談起當年救助猶太人的事情，他曾對女兒說「我對猶太人的處境深感同情，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我感到幫助他們義不容辭。」，所以，在他的回憶錄裡，只有寥寥數語談到此事。
1997年9月28日，何鳳山走完了97個春秋，悄然去世，潘光曾經致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部的答覆是「1997年何鳳山去世時，臺灣沒有去人，中國駐舊金山總領館派人專門送了花圈」。
上世紀80年代，何鳳山多次回到家鄉，1986年他應邀參加了母校長沙雅禮中學80年校慶，發表了《懷念雅禮》的演講，還捐資9000美元，2001年9月8日，他的母校舉行了何鳳山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何鳳山的兒女出席大會並發言，應邀出席會議的以色列駐華公使莫義瀾先生稱何鳳山「是一位為猶太人的黑夜點燃光亮的人」。以色列前總理沙龍評價何鳳山「何鳳山，不是英雄，也不是天使，他是上帝！」
2005年，風景秀麗的回龍山公園修建了何鳳山博士紀念墓地，2006年，湖南益陽博物館設立了何鳳山「生命籤證」陳列館，2007年9月25日，在何鳳山博士逝世10周年之際，他的骨灰終於回歸故裡，葉落歸根，在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刻著他1947年做的一首詩「大造生才非偶然，英雄立志豈徒然，而今願集景與力，萬裡前程猛著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