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園五先生」及「嶺南詩派」的生成

中華讀書報 2020年1月15日

廖可斌

   二十世紀90年代中期，我曾在香港一所大學訪學。一天，我對一位講授中國古典詩賦的先生說，你們香港人和廣東人都講粵語，教習中國古代詩賦恐怕有所不便吧。只見一向溫和的老先生凜然作色道：完全不是這樣！粵語保留了入聲，而且分為陽入、中入、陰入，平、上、去三聲也都分陰、陽，因此共有九個聲調，比普通話的聲調豐富多了。用粵語吟誦古典詩賦，能體驗到更優美的音韻效果。我當時深為自己的無知和唐突感到羞愧，同時也慶幸因此對粵語與古代詩賦的關係獲得了新的認識。後來我發現，從近代到現當代，研究中國古代音韻的著名學者，多出於方言資源比較豐富的湘、贛、閩和兩廣地區。不僅如此，近代以至現當代，上述地區民眾中喜歡寫作舊體詩詞者的比例也明顯高於其他地方。這種狀況的形成，應該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也可能與這些地區的人士對古代語音有一種天然的敏感有關。粵人好吟誦，而且其創作風格獨具特色，已構成一道引人矚目的文化景觀，但它並非現在才出現，而是淵源有自，其直接源頭至少可追溯至元末明初的「南園五先生」開創的「嶺南詩派」。

　嶺南在中國古代總體上屬於開發較遲的地區。在文學藝術方面，至盛唐時代始有著名詩人張九齡（678-740）傑然挺出，而後又後繼乏人。雖晚唐的邵謁和陳陶、北宋的餘靖、南宋的崔與之和李昴英等都有一定知名度，但影響皆有限。當時嶺南文化的主體，還是貶謫到此的外來文人。整個元代，嶺南更無一人登進士第，也沒有出現過重要文學家。至元末明初，以孫蕡、王佐、黃哲、李德、趙介「南園五先生」為核心的嶺南詩派崛起，才徹底改變了此前嶺南本土詩人寥若晨星且多以個體形態存在的局面，嶺南文學才正式形成了自己的陣營和系統，在全國文化版圖中獲得了獨立地位。此後相繼出現的明中葉嘉靖年間的「南園後五先生」、明末清初的「南園十二子」、晚清近代的「南園近五子」和當代的「南園今五子」等，均繼承「南園」傳統，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傳承時間最久的地域詩派。在這六百年裡，「嶺南詩派」一直是嶺南文學發展的主流，而「南園」傳統又是貫穿其中的血脈和靈魂，因此毫無疑問，元末明初「南園五先生」及「嶺南詩派」的出現，在廣東地域文學與文化發展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

南園坐落於廣州城文明門之南，今文德路，是元代廣州城內的一座著名園林，現闢為中山圖書館南館-市立中山圖書館舊址。明洪武（1368－1398年）初，孫賁、王佐、黃哲、李德、趙介等五人在這裡創辦南園詩社，南園因而出名，人稱「南園前五子」也稱「南園前五先生」。

　將「南園五先生」及「嶺南詩派」放在元末明初特定的歷史文化環境和中國古代文化格局變遷的大背景中來看，它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國古代文化的格局總體上呈現重心由西向東轉移、由北方獨領風騷向南北並峙演變的趨勢。中唐以下特別是兩宋以後，隨著南方得到進一步開發，這一進程有所加快。包括「南園五先生」及「嶺南詩派」在內的一系列文化現象的出現，都是這種總體趨勢的產物。元末明初「南園五先生」及「嶺南詩派」的出現及其消歇，又與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文化環境有關。中國自古幅員遼闊，各地文化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且各具特色。在整個國家處於分裂狀態、或雖然統一但沒有實行強有力的統一文化政策的時期，這種差異和特色就會更加凸顯。元朝雖然統一了全國，但蒙古統治者對文化不太重視，作為各地之間文化交流主要渠道的科舉考試也長期廢置不行，於是各地文化分頭發展。及至元末紅巾軍農民起義爆發，朝廷失控，各地割據勢力興起，當地文人依附於地方軍閥，形成了一系列地方文人群體，如依附於朱元璋集團的浙東文人群體、依附於張士誠集團的吳中文人群體、依附於陳友定集團的閩中文人群體等。「南園五先生」就是依附於當時割據廣州的何真集團的一個文人群體。雖然早在元至正十一年（1351）左右，孫蕡、王佐、黃哲、李德等人已在「南園」結社，但至正二十三年（1363）何真自惠州出兵奪取廣州後，開署求士，孫蕡等均入藩府任職，並受倚重，這個文人群體的地位和影響才得到進一步加強。明王朝統一全國後，實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高壓的文化政策，上述各個文人群體獨立存在和發展的客觀環境不復存在，於是相繼星散。洪武元年（1368）四月，廖永忠入廣州，何真請降；洪武三年（1370），孫蕡、李德等被薦入京任職，此後不久即因故被殺，該文人群體的其他成員也各奔東西，「南園詩社」遂告消歇。總之，元末明初「嶺南詩派」的興衰，與當時社會歷史文化環境的變化密切相關，是當時文人命運及文學思潮發展變遷的一個縮影。

　綜上所述，無論是考察廣東地域文學和文化發展史，還是探討元末明初文學與文化的發展變遷軌跡，深入研究「南園五先生」及「嶺南詩派」都是非常必要的。前哲時賢對此已多有論述，而陳恩維教授的新著《文學地理學視野下的明初嶺南詩派研究》，堪稱該領域的一項總結性和開拓性的重要成果，我認為它有如下特點：

　第一，本書對該領域的學術研究史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梳理，對相關研究成果作出了客觀準確的評價。學術研究一般應該「接著講」，而非「從頭講」，新的研究應該在全面梳理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這樣才能避免重複和倒退，才能真正推進學術的發展。這個道理很簡單，但並不是每個研究者都能做好。中國人口多，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也多，幾乎沒有哪個領域沒有人研究過，很少有所謂真正有意義的空白留下來。這就對人們開始新的研究形成了挑戰。於是有的人乾脆無視已有相關研究成果，自說自話；有些人雖然也做了學術史梳理，但或多有遺漏，或評騭失當。本書則對古往今來關於「南園五先生」和「嶺南詩派」的研究成果進行了全面檢視，對它們的貢獻和不足作出了細緻的分析和公允的評價，在此基礎上確定了研究的思路和目標，體現出嚴謹求實的優良學風，也展示出因長期沉潛於該領域的探索而具有的學術自信。這份學術檔案並非多餘，它不僅構成本書的研究起點，也為其他學者進一步研究提供了豐富信息，本書也就成為從事該領域研究繞不過去的一座裡程碑。

南園原址文德路市立中山圖書館舊址、孫中山文獻館，故地明初臨珠江。孫賁有詩云：「昔在粵江曲，南園抗風軒，群英結詩社，儘是琪林仙。」「南園五先生」倡導捍衛詩騷傳統，高揚漢魏遺風，「開有明嶺南風雅之先」(屈大均《廣東新語宮語》)與「吳中四傑"高啟、楊基、張羽、徐賁等的詩歌實踐，匯成了一股強勁的「南音」蜚聲海內。

　第二，材料豐富，考辨詳實。陳恩維教授長期關注本課題，廣泛收集相關文獻，對「南園五先生」的生平和著述、「南園詩社」的始末、「嶺南詩派」的發展源流等都作過精審的考辯，已發表許多高質量的前期成果，為本書的寫作奠定了堅實基礎。如他收集了明清以來刊刻的孫蕡《西庵集》7個版本、《南園五先生詩》6個版本，對南園五先生的作品進行了進一步輯佚；綜合利用各種文獻，釐定了孫、王、黃、趙四人的生卒年，編制了詳細的《南園五先生年表》；考證出南園結社在元末至少有兩次，相關的歌酬唱活動延續到了明初；根據首次發現的趙介行狀及佚作，找到了趙氏參與南園詩社的直接證據，從而解決了本課題研究的若干關鍵問題。

　第三，縱橫結合，個案研究與整體研究相結合，體系完整。本書首先考察了明以前嶺南形象的變遷與嶺南文學的發展歷程，揭示了元末明初「南園五先生」及「嶺南詩派」生成的文學背景和文化淵源；全書主體部分既注意探討「南園五先生」的思想和文學創作風格的共性，如「音韻鏗鏘，情思悽愴」等，又細緻分析了他們各自的個性特徵及其在不同時期的發展變化，如李德思想頗有理學色彩，趙介則受道教思想影響頗深，孫蕡的文學創作經歷了由「山林之文」到「臺閣之文」再到「江湖之文」的演變過程等；既以「南園五先生」為關注的重點，又延伸開去，對圍繞在「南園五先生」周圍的嶺南文人群體進行了全面觀照，展現了元末明初「嶺南詩派」的全貌；既描述了「南園五先生」的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學思想和對嶺南的地域書寫，又考察了六百年間「南園」傳統的傳承和「嶺南詩派」的流變。毫無疑問，這是迄今為止對「南園五先生」及元末明初「嶺南詩派」研究最為全面系統的一部著作。

南園前五先生詩南園後五先生詩

孫蕡，字仲衍，號西庵先生，廣東南海平步（今順德平步鄉）人。生於元至元二年（1337年）。

王佐，字彥舉，人稱聽雨先生，祖籍河東（今山西永濟縣），出生於元至元三年（1337年）。南園五先生中，王佐的名氣僅次於孫蕡。黃哲，字庸之，人稱「雪篷先生」，元番禺（今廣州市）人。是南園五子中，最早為朱元璋所招用的，黃家世代為荔灣大姓。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自號採真子。因曾任洛陽長史，人稱李長史。他出生於元末，居家苦學，博覽群籍，工於文詞，尤邃於經學。

趙介，字伯貞，番禺人，生於元至正三年（1343年）。博通六經，對星官醫卜、佛老之書，無所不究，多才多藝，詩學一門造詣尤深。是南園五子中，以布衣終老的。作者：孫蕢、歐大任等著 / 梁守中、鄭力民點校
中山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1990  嶺南叢書

　第四，思考深入，富有創新意識，為地域文學研究的理論建構作出了重要貢獻。現在地域文學與文化研究是學術界的一個熱點，但很多研究成果都流於泛泛介紹，缺乏理論和方法上的自覺意識。本書不滿足於對地域文學現象的描述，而是力圖在地域文學與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上有所開拓，挖掘嶺南詩派所具有的特殊樣本意義，對弱勢文化區域文學流派的形成機制、文學景觀與地域詩派形成之間的關係、地域文學傳統的傳承規律等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如第五章中指出，「南園五先生」的嶺南地域書寫，「不斷伴隨著一種文化和審美的發現。其語義經由以家鄉風物為中心的地方生存的層次，進入到以人文景觀為中心的地方記憶層次，再進入到以文學空間為中心的地方認同層次，最後進入到了以生命共同體為中心的美學家園的層次。南園五先生的地域書寫表徵的地域文化內涵和文化特徵不斷深化、不斷明確，因而能夠形成鮮明的地域特色，並在嶺南文學和文化史上產生持久的認同與影響」。對地域文人群體的地域書寫作出如此精微而清晰的分析，在已有的地域文學與文化研究成果中是少見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範式性意義。

　陳恩維教授和我同為湘人，又都離開了家鄉。他先至東吳再至嶺南，我則先去浙江再來北京。不約而同的是，他以「嶺南湘客」為號，我也曾以「楚客」為筆名，這裡面自然包含了對故鄉的懷念，也算是一種地域文化認同，同時也蘊含了客居他鄉的漂泊感。但以一個外來者的眼光，打量一種新的地域文化，進而探尋它的內在脈絡，不斷有令人驚喜的發現，有時會顛覆自己原來想當然的猜想，也是一件饒有趣味的事情，陳恩維教授對此或也與我有同感吧。承他不棄，命我為其新著作序，故聊書讀後感如上。

　本文為《文學地理學視野下的明初嶺南詩派研究》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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