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上談兵》:中國古代戰爭技術的演化與邏輯|書評

2020-12-23 新京報

中國人對於歷史上的戰爭很感興趣,但對戰爭從技術上進行分析的作品卻非常稀少。這是最近幾年我研究中國古代戰爭時,發現的一個奇怪事情。這造成的局面是,人們習慣於將戰爭當成是偶發性的事件和指揮者的小聰明,卻無力對戰爭的產生、經過、發展,以及技術層面做出更精確的分析,看懂背後的邏輯。

在最近幾年出版的對戰爭的技術化演進進行研究的著作中,除了李碩的《南北戰爭三百年》,就是張明揚的這一本《紙上談兵:中國古代戰爭史札記》了。這兩本書都是希望透過紛紜複雜的現象,看到決定了戰爭天平的技術化變革力量,並思考各個王朝是如何打造戰爭機器和發展軍事技術,而指揮者又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技術優勢,尋找對方的漏洞的。

如果說李碩的書聚焦於號稱「華麗血時代」的南北朝,張明揚的書則繼承了前書的傳統,將戰爭的技術性邏輯從魏晉南北朝推向了整個中國歷史,進行系統性研究,希望從中總結出更加具有規律性的東西。

撰文丨郭建龍

《紙上談兵:中國古代戰爭史札記》,張明揚 著,漢唐陽光|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

火力和機動性:戰爭的悖論

雖然作者並沒有明確說明,但全書的一個重要主題是:中國古代兩千年的戰爭,事實上是在先進技術衝擊下,軍事家對於這些技術進行學習和發展出新戰術的過程。

戰爭的技術改進主要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火力,二是機動性。一個理想的軍隊,要求在火力最大化的情況下,也要讓移動速度最大化(機動性),只要做到這兩點,軍事家就有了制定豐富戰術的資本,從而在戰場上爭取主動。

火力的改進主要是新型武器和材料的使用,包括鐵器取代銅器,更加強硬的弓箭(或者連射弓弩)的引入,人和馬匹的裝甲產生的衝擊力,以及火藥的使用及其不斷湧現的改進型火器等等。

而機動性則主要體現在馬匹的使用,以及步兵、車隊和輕重裝騎兵的配置。

但不幸的是,火力和機動性之間卻有矛盾,每一個時代的人對這兩者的追求都是無限的,但最後,人們總是發現兩者都無法達到完全理想狀態,在戰爭中總是捉襟見肘:為了追求速度,往往不得不犧牲火力,要想提升火力,必須配備大量的後勤,這又會犧牲速度。

雖然在每一個時期,技術的進步都會讓其中一個或者兩個因素得以提升,但軍事家依然受到火力和機動性悖論的影響,無法做到隨心所欲。只有那些能夠將兩者折中做得最好的人,才能在戰場上展現出巨大的戰術優勢。

作者將火力和機動性的討論帶入到具體的戰爭之中,再加上地理、後勤、戰術等多重因素,一共討論了中國歷史上從長平之戰直到清廷平定準噶爾之亂的十三場戰爭,這些戰爭大都處於技術化或者戰術革新的節點上,從而造成了超過戰爭本身的歷史影響。

傳李公麟繪《免胄圖》,這幅畫描繪了唐代名將郭子儀為表誠信,脫下甲冑,便服輕裝與回紇可汗會面的情景。

技術邏輯:戰爭的演變史

從火力和機動性兩個方面看中國的戰爭史,呈現出了強烈的韻律性。在書中,作者也給出了一定的總結。而韻律的產生,又和馬匹、馬鐙、弓弩、刀具、火器等歷史性的發展有著必然的聯繫。

戰國之前,戰車在戰爭中往往扮演重要角色,但隨著北方騎兵技術的普及,產生了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改革,這次改革以提高軍隊的機動性為宗旨。然而,由於當時馬鐙還沒有產生,騎兵在馬背上無法實施更穩固的打擊,導致騎兵在火力上又有著很大的弱點。

戰國時期的另一個趨勢則是步兵方陣取代戰車,這是為了增加方陣的厚度,提高火力,但由於方陣裝備的笨重,卻又犧牲了機動性。

在長平之戰中,由於趙軍處於守勢,缺乏野戰條件,無法體現騎兵的機動性,反而把火力不足的特點暴露給了秦軍的步兵方陣,使得趙軍騎兵在長平之戰中隱身,而步兵比拼中又不敵秦軍,陷於完敗。

到了楚漢相爭時期,項羽的騎兵在彭城之戰中發揮了機動性的特點,擊敗了劉邦更加緩慢的步兵。但劉邦隨後也建立了騎兵部隊,以騎制騎,戰勝了項羽。

隨著漢朝的強盛,養馬事業的發展,漢武帝時已經可以組織起大規模的騎兵部隊與北方的匈奴相抗衡。在機動性相當的前提下,就到了將軍們發展戰術,研究火力使用的時代了。

騎兵的主要火力是弓箭,但是,漢代的衛青和霍去病卻發揚了另一種從步兵方陣移植的戰術:利用騎兵的正面衝擊,擊潰對方的陣型。這種戰術在短時期內發揮了巨大的優越性。

但是,由於古代南方王朝養馬的難度,當經過幾次戰役導致馬匹死傷太大時,漢朝也就失去了機動性。但與此同時,漢代還發生了鐵器、弓弩等多方面的火力革命,這使得漢代的步兵在與遊牧民族作戰時依然保持著一定的特長。

到了三國時期,以諸葛武侯的北伐為例,北方的曹魏繼承的是騎兵部隊的機動性,而作為南方政權的蜀漢則強調後勤的機動性(木牛流馬)和火力(諸葛連弩和陣型)。

兩晉南北朝時,中原王朝為了抵消北方遊牧民族的優勢,終於有了一項突破性的技術發現,足以影響之後一千多年的世界戰爭史。隨著馬鐙的發明,騎兵在馬上作戰的優勢被放大了,之後,所謂的機動性和火力的悖論更多地體現在輕騎兵與重騎兵的較量上。北朝的騎兵為了追求火力,發展出了重騎兵,重騎兵的出現,解決了之前騎兵與步兵方陣對抗中,騎兵不容易突破步兵方陣的缺陷。利用重騎兵對抗步兵方陣成為可能。

但隨後,人們發現重騎兵雖然厲害,可是輕騎兵卻可以運用閃電戰將重裝騎兵擊敗。於是出現了步兵方陣、輕騎兵、重騎兵三方面的相生相剋關係:輕騎兵結陣能力差,很難擊破密集的步兵方陣,重騎兵無法比擬輕騎兵的機動性,卻又是克服步兵方陣的利器。唐代早期的勝利,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拋棄了北朝遺留的重騎兵,效仿突厥建立了輕騎兵部隊,橫掃北方。

從唐代後期開始,人們再次聚焦於火力的開發,對刀具和弓弩進行著持續的改進,直到北宋產生了當時的強力武器:神臂弓和斬馬刀。這兩種武器針對於騎手和馬匹都形成了巨大的威脅,並在南宋王朝剛建立不久,幫助嶽飛完勝了金軍的重裝騎兵。

最後,蒙古人作為騎兵戰術的集大成者,將戰場的機動性發揮到了極致,與此同時,他們引入的投石機也解決了攻城的問題,在火力上有了巨大的提升。但到這時,科技力量再次給戰爭帶來了另一次巨大的技術革新:火藥,於是戰爭就到了火器時代。

火器幫助明朝和清朝在建國初期確立了優勢地位,卻又由於王朝的惰性,而將優勢拱手送人。到了19世紀,另一次技術革命,或者稱為機器革命,讓戰爭在火力和機動性上都有了全新的概念,這次革新,終於讓世界戰爭史進入了另一個層面。

郎世寧《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之「烏什酉長獻城降」。

由外向內:軍事邏輯的轉向

在讀到最後一部分,作者的一個問題卻足以引起人們的深思,那就是:明清這兩個朝代在建國初以軍隊善於使用先進技術而聞名,但為什麼卻都在後期走向了故步自封,不肯沿著武器和戰術革新的道路走下去,反而越來越陷入了僵化的死胡同呢?

比如,明代初年就組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支專用火器部隊神機營,這支部隊配有世界領先的火銃。由於神機營的存在,明軍配備火器的部隊約佔所有部隊的10%,這是一個相當令人吃驚的比例。在明成祖對蒙戰爭中,火銃甚至可以接連貫穿兩人後,再將戰馬擊斃,表現出了出色的火力。

在戰術上,明軍圍繞著火器也開發出了一系列新型的戰術。比如,由於火器射擊頻率慢而發明了輪射戰術,再比如火器與騎兵的協同戰術等等。這些戰術成了軍事中勝利的保障,也是全世界領先的。

但到了明英宗時期,隨著戰術革新的停滯,火器與騎兵的協同被割斷,導致了明朝在土木堡的慘敗。明朝中期,雖然有倭寇、西方人到來等事件影響,但明朝的火器和戰術的發展已經落後於西方。

到了清代初年,滿洲部隊又可謂最善於學習先進技術的部隊,他們在被明朝的紅夷大炮擊敗後,也迅速引入了這類大炮,並發展出相應的戰術,不僅在與明朝作戰中,甚至在與俄羅斯作戰中也不落下風。清軍的大炮是多樣化的,除了引進,還進行了多方面的仿製和改造,在雅克薩之戰中就有「神威無敵大將軍炮」、「神威將軍炮」、「龍炮」、「子母炮」等,重量由重及輕,口徑由大及小,形成了多種規格。

但是,隨著雅克薩之戰和平定噶爾丹之後,清朝進入了歌舞昇平之中,技術也不再改進,到了1840年已經完全落後於技術和戰術的革新。

那麼,為什麼在短短的一百多年裡會發生這麼大的變化?作者也總結了其中的教訓,認為康熙時代中國火器達到了巔峰之後,偏偏也是從那時開始,皇帝的目光由對外防禦和擴張,轉向了內部穩定;而維繫穩定所要求的不是革新,而是限制民間使用和研發火器,不僅僅是不準研製,還把有關兵器科學的書列為禁書。這種做法直接導致了中國的戰爭技術的落後。

中國古代的大一統王朝往往都存在這樣的轉向,一旦政權穩固,社會繁榮,皇帝考慮的首先是限制民間的進取心以維繫靜態穩定。

但是,從戰略發展的角度來說,從明清時代以轉向內在的方式維繫靜態穩定,到工業革命後,在經濟和科技繼續發展的同時,產生動態的穩定——如何實現這種現代性的轉向,是作為戰爭史研究者必須思考和回答的重要問題之一,也決定了戰略研究發展的走向。

撰文 | 郭建龍

編輯 | 李陽 李永博 羅東

校對 | 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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