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
眼下，各高校2020級新生的錄取工作仍在持續，但從目前公布的情況看，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不同高校的錄取狀況已經呈現「幾家歡樂幾家愁」的局面。這其中，中外合作大學無疑屬於後者。
以江蘇省為例，有相當多的中外合作大學的錄取分數下滑。
作為我國教育國際化的一扇窗口，中外合作大學自誕生之日起，便備受國人關注。其發展狀況的好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晴雨表」。而此次中外合作大學招生遇冷，是否也反映出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趨勢在放緩？未來此類高校的發展前景又將如何？就這些問題，《中國科學報》專訪了溫州肯恩大學校長王立。
疫情反證高教國際化重要性
《中國科學報》：今年，溫州肯恩大學的高考錄取情況如何？您覺得造成目前這種狀況的原因何在？
王立：溫州肯恩大學籌建於2011年。建校至今，學校每年的招生情況都是持續向好的，但今年的確遇到了一個不小的挫折。因為我校是由美國肯恩大學與溫州大學合作創辦，受當前美國疫情以及中美關係的疊加影響，我們所遇到的挫折甚至還要大於其他同類兄弟院校。
應該說，此次新冠疫情對於國內所有高校都產生了深刻影響，對於中外合作大學的影響尤甚。其原因在於國際範圍內的流動性和互動性是中外合作辦學的重要存在基礎，而疫情因素顯然動搖了這一根基。
以溫州肯恩大學為例，我校的141名專任教師來自世界35個國家和地區，受疫情影響，自3月起，大部分外籍教職工及其家屬都滯留境外。但學校一直沒有放棄希望，經過數月努力，目前境內教師已增至58名，另外100多名外籍教職工及其家屬也順利拿到邀請函，剩餘人員都在辦理籤證和機票中。
毋庸諱言，國外持續蔓延的疫情引起了考生和家長們的擔憂，所以大家對於有國外學業安排的中外合作大學採取一種謹慎報考的態度。總之，當疫情、國際關係和招生季三者碰撞在一起時，對中外合作大學產生了較大衝擊。
《中國科學報》：您認為這種影響會持續多長時間？在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進程中，中外合作辦學又發揮著怎樣的特殊作用？
王立：目前來看，這種影響依然會持續一段時間。但我想說明的是，基於現狀而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產生消極態度是不正確的。相反，此次疫情恰恰說明，國際間合作必將是未來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原因很簡單——目前全球範圍內疫情防控總體形勢，已經說明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獨善其身」是不可能的。而全球性的合作基礎則在於彼此間的溝通理解，特別是各國青年人之間的溝通理解。在這方面，中外合作辦學無疑發揮著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中外合作辦學固然和其他辦學形式一樣，具有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等一般性功用。但除此之外，基於這種辦學模式，當不同國家的青年人通過同學、師生、朋友等關係建立起跨文化理解和穩定的情感連接時，便無異於打通了一條國與國之間的民間溝通渠道。而隨著這些青年人的持續成長，及其社會話語權的提升，這種跨文化理解和健康的情感紐帶所發揮的作用也將越來越大。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外合作辦學的衝擊只是一時，註定不會長久。
定位不清帶來雙重影響
《中國科學報》：今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門下發《關於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其中提出要著力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加大中外合作辦學改革力度。在您看來，目前中外合作大學最迫切需要解決的體制機制障礙是什麼？
王立：我認為還是中外合作大學定位不清的問題。
比如，教育部在2006年下發的《關於當前中外合作辦學若干問題的意見》中指出，中外合作辦學的收費標準是與公辦教育、民辦教育並行的一種教育類型。在教育部2014年公布的全國普通高校名單中，中外合作大學卻均被列為民辦高校，但2015年開始中外合作大學又被列為中外合作辦學，與民辦高校和公辦高校並列。
目前，我國的高校被分為了「公辦高校」和「其他高校」。中外合作大學顯然被分到了「其他高校」之列，與民辦高校同屬於一個序列。然而，這兩者之間不管從辦學性質還是辦學主體，都不能相提並論。
事實上，即使是中外合作大學，不同學校間的性質也是有所區別的。比如，溫州肯恩大學是由中外兩家公立高校合作建立的大學；上海紐約大學則是由國內公立高校與國外私立高校合作建立的……
總之，中外合作大學由於自身辦學主體的多樣，導致其本身性質有一定的複雜性。在這種情況下，籠統地將其歸於民辦高校，會給此類高校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中國科學報》：您所指的負面影響是否有所特指？在具體的學校辦學層面，這種模糊的學校定位，會給學校發展帶來怎樣的實質性影響？
王立：具體而言，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兩個方面。
首先是辦學經費來源的問題。目前，中外合作大學的經費籌措主要有以下幾個來源，即地方政府資助、合作辦學各方投入、社會資助和學費收入等。但由於學校自身定位的模糊，或者撥款資助的渠道上存在體制機制的障礙等，目前中外合作大學除學費收入外，缺乏一種相對穩定的、大的投入形式，這對於未來中外合作大學長期的發展是比較不利的。
依然以溫州肯恩大學為例。目前學校的主要辦學經費來自於溫州市政府的撥款，但溫州市本身屬於地級市，政府雖然一直在盡力為我們解決資金方面的問題，但受客觀條件限制，將舉辦一所具有世界級教育水平的國際化大學的資金需求全部歸集到地方財政，其壓力顯然是巨大的。
除資金外，另一個困擾中外合作大學的問題便是招生指標的分配。2020年，溫州肯恩大學在校生約2500人。根據上級文件和學校規劃，到2025年學校辦學規模為全日制在校生7000人。學校在幾年內會迎來較大發展。然而，這樣的招生規模擴張所需要的招生指標並沒有戴「帽子」下來。
這也就意味著，未來如果浙江省的招生總規模不變，溫州肯恩大學要想擴大招生規模，便只能從本省的其他學校「搶」指標，這同樣不利於高校整體生態的健康發展。
必須強調，目前國內擁有獨立法人資質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雖然只有9所，在國內數千家高等教育實體中所佔的比例並不算高，但這並不能成為可以將其與其他高校「等而視之」的理由。因為中外合作大學不僅在辦學主體等方面具有特殊性，而且這些高校代表了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一種重要形式，乃至於高等教育未來發展的一種可能性。
不必誇大「溝通成本」
《中國科學報》：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影響了世界範圍內絕大多數高校教學活動的正常開展。您認為較之國內其他高校，中外合作大學在這方面所受影響是否更大一些？
王立：由於中外合作大學的學生生源結構、師資結構相較一般高校更加國際化，此次疫情對於中外合作大學的影響的確更大一些。以我校為例，其90%的課程和美國肯恩大學銜接一致。由於疫情影響，春季學期起至今，我們創建了約400門網絡課程，系統安排了上千門次網絡教學，直接的課程開發和運行成本大大提升。
同時，我校師資來自於全球35個國家和地區，這就導致我們的網絡授課面臨一個國內高校可能不會面臨的問題——時差問題和空間問題。事實上，我們的一些老師在授課時，要同時說出「Good morning」和「Good evening」。因為這兩句問候語，有些教師、學生的所在地適合前者，有些則適合後者。
更重要的是，在中外合作辦學的過程中，合作雙方之間往往會在辦學理念上存在差異，這也是正常的。但在針對疫情的彼此溝通中，這種差異會更加凸顯。
《中國科學報》：您所提到的這種理念問題，相信在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進程中是一個普遍現象。在您看來，這種差異性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高教國際化的進程？
王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一個很容易產生誤解的問題。
首先必須承認，在高等教育領域的中外合作過程中，不同國家和區域間的理念或者文化差異無法避免，屬於一種正常現象。更重要的是，這種差異所帶來的彼此間溝通成本的增加，也不是原先預想的那麼高，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領域。
依然以此次疫情期間我們與美方人員的合作為例。雖然近期中美兩國在某些領域產生了一些衝突與摩擦，但我們與美方的合作並沒有明顯受到大環境的影響，雙方均表現出對對方的足夠尊重，並採取積極的態度去應對疫情並改變教學模式。而其中產生的資源投入和成本增加，亦能以大格局友好處理。
比如在疫情暴發初期，我們共有超過120位正在美國進行交流的學生被困當地。而隨著美國當地疫情的持續蔓延，這些學生的安危也成為了我們關心的頭等大事。更重要的是，兩個國家對待疫情所採取的防護措施相差很大，這加劇了在美交流學生被感染的危險性，一些學生家長對此也憂心忡忡。基於此，我們一方面向美方高校捐贈了1萬副口罩，另一方面也向美方坦承了我們的擔心。對此，美方表現出了相當程度的理解，在封閉校園時特許溫肯交換生仍可住在校園宿舍進行網絡課程學習，並對學生提供防疫物資及食物派送、緊急護理、心理諮詢疏導。
不僅如此，美方為了減少這些學生的感染風險，已經細心到安排專人替學生們收取快遞，並親自送到學生手中，這讓我們非常感動。
此次抗疫經歷也給我們一個啟示，那就是在中外合作辦學的過程中，我們固然要重視合作雙方在文化、理念上的差異，但如果我們能夠向對方展示足夠的誠意，絕大部分差異最終都能夠抹平。畢竟，理念差異可以通過制度規避，制度差異可以通過溝通解決，而溝通的基礎則在於彼此間的信任與尊重。
「家國情懷」不能忽視
《中國科學報》：展望後疫情時代，您覺得此次疫情對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進程會起到怎樣的作用？
王立：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需要明確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麼雖然現階段困難重重，但國際化依然註定是世界未來發展的大方向。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人類社會目前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如氣候問題、疾病問題等，都不是單一國家所能解決的，這已經為國際化提供了最基本的必要性支持。同時，國際化發展所必須解決的兩個問題目前也已經被攻克——現代通信技術和交通技術的發展，抹平了距離所帶來的難題，為國際化奠定了技術基礎，而英語的普及則幫助人們克服了溝通障礙。
因此，雖然此次疫情暫時性地阻礙了不同地區人們的交流，但以上真正影響國際化發展的因素，並沒有因為疫情而發生改變，這就決定了國際化依然是世界發展的大趨勢。而當這種趨勢投射到高等教育領域，就一定會產生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甚至可以說，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將是國際化整體進程中重要的一環，因為它培養的是年輕一代，培養的是世界的未來。
《中國科學報》：在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進程中，目前公眾也存在一定質疑，那就是當國內優秀學子藉助中外合作大學等平臺走出國門後，究竟還會有多少學生能夠學成歸國，報效國家？
王立：首先必須強調，目前我國的中外合作辦學雖然經過了一定時間的發展，但仍處於起步階段，很多學校的畢業生即使在國外，大多還處於求學階段。因此，從目前來看，這樣的擔憂和質疑不能說沒有道理，但為時尚早。
當然，我們也不能對此視而不見，需要未雨綢繆。在我看來，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在人才培養的過程中需要做的一項重要工作，便是在培養學生全球化視野的同時，孕育學生心中的家國情懷，使學生能夠樹立為國報效的志向。
當然，由於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本身的特殊性，我們的這項工作需要採取合作方能夠接受的方式進行。比如，作為一所中外合作大學，我們針對全體學生開設了具有特色的國情課，對學生進行相關的家國情懷教育。
再比如，在國內高校，輔導員往往承擔著一定的思政教育的職責，而中外合作大學中並不存在「輔導員」的職位設置。為了彌補這一缺憾，我們設置了「書院導師和成長顧問」制度，行政教工擔任「成長顧問」，每人負責對10名學生進行學習和生活上的輔導，我本人也兼任著這樣的職務。而在與學生的交流過程中，我們便會自然而然地將一些價值理念傳輸給學生。
《中國科學報》：目前，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模式是多種多樣的，您認為貴校這些做法是否適合於所有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
王立：的確如此，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性質、合作對象的不同，決定了其能採取的方式、方法也不盡相同，但有些內容卻是共通的。至少在我看來，選擇一個有家國情懷的領導者，才能做好這方面的工作，這一點任何機構都不會例外。
以我個人為例，我和我愛人曾在加拿大留學。當浙大需要我們的時候，浙大導師一聲呼喚我倆立即打包返程。因為早期留學海外的導師對這片土地的深深眷戀，感染了我們，也深深植入我們的心中。
事實上，在選擇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負責人時，人們往往關注的是候選者在國際化方面的資質，比如工作經歷、國際化視野，乃至於在世界範圍的人脈等，但作為要為我國現代化建設培養人才的機構領導者，無論怎樣「胸懷天下」，其內心一定要懷有一份「家國情懷」。如此，他才能夠在規劃機構發展路線，以及與合作方的溝通中，守住為國育人的底線，並將這份情懷外化為一種文化，在師生的心底種下家國情懷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