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條條大路通羅馬」，古羅馬帝國可謂是西方文明史的巔峰，法律制度、理性精神、商業文明，無一不讓後世垂範。
「秦時明月漢時關」，遼闊的疆域、燦爛的文明，漢朝的盛世氣象也是中華在數千年的歷史歲月中一座瑰麗的奇峰。
漢朝與羅馬，大體在同一歷史分區興起，佔據歐亞大陸兩端，各自代表一方的文明最高水平。二者都是在東西文明在「軸心文明」定型時最具典範新的代表。
對比漢朝與羅馬，當中的相似與差異總會有種迷人的張力，激起人們的無窮遐想。
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有學術大牛涉足於此。社會學奠基人馬克斯韋伯在其巨作《儒教與道教》中，將羅馬的土地法變革和中國的公田與私田進行對比。而民國時期，中國的歷史學者也對此有濃厚興趣。
「東西文明孰得孰失，孰優孰劣」成為錢穆先生一生研究的事業。羅馬與漢的對比也是他在探究東西文明「優劣對比「時，繞不開的話題。
漢朝與羅馬，這兩座矗立於軸心文明高峰，如若相遇，誰又能勝過誰？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要支持一場戰爭的發動，最離不開的就是一個字——錢。武器裝備要錢，採購糧草要錢，僱傭軍隊要錢……兩軍交戰，最讓後方頭疼的可能就是一個問題——戰爭費從哪找？
羅馬帝國和漢帝國的戰爭經費來源很不相同。
「以戰養戰」，或許能比較好的概括羅馬帝國軍費收入的來源。
羅馬帝國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戰爭起家的。回顧羅馬的發家史，就是一部戰爭史。共和國時期的羅馬，為了爭奪地中海西部的統治權，不惜與佔據西部沿海地區的迦太基展開多場戰爭。
羅馬和迦太基對於霸權的爭奪戰爭，史稱布匿戰爭。布匿戰爭時間跨度大，所需人力物力也巨大。巨額的戰爭開銷使得羅馬當政者犯愁。
羅馬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對羅馬人所納稅款。但面對戰爭，常規的稅收難以滿足所需。因此，羅馬的當政者們想到了一個主意——先借後還。
若以我們今天所熟悉的事物形容，羅馬的這一行為像是在進行「國債」發行。以國家信譽為擔保，政府向民眾借款，投入到國家大型項目的建設，而後再以項目所獲利潤，返還與民眾。
在布匿戰爭期間，羅馬以政府的名義向民眾借款。借得金額達到原來每年稅收的25.5倍。戰爭結束後，羅馬獲得了巨額的財務賠付。掠奪而來的財款，不僅完美cover了戰爭開銷，還使得羅馬人變得更加富裕。
對於羅馬而言，戰爭更像是一種投資手段。雖說本金投入極大、風險極高，但回報卻十分可觀。
羅馬在進行東擴時，與位於東地中海的馬其頓王國發生了四次戰爭，史稱馬其頓戰爭。在場戰爭中，羅馬收穫巨大。
羅馬掠奪1.2億塞斯退斯。這還只是單筆收入。在之後的一段時間內，馬其頓每年流入羅馬的款項達到了2400萬塞斯退斯。光看所掠奪的金額數據，大家可能感受不太深。但換一種說法，或許就能領會到這筆金額是多麼的巨大——在馬其頓戰爭之後，羅馬人不需要再繳納稅收了。
戰爭掠奪，不單使得羅馬人一夜暴富，還推動了羅馬公共設施的建設發展，以及文化生活水平的飛躍提升。
戰爭中得來的錢財，被投入到各類公共設施的建設當中。劇場、戲院、公共澡堂、鬥獸場、輸水管道……各類建築設施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羅馬的疆域內。戰爭的最大受益者——元老、騎士，為了繼續取得公民的支持，發散錢財，為大眾舉辦各種比賽。
「馬戲與麵包」，羅馬人的精神需求與物質需求都在戰爭所獲利潤的資助下，得到極大的滿足。
「靠天吃飯」是漢朝的戰爭經費來源的重要特點。中國古代以農立國，國家經費主要來自農業稅，而這其中的大部分是從廣大的農民那裡徵收的。所以，農民收入的多寡直接關係到國家財政。
然而，在當時耕作水平的限制之下，農民所獲得收成本就有限。
戰國時期，魏國名士李悝在勸諫魏文侯時，曾向君主就普通農民的收支算過一筆帳。百姓的收成，在繳納賦稅，解決溫飽，完成祭祀節祭之後，就已所剩無幾 。而後的賈誼，晁錯都給出過相似的意見——正常年景下，農民們只能勉強滿足衣食。
正常年景，農民尚可維持溫飽生活。但若遇天災人禍，則難以為生。
國家稅收中，有相當一部分會供予軍用。軍人的衣食供應、傷病治療、死傷撫恤都需大筆的開銷；軍事裝備，武器修繕，邊防建設又得花出一筆錢。但這些只不過是常規的養軍費用。若是戰時，費用可就更大了。
漢武帝窮兵黷武，極為好戰。漢朝的經費不斷在燃燒。
「外事四夷，內興功利」，漢武帝時期軍費開銷數目巨大，再加上興修水利，救濟災民的費用，所花經費難以估量。一方面，財政經費在不斷投向戰爭開銷這一無底洞；另一方面，財政收入卻不見增長。
據桓譚在《新論·譴非》的記載，稅款在由地方轉交上國庫時，還需要在郡國這一層扣除一定費用。因此，最終進入國庫的賦錢總數並不可觀，財政困難也時常發生。
據《漢書·食貨志》記載，在衛青連歲出擊匈奴後，大司農（即古代財政部）手頭十分拮据，無錢可用，以至難以供養軍隊中的士兵。
當然，漢武帝不會坐以待斃。為防國庫空虛，他主動求變，他採取了商人的建議，實行鹽鐵專營和向工商業徵稅。
漢武帝依靠大商人孔僅、東郭鹹陽和桑弘羊等，制定出一系列有利於國家工商業發展的政策並貫徹執行。最後，不僅成功緩解財政危機，還助力西漢不斷發展。
提到中國最著名的邊防工程，莫過於長城。我們都知道，長城位於中國北方。可是為什麼長城要在這裡建立？
這與中國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
中國地處亞歐大陸東端，東面和南面被海洋包圍。正南和西南是所謂百越之地，當中多是少數民族居住。且西南多為山區，交通不便，少數民族不足以構成對中原王朝的威脅。
漢帝國邊防最大的危機來自於北面和西北面。
從中國的東北到中亞草原，亞歐大陸上橫亙著一條著名的遊牧帶。我們常聽到的匈奴、突厥，都是歷史上活躍於這一帶的最著名的遊牧民族。
由於自身所處生存環境較為惡劣，這些民族若是自給自足，通常難以為生。因此，掠奪成為他們的生存方式之一。而富饒的中原王朝，則成了他們掠奪的主要對象。
中國西北部高山、沙漠、戈壁綿延不絕。而這正為遊牧騎兵提供了絕佳的地勢條件。他們熟悉沙漠、草原、山林，因此，一旦需要就可以瞬時集合隊伍，形成一支騎兵大軍，移動迅速，進行戰鬥，而一旦正面遇上集合整齊的漢軍，他們即可立即解散、逃避，消失的無影無蹤。
他們可以靈活地分作小股隊伍，入塞侵略，打了就跑，搶了就跑。「獸聚而鳥散」是極為貼切的形容。
陣列排序的漢朝軍隊，對這群「遊擊」選手實在是無可奈何。有敵方來犯，等漢軍集合起來，對方早已消失；如果深入追擊，漢軍又會因為環境不適應以及道路不熟悉而錯過戰機。
為防禦西部進犯，早在戰國時期，中原地區政權就已開始修建長城。漢武帝時期，為防禦匈奴，漢武帝組織修建了河西長城。
中國早在秦王朝就已經建成大一統帝國，有了明確的劃分，疆域邊界明晰。但羅馬帝國則有所不同。
羅馬具有鮮明的擴張傳統。在共和國階段，羅馬的統治者都在努力向外擴張。羅馬的疆域邊界也隨之不斷變化。但在奧古斯丁當政時期，則更偏好穩健的作風。
一方面，羅馬已處於軍事擴張的高峰，且羅馬具有足夠實力以非武力的解決軍國大事。同時，軍隊遠徵帶來的利益遠無法彌補社會動亂帶來的傷害。由此，奧古斯都採取更為溫和的邊疆政策。他將自然的地理限制單過帝國永久的防線——西部大西洋，北面萊茵河和多瑙河，東面南面的沙漠構成了羅馬的自然邊界。
縱使在懷柔的大背景下，羅馬還是將徵服的矛頭指向北部不列顛。不列顛地區人員散漫，因此羅馬帝國沒有耗費過多力氣就將其收復，納入了行省之列。
然而，羅馬人在不列顛地區加重稅收和徵兵，甚至將帝國祭禮的負擔也強加在貴族頭上。這邊引起當地居民的不滿。騷亂持續發生。
為更好控制不列顛地區、防止騷亂。哈德良時期，一堵長城在蘇格蘭北部立起。
河西長城與羅馬哈德良長城的建立，同時具有多重效益。
一方面，它起到疆域標誌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即可用於防禦，又可作為進攻基地。此外，它還具備保護經濟秩序的作用。
西漢與匈奴之間的對立是修築河西走廊的基本原因。同時，長城不只「御外敵」，還起到防止百姓出逃，控制境內人民的效果。河西長城縮小了匈奴農業活動的範圍，阻礙了漢匈之間正常的經濟往來，由此削弱了匈奴的經濟實力。
哈德良長城一方面具有標識邊境的作用，另一方面，則是羅馬帝國帶著傲慢態度，劃定的文明邊線。《奧古斯都傳》記載，「哈德良第一次築了長城……為了把羅馬人和蠻人隔離開來。」
馬克垚教授在《漢朝與羅馬：戰爭與戰略的比較》一書中，將羅馬和中國的戰略思想，分別概括為——擴張戰爭和統一戰爭。
是什麼原因，使得在東西兩方的土壤上孕育出如此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念？
羅馬人重視武力，與它的發展歷程密切相關。
起初，羅馬只是義大利半島上眾多城邦組織中的一員。通過戰爭實施吞併，羅馬逐漸擴張，到公元前3世紀中期，羅馬基本上統一了義大利半島。而戰爭傳統，也隨之刻入羅馬人的基因。
其中，掌握了羅莽政治決策權力的元老院成員，更是深受「武力價值」的影響。元老院成員大都為世家大族世代相襲，他們在戰爭的環境中成長。從事戰爭在對他們的教育中，佔據壓倒性地位。修辭、法學等文化教育對他們而言，僅佔據很小的一部分。在他們看來，只有不斷進行戰爭，才能爭取到光榮、榮譽、讚美。
羅馬人對武力的崇拜和執念，從奧古斯都·凱撒青銅像碑銘上的文字就可見一斑。碑銘通常翻譯為「業績錄」——奧古斯都為國家建立的各種功業。而在其中，大部分記載的是奧古斯都的戰爭功業。擴大行省邊界、建立殖民地、掠奪土地……這些戰爭與侵略都被羅馬人「驕傲」地刻在石碑上。
而在中國，從夏商周三代起，就以自認為是統一國家——「天下」。古代中國的天下觀建立在文化認同而非民族認同之上。對於古代中國王朝而言，蠻夷通過學習中原文化，能進而成為華夏族群，而一旦華夏民族失去了自身文化，它將倒退成為蠻夷。蠻夷與華夏的區分，在於華夏文明的習得。從某一個角度講，以文化作為衡量華夏和蠻夷的標尺，更能促進各族和平共處。
從周代敬天保民思想開始，中國逐漸發展出仁政學說，強調不忍人之政，強調道德教化。對待四夷，也希望能通過教化，使其歸服，而反對大張撻伐。「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仁義之師成為中國古代的長期觀念。
對仁義之師的推崇，蘊含對戰爭的消極態度。與奧古斯都刻石記功，讚譽自己戰爭功績截然不同，中國帝王刻石上，充滿了仁政思想。秦號稱虎狼之國，秦始皇更是出了名的「暴君」，但他的刻石上，強調的是「黔首安寧，不用兵革」、「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漢武帝開拓邊疆有功，班固為他寫的贊中，竟絲毫不提其武功成就，還批評說，如果「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那就是«詩» «書»所稱道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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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思薇 黃泓
觀點資料參考：
《漢朝與羅馬：戰爭與戰略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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